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立足于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谱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浓墨重彩的文化新篇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及其原创性贡献，需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
思想的内在理路是构成这一思想的逻辑脉络和理论骨架，对思想的内容体系起到重要的统摄作用，是把具体思想内容联系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有机整体的逻辑思路和主要脉络。习近平文化思想视野宏大、立意高远、博大精深，是涵盖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闻舆论宣传工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网络建设管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在统一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既包含着“体”的层面的重大理论突破，也包含着“用”的层面的创新性战略部署，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思想内容之“体”与战略安排之“用”相贯通的有机整体，以无比丰富的创见性论断、创新性成果、创造性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高度新境界，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思想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逻辑严密、脉络清晰、主旨鲜明的思想理路。从思想理路上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深入这一思想的内核，整体把握浸润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容体系的内在灵魂；需要追溯这一思想的逻辑脉络，深刻揭示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方法论原则；需要上升至思想立意的更高界面上，理解和体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的文明追求。
一、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灵魂
在特定的意义上，文化是人在实践活动基础上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凝结生成的精神性成果，它体现着人之为人的特有思维方式、价值旨趣和审美追求。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它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思想发展的水平和精神成熟的程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我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的集中体现。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其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宏大视野中加以考量，提出了诸如“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等一系列重要论断。这些重要论断把我们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科学认识推向新的时代高度，彰显了我们党在新时代对文化建设规律深刻的思想自觉和实践自觉。贯穿于这一系列重要论断之中的思想内核和精神支柱，就是坚定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灵魂。
为什么要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P349)文脉同国脉相牵，文运同国运相连。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特定时代的精神表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休戚与共，都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同频共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包含着文化的向度，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环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支撑和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文化之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所具有的能动性的精神指引、思想整合、社会调适和价值引领功能日益彰显。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现代化越是发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越是增强，对文化所具有的身份认同、思想凝聚、精神归属、价值支撑和方向引领的内在要求就越迫切，文化主体性的自我意识就越发自觉和强烈。文化安全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精神传承，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表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越是加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越是频密，文化的自我认同越是受到猛烈的冲击，文化自我认同的思想呼声就越是高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自我意识就越发自觉，对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要求就越加强烈。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反复揭示并验证了这一基本道理：一个没有坚定文化自信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丧失自己的民族精神独立性，丢失自己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标识，从而失去自我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文化个性，迷失自己的前进方向，最终导致历史悲剧的发生。因此，坚定文化自信不仅体现为一种内在而强烈的文化自尊，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精神凭依，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从而不断强大自我的精神根基。
正是植根于对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自觉，对现代化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高度自觉，对新时代文化使命和文化担当的高度自觉，习近平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这一富有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重大战略命题。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2](P1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了“四个自信”。2017年，“文化自信”被正式写入党章，并在202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被突出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阐述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3](P42)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我们党新的文化使命，并把“坚定文化自信”作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首要之点予以阐述。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文化自信的重要维度，并在“四个自信”的内在关系中，把文化自信视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将其作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来看待，从而体现出他对文化自信之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战略地位和特殊意义的深刻体察和深远洞见。2023年10月，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再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一“坚定文化自信”的理念，内在蕴含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之中。例如，习近平提出的“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论断，一方面用“文化基因”这一概念精准表达了在文化发展中一脉相传、代有赓续从而使自身保持主体性和统一性的最基本和最内在的活的文化传统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中华文明绵延而未断绝、屡经冲击嬗变而不脱底色、固本培元而又与时偕行的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断，则体现出对巩固和葆有中华文化主体性、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强大的战略定力、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深沉的文化担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断，彰显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的自信，体现出对自身文化传统内在生命力的自信，反映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创新创造活力和光明前景的自信。“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论断，则把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把文化自信的信心信念转化并提升到强大自身的文化实践的更高界面上，实现了文化自信的思想升华和价值跃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则体现出对文化魂脉与文化根脉内在契合、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解，表达了对在文化结合中巩固自身文化主体性、厚植中国道路文化底蕴和根基的高度自信。“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论断，精准捕捉了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深刻阐明了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志气、骨气和底气，集中展现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更加主动、更加强大精神力量的思想自觉与文化自信。总之，在博大精深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中，始终贯穿着“坚定文化自信”这一内在的灵魂，浸润并洋溢着文化自信的精神气象和思想风骨。
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以下维度给出了答案。首先，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来看，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饱经忧患而浴火重生，它所具有的强大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为坚定文化自信灌注了丰盈底气。习近平概括凝练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这些突出特性，集中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深厚底蕴和强大生命力，也成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底气、信心之根和信念之源。其次，从文化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政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在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党总是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谱写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熔铸的各具特质的精神丰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标识，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弘扬，逐渐充实扩大，乃至深厚充沛、绵远悠长，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浩然长卷，成为我们党在百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应对风险挑战从而始终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的不竭力量。最后，从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书写了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篇章，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体现出坚定的文化自信，并把这种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中。
二、坚持“两个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论断。他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4](P13)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坚持的“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向新高度新境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阐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P18)把“第二个结合”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提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3](P18)并首次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3](P18)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本质判断，是在价值观层面对二者高度契合性关系作出的理论界定。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科学认识，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思想认识的新升华。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在阐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础上，提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5]并对“结合”的前提、结果以及重大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发，并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5]从而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所达到的新高度和具有的特殊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坚持“两个结合”，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中华文明当代发展的内在要求，既是新时代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由之路，也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那么，如何看待“两个结合”的相互关系？“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是否包含着“历史实际”“文化实际”？如果“历史实际”“文化实际”内在地蕴含于“具体实际”之中，那么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及其特殊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以哲学的视野来看，“中国具体实际”并不仅仅体现为某一个单纯的方面，而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构成的复杂有机整体。构成“具体实际”的现实是实存和本质的有机统一，是具体历史的生成过程。因此，对于现实所蕴含的本质和必然性的东西，并不能依靠直观的表象、外在的抽象或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把握，必须借助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才能理解。由此，可以直观到的“现存”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本身，“具体实际”已经内在地蕴含着历史的传统和文化的基因，它们已经作为“具体实际”的内在深层部分并潜在地制约和规定着实际。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不是彼此互不相关、完全独立的关系，相反，“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是一脉相承、衔接递进的。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侧重解决的是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针对的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片面知性思维及其带来的抽象的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严重危害，重在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生命力，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侧重解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针对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态度及其严重危害，重在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赋予中国道路以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因此，“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文化“根脉”与“魂脉”在新时代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的内在生成。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作为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机械主义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中解放出来，从而真实地面向我们自己的问题与实际，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坚实的现实感，特别是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那么，“第二个结合”在传统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认识上再一次实现了重大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片面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抽象外在化认识中解放出来，从而使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的契合性和深刻的互补性，让我们在新征程上能够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汲取丰富的文化滋养，展开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说，“第二个结合”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推入更为内在、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准确把握了文化传承发展和中华文明演进跃迁的客观规律，回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文化吁求，体现了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高度自觉和文化担当。
坚持“两个结合”作为方法论原则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之中。例如，习近平强调要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又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成果；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深刻表达了对魂脉与根脉相结合的辩证理解；提出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之间交流互鉴，体现出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胸怀天下的气度紧密结合起来的宏大视野，等等。可以说，坚持“两个结合”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这一方法论原则体现为以下三个重要特征：第一，这一方法论原则体现为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守正就是要守住本和源，守住根和魂，守住原则和方向，守住自我的主体性。创新就是要提出新思想，进行新创造，寻求新突破，推动新进步。“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5]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守正这一前提和基础，创新就会失去根本和依托，就会迷失方向甚至犯颠覆性错误，导致自我主体性的丧失。守正不是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而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守主体性，坚守真理和正道，坚持立场、原则和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实现自我发展。创新为守正注入活力，是推动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没有创新这一动力之源，守正就会变成故步自封，就无法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从而导致保守落后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坚持“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把守正和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既强调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又创造性地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倡导通过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从而体现出辩证综合的哲学境界。
第二，这一方法论原则体现为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开放性的统一。习近平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5]有了文化主体性，才能拥有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我们的文化自信才会拥有根本性的依托，中国共产党才能拥有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才能厚植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才能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彰显我们的鲜明文化特性。坚持“两个结合”，其目的不是削弱而是要进一步强化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使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更加立得住、行得远，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使中华文化立场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坚守，使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文化开放性是一种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一种文化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然走向衰落。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以姹紫嫣红的丰富色彩。只有多样的文化之间相互开放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能推动文化的发展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滋养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坚持“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既要求巩固并不断强化自我的文化主体性，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又要求以胸怀天下的视野和格局，开放包容地充分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体现出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第三，这一方法论原则体现为明体与达用的有机统一。体和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多有“体用不离不即”“有体有用”等论断，常强调“万物有体有用”“用随体变”“体在用中”等辩证思想。体为本体，用即功用。坚持“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原则，阐明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及其规律的认识，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和新的论断，概括和总结了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升华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理解，是为“明体”；与此同时，坚持“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又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方式方法，它要求在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基础上，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提供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是为“达用”。坚持“两个结合”既实现了文化思想的创新，又引领着文化实践的突破，实现了体与用、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体现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
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追求
文化和文明是两个相近但又存在区别的概念。文明相对于文化而言，往往指的是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积极性成果，消极的文化糟粕并不包含在文明之内，同时，文明又体现为文化积累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时凝结而成的总体性成就，在具体的文明成果背后往往体现为一种文明的形态或类型。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理念、文化思想，也蕴含着深沉的文明追求、文明理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断，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概念，彰显了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积累创造的崭新文明成果的强烈自信，也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建设宏伟目标。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论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文明追求，而且也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追求，它既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积累及其总体性成就所要通达的文明形态，也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获得了它的现代化样貌和崭新的形态。可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表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自觉意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文明关怀和深沉文明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中华文明的绵延传承与赓续发展中走来的，是从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批判超越中走来的，是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走来的，是从回答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变革所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走来的。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表达。马克思在把握人类文明演进发展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进行彻底批判的基础上，展开了人类文明形态的科学构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沃土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和创造，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大地上生成的独特样本。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批判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于一体的崭新文明形态，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理念和文明原则，又赋予自身以中国特色。这一新文明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逻辑为中心；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非追求单一片面发展；坚持和平发展，而非扩张冲突；坚持交流互鉴，而非自我中心主义。再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代性形态。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历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和底蕴基础之上、在保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同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从而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然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结晶。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有机结合的产物，是经由“结合”而生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成果。现代化的发展与文明形态的生成内在相连，一种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必然蕴含并生成着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文明追求与文明成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蕴含的文明旨趣，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表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追求，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愿景，也昭示并引领着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两次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先后就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传承发展等重要工作召开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的政策方案，多次到孔庙、敦煌莫高窟、殷墟遗址等历史文化遗产考察，在很多重大国际场合阐明对中华文化、全球文明发展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中国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明确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等一系列重要的原则、方向和文化发展道路，从而为新时代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者简介：杨晓慧，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