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6年成立第一家银行——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工作已走过近百年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金融政策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
革命战争时期，金融是筹集资金的得力渠道。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银行机构；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等银行。这些银行发行货币，聚集了大量的金融资源，为弥补根据地政府财政收支缺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金融政策还是贯彻党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这些银行按照人民政权的政策发放信贷，扶持农业与工商业，助力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同时，人民政权严格管理金融业，积极开展对敌伪货币的斗争，保障了根据地的经济利益。
新中国成立初期，金融政策首先是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的“利刃”。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法定货币，严厉打击金银、外币投机，稳定人民币币值，确立了人民币的市场地位。人民政府出台严格的管理政策，整顿私营金融业，禁止业务投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根除了恶性通货膨胀。金融政策还是推进“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杀手锏”。人民政府改组改造私营金融业。推动私营金融业率先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银行运用差别利率与差别信贷额度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化。
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政策是国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化战略的“推手”。虽然固定资产建设依靠国家财政投资，但综合信贷计划也是贯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信贷配给手段。通过综合信贷计划，以定额流动资金信贷、季节性信贷等方式，金融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了重工业部门。金融政策还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最主要工具。国家通过扩大或缩减信贷支出总额，配合财政支出的扩张或缩减，调整基本建设规模，调整经济运行状况。金融政策也是国家维持物价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金融部门通过扩大投放或回笼货币的办法，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以稳定物价水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政策更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治国理政工具。在实施产业政策方面、执行金融政策的国家银行信贷投向具有风向标作用。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金融政策左右了金融资源的流向。在促进就业方面，金融政策通过优惠信贷等措施，鼓励市场增加就业岗位。在治理经济过热或促进社会投资方面，则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定向降低准备金率、特种存款、常备借贷便利，调控货币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坚持金融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
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金融机构即把发展生产当作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银行机构积极发放农业、工商业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等银行开展农业信贷、工商信贷业务，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严厉打击私营金融业大肆哄抬金银、外汇、物资等价格的活动，禁止在流通领域投机炒作，要求合规经营，支持他们向私营工商业提供信贷，引导其投资生产领域，为生产服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大力开办工商信贷、农业信贷业务。统一财经后，市场一度萧条。为激发私营经济活力，国家银行增加私营工商业信贷，支持扩大生产经营。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金融的职能与功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国家银行围绕生产、流通部门，聚集资金，发放工农业信贷，全面为实体经济服务。
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市场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强，但也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当金融业进行炒作股票、炒作楼盘、炒作农副产品、相互拆借自我循环等脱离实体经济情况时，政府立即出台金融政策，制止、纠正、引导金融业回归本源，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发展经济服务。
坚持维护金融运行的稳定秩序
货币币值基本稳定是金融稳定运行的基础。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银行发行货币时，都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作为发行准备金，并在纸币贬值时，采取限期收回纸币、增加银行发行准备金等办法，维护货币的信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等银行机构发行边币时，首先以法币作为发行准备金，另以政府掌握的物资、金银作为准备金。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地方银行货币发行量大增，也特别注重物资准备，尽可能地维持币值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诞生后，政府将能够掌握的物资作为发行人民币、稳定物价的准备。为了保持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基本平衡，政府采取必须以人民币现金纳税、增加国营商业贸易销售、发行公债等手段，有效回笼货币。20世纪60年代初期，商品短缺，货币流通量过多，物价上涨，政府通过增加高价商品的销售，回笼货币。改革开放后，在经济过热、物价大幅上涨时，政府采取减缩信贷规模、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等紧急措施，平抑物价，维护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
在维护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方面，外汇管理部门还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日元等货币竞相贬值时，我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极大地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信用。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努力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严格管理金融机构，才能保证金融业有序运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府整顿私营金融业，打击投机，将紊乱的金融推向了稳定运行的轨道。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加强金融机构的管理，保证国家银行按照国家计划发行与回笼货币，投放与回收信贷。改革开放后，政府与时俱进地改进管理各类金融机构的工具与手段，禁止国有银行违规发放贷款，禁止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注意甄别金融创新与金融科技创新，有效管理“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为深化改革开放创造了较好的金融环境。
坚持运用市场力量与政府政策调控金融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根治恶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平抑物价。在中财委统一领导下，贸易部门抛售物资，暂减收购；财政部门加强税收，募集折实公债。金融部门推出折实储蓄业务以吸收存款，及时收回贷款，并大力推动人民币下乡。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相互协调，中国人民银行得以及时回笼大量货币，一举扭转了恶性通货膨胀持续的局面。针对统一财经后出现的工商业萧条问题，政府安排国有商业部门扩大向私营企业的订货量，中国人民银行则及时放松银根，增发私营工商业信贷，灵活运用利率杠杆，促进了工商业的复苏。
计划经济时期，在特殊阶段，政府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调控金融运行。一是紧急控制机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例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应对物价波动，紧急冻结国家银行的机关事业单位存款，以减少现金支出。1960年实施国民经济调整时，紧急冻结机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以减缩财政支出，稳定物价。二是调控国家银行信贷支出总规模，调控货币投放，以调控金融运行。例如，1962年针对物价上涨、商品严重不足问题，严格信贷支出。1972年为应对市场紊乱、货币失控、物价波动，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严格控制信贷投放。
改革开放后，更加注重金融宏观调控，多次采取加强信贷管理、控制固定资产贷款支出规模、运用利率手段等措施，抑制总需求膨胀。如1984年、1988年出台多项措施抑制“经济过热”。
坚持及时有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
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风险主要是持续性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接连发生四次严重的物价上涨，人民政权面临巨大的挑战。党统筹全局，在极短的时间内根治了恶性通货膨胀，为恢复国民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计划经济时期，金融风险之一是价格上涨过快造成的社会风险。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货币发行过多，物资紧缺，以黑市价格为标志的物价涨幅很大，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金融风险之二是企业相互拖欠造成的债务链断裂的风险。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政府不得不下气力解决“三角债”问题，疏通资金运行渠道。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更是面临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威胁。一是部分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经营不善，被挤兑、倒闭，产生局部金融风险。二是在住房信贷支撑下，房地产市场鼓起泡沫，形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三是国际“热钱”涌入后带来的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役之一。党的二十大强调金融改革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任务重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