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有诸多观点， 较具代表性的可归纳为以下五种：

一是咨询型法治政体说。潘维认为：“政治改革的导向有两种选择， 一是民主化， 二是法治化。二者总有先有后，世界上从未有哪个国家能够二者同时兼得。民主与法治是可以兼容的，但民主化和法治化两个过程却从未共生， 因为二者的操作方向不同， 无法兼容。以法治为导向， 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比较适合中国特点。”并认为未来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咨询型法治政体，后者是一个由五大支柱构成的制度安排。这五大支柱是： 中立的文官系统， 自主的司法系统， 独立的反贪机构， 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 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他将这种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 (1)强调“法律”做主(rule of law)， 拒绝“人民”做主(rule of the people)； (2)强调法的正义性， 因而特别重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强调严格执法的重要性， 刻意增加立法的难度； (4)强调限制政府的职能和规模，造就有限政府， 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 从而鼓励民族的创造力； (5) 强调追求符合中华传统的秩序和自由。

二是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康晓光提出了建设合作主义国家模式的设想， 指出合作主义国家的基本公式是： 权威主义政治+自由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作为一种现代阶级分权体制， 合作主义国家奉行“自治”、“合作”、“制衡”与“共享”等“四项基本原则”。合作主义国家的首要原则是权力、资本、知识与劳动都实行自治。所谓“权力自治”，就是实行权威主义政治， 统治集团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 主观上只对自己利益负责， 客观上对全民和国家负责。官僚队伍的成员主要来自知识阶级， 通过考试制度连接知识阶级和统治阶级；所谓“资本自治”就是市场经济加法治， 即通过市场机制和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法治，建立资本自治； 所谓“知识自治”就是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 所谓“劳动自治”就是在自由结社的基础上，组建具有垄断性代表权的功能性社团， 劳动者通过这些组织参政。“自治”是为了有效的合作。合作的政治模式是多方协商或谈判体制， 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共同制定公共政策，政府以中立的态度主持阶级谈判。通过谈判解决社会冲突。合作主义国家理论希望促成自由与平等的妥协与均衡。

三是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王绍光、胡鞍纲等人认为， 中国的政治转型应当着眼于强化和改善公共权威并使之民主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权威。换句话说，应当将现有国家机器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大力加强国家制度的薄弱环节， 建立一个有很强的良治能力的政府。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当围绕国家能力进行。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 调整党和国家的关系，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 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简言之， 中国需要第二代改革战略， 即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

四是增量民主说。俞可平提出增量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这一思路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强调民主的程序和实现程序民主； 二是高度重视民间组织和公民自身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推崇法治， 依法治国， 依法治党； 四是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五是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动态的政治稳定体制。

五是民主的法治型体制说。王贵秀认为， 原有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体制， 建立起“民主的法治型体制”。

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