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研治中国近代史，毛泽东起了决定作用。1940年夏秋之间，范文澜应邀至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讲演中国经学简史，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方法对影响中国长达两千余年之久的经学进行系统的清理总结，论述了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经学在近代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走向衰亡的必然性。毛泽东亲临听讲，并致信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1] 这封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从革命斗争的现实意义出发，尤为注重对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这无疑对范文澜的治学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范文澜将讲演提纲整理后，以《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为题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其中“山穷水尽的经学——鸦片战争以后”一节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做了简略梳理。据范文澜后来提及，他收到毛泽东此信以后，才下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 [2]

毛泽东对中共组织研究近代史有直接布置和推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3] 194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规定高级、中级干部学习“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 [4] 。显而易见，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明确中国的国情，国情即历史，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它是规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目的、前途、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首要前提。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重点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并提议中国近百年史各专门史的研究做如下分工：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史（陈伯达），哲学史（艾思奇），文学史（周扬）。 [5]

如此明确地将中国近百年史研究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加以布置，自与国、共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密切相关。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假陶希圣之手推出《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将中国近代以来国势陵夷的根源归结于“不平等条约”，以之为颂扬“改订新约”张本；将国民党、蒋介石标榜为中国近百年史的中心，对中共着力批判。蒋介石力图通过建立一套近代史论述而左右人们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之判断，并通令国统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将之作为“必读之课本”。

范文澜接受任务后，只得将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的计划先行搁置，投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写作。他原计划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又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 [6] 。范氏全力以赴，1945年已撰写至义和团运动，此时却因离开延安而中止写作。已撰成的书稿，1946年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之名由新华书店出版。是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确立主导地位的开端” [7] ，受到学界推重，出版后一再修订重印，至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第9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范文澜以往长期研究经、史，研究范围主要在上古及中古阶段，转而开拓中国近代史这一片荒芜的领域，自非易事。范氏投入近代史研究，也有其内在的学术渊源。有清以来，浙江一直是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之地，“反清”民族主义潜流一直在浙江士人中间涌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激烈批判，其后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以及章太炎等学人以经学为根柢，以史学为经世工具，关心国事民瘼，形成极具声望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着力弘扬“夷夏之防”的“反清”观念、通史致用的治学理念，对范文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936年，范文澜愤于山河破碎，撰《大丈夫》力图激扬民族正气，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显露出以著述参与时代的使命感与担当意识。 [8] 1937年他与王兰西、稽文甫、姚雪垠创办《风雨》周刊，主编《经世》半月刊，撰写了大量评论 [9] ，宣传抗日救国，其经世之心弥笃。他对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有深刻体认：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到脱离现实斗争的学问里面去游戏，“他研究古史、古哲学或个别问题，都是为了帮助今天的斗争，所以任何工作，都该分个中外，又都不脱离古今，而今总是重心点所在” [10] 。当他意识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巨大的现实意义后，外在的政治任务与内心经世致用的强烈要求得以契合，成为其研治中国近代史之动因。

以往的研究者多未注意到发表于1942年4月的《开始了并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一文，这应是范文澜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文。该论文虽然以辛亥革命为论述中心，实际上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清政府、“汉族人民”的关系做了全面阐述，对于“汉族人民”的阶级阶层做了分析，并对近百年史加以宏观审视：“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发生了一个新兴的力量，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力量。另一个是传统的封建反动力量。近百年来的中国史，也就是这两个力量的长期斗争史。革命力量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目标，反动力量以把持封建专制政权，勾结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买办资产阶级协力反对民主革命为职志。” [11] 此文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范文澜的“人民”概念中不包括满族民众，甚至其他少数民族民众，着力强调“汉族人民”，族群界限鲜明；其二，他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发展脉络概括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力量”与“传统的封建反动力量”的长期斗争，并未突出强调近代以来的农民战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代史著述中，范文澜着力最多者应为太平天国运动。他1944年完成《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12] ，连载于1944年7月25日、26日的《解放日报》；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印行单行本；翌年，冀鲁豫书店、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再版此书；1946年，抗战日报社、胶东新华书店、希望书店先后翻印；此后，东北书店（1947年）、华东新华出版社（1948年）、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西北新华书店（1949年）先后印行单行本。1947年范文澜将此文作为附录收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以与书中所述太平天国部分相互补充、印证，成为此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见他将此文视为得意之作。此文写作有其特定背景，对曾国藩这一近代有赫赫声名的人物的批判鞭挞意在影射现实中的蒋介石。范文澜指出：“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出的。” [13] 蒋介石以曾国藩继承者自居，将之崇奉为中国人格精神的典范，有其现实的政治意旨。范文澜此文将曾国藩斥为“汉奸刽子手”，认为“曾国藩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的内战为中心……曾国藩以后，凡是反革命的内战能手，也定是卖国能手，曾国藩给这些能手启示了实例”。将曾国藩断为“汉奸”，范文澜不仅着眼于满、汉畛域，也着眼于曾国藩“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丝毫没有民族思想”，“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 [14] 所谓“刽子手”的断语，主要指曾氏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杀人如麻，“一概剜目凌迟”“一律斩薙无遗”以成就其“功业”。同时他又用庄重肃穆且温情脉脉的封建道德的面纱把这一切掩盖起来，所谓“刚柔兼备、阳儒阴法”，成为近代维持封建秩序的正统思想所传承的衣钵。

1945年4月25—30日的延安《解放日报》连载范文澜已撰成的《中国近代史》中“太平天国革命”一章的“引言”和前三节，题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并坦言“观点、方法以及材料的审核、篇章的组织，缺点错误是不会免的”，“要求同志们从各方面批评它，帮助我改正，二稿三稿四稿直到近乎定稿”。 [15] 延安新华书店随后印行单行本《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8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录入引言和完整的六节内容，1949年天津知识书店出版时改称《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的历次修订中，均对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的增订修改予以特别重视，其中1952年第7版修改尤多，不仅增加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世界形势”一节，对李秀成的评价则重新写过。至1955年第9版时，“太平天国革命”这一章定稿为九节，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原因、经过、结果、失败原因、余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太平天国革命”既是范著《中国近代史》的一章 [16] ，又可以单独视为一部太平天国专史，影响颇为深远。彭明认为：“‘太平天国’那一章，写得很精彩，可以与郭老（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相媲美。” [17]

毋庸置疑，1949年前范文澜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著述驳斥了对于农民运动的污蔑与偏见，其强烈的现实战斗性和批判性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宣传效用，尤其是《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借古讽今，言辞激烈，影射意味甚明，以至有学者将之视为“一篇政治宣言” [18] 。在范氏对于太平天国的论述中，致用与求真之间的张力凸显。德国学者罗梅君认为，这些论述“严重妨碍了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分析” [19] 。

范文澜展开中国近代史研究时处抗战后期，此时中共已经走过饱经忧患的幼年时代而逐步走向成熟，毛泽东思想已然在全党确立其主导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建立对中国近百年史的完整的解释体系，进而完成一部兼具学术底蕴与革命战斗性的著作，成为时代需要。由范文澜这样的革命学者来承担这一使命实为势所必然。

应该看到，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虽为开拓之作，但也有其基础与凭借。此前如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近代史所做论述已兆“革命范式”之端绪 [20] ，20世纪30年代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实质上亦聚焦于近代中国历史。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7年）、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0年）等专著相继问世，对中国近代重大史事人物经过讨论研究，有了不少基本共识。其中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对近代历史事件的评价，比较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更接近传统规范的认识” [21] 。这些著作均为范文澜撰著《中国近代史》做了观点及理论方面的铺垫。而毛泽东从政治角度出发，运用政治话语对中国近代史做出的一系列权威论断，对范文澜的著述无疑有着尤为直接的指导作用，以至于沈渭滨将由《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初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规范称为“毛—范近代通史体系” [22] 。

范著《中国近代史》细述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高度评价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历史功绩，在知识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可谓“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触”对毛泽东揭示中国近代历史之发展规律的“两个过程”说进行了深入阐释。 [23] 概而言之，范著《中国近代史》诚为个人撰著，但又基于此前诸多中共革命者、学者的近代史认识、论述，首次系统地表述了革命者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这一系统化的认识，亦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戴逸所言，中国人从前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往往通过读历史书，历史是知识的主要源泉之一，范著《中国近代史》堪称革命时代的《资治通鉴》。 [24] 此书对于中共革命力量的动员与整合，实不可忽视。

《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延安初版，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称它材料丰富，观点新颖 [25] ；1947年9月复由华北新华书店翻印，是年12月印行第二版；1947年此书还以“武波”为笔名在上海和重庆分别出版；1948年，东北书店予以出版；1949年华北大学将之作为“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出版，北京新华书店亦予以出版。范著《中国近代史》版本之多，印行量之大，在1949年前殊不多见。

关于范著《中国近代史》，已有诸多学者对其总体特色及学术价值加以评析 [26] ，再对之加以泛泛论述很难不落入前人言说之窠臼。笔者力图不再重复已有成说，而着力从其与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的针锋相对这一角度略做阐发。

范文澜的所有近代史著述均未曾直接提及蒋廷黻，但毋庸置疑的是，蒋著《中国近代史》是范氏虚悬的批驳靶标，将二者对照，不难发现范文澜批驳的机锋处处指向蒋氏。欧阳军喜曾以陈恭禄与李鼎声的著作为代表，剖析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按：即“近代化话语”与“革命话语”）在基本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的针锋相对之处，以及对于近代人物史事的不同解说，指出之所以如是乃在于著者政治倾向殊异，并追溯二者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 [27] 范文澜与蒋廷黻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观点的对立，与李、陈二人著作的对立多有相似之处，而激烈程度犹有过之。平心而论，陈恭禄主观上力求超然于党派之争，保持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职业学者立场，他表示“书中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辨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 [28] ，明确宣示与政治宣传划清界限；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出版较陈著为早（按：李著由上海光明书局于1933年出版，陈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重在表明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着眼于“立”而非在于“驳”。无须讳言，与陈、李二人相比较，蒋廷黻、范文澜二人的中国近代史著述，与国、共各自的主流意识形态关系更为切近，作为“革命话语”和“近代化话语”的标帜尤具典型意义。

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拓者之一，蒋廷黻在20世纪30—40年代“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29] 。他编纂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撰写了《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论文，其中影响最大者当为1938年撰成的《中国近代史》这本厚积薄发之作。此书直接动因于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为振奋民族精神编辑《艺文丛书》的撰稿约请。 [30] 其基本理论预设有二：其一，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内政与外交相表里；其二，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中华民族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历史。 [31] 此书提纲挈领的一段话是：“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32]

早在1931年10月发表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中，蒋廷黻即提出，琦善“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林（则徐）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33] 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对林则徐、琦善的评价较之此前有了微妙变化 [34] ，似乎表明中日战端既开之后，蒋廷黻对和战的看法有所调整，提出了一些相对公允的见解。尽管如此，其基本立场未变：认为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多因士大夫守旧多事而招致，无异于咎由自取；对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反侵略斗争予以否定，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抵抗派亦多贬抑。应该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及蒋廷黻自身的政治倾向是其言说中国近代史的具体语境，在对日和战问题上，他反对所谓“唱高调”，主张通过妥协到国际生活中寻找出路。 [35] 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无疑与现实政治意旨紧密纠结在一起：“九一八以来，国人有些为感情所冲动要求中央早战，有些反动份子另怀阴谋，以为向日抗战，就能消灭中央势力，于是假爱国之美名，鼓动早战。蒋先生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我们能从九一八到七七得着七年宝贵光阴的建设，这是蒋先生深谋远见的结果。” [36]

应该承认，蒋廷黻紧紧把握住从“中古”到“近代化”这一历史逻辑，极力批判民族惰性，直面民族弱点，实则上承新文化运动时期反思国民性之余绪，其初衷亦为反躬自省，求得中华民族之振兴。此书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从近代化的角度回溯考察近代中国的艰难历程，剖析各个救国方案的成败得失，也不无资鉴现实的合理意义。但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将近代化等同于欧化，近代史等同于欧化史，如此一来，丰富多面的中国近代史就被化约成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扩张史，其“欧洲中心论”的偏见阻碍了对这一时期中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或关联较少的历史侧面的真正研究，其结果就是歪曲历史。 [37] 其二，以近代化作为唯一的审视视角，着力强调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观念冲突的一面，而对中西冲突中侵略与反侵略这尤为根本的一面视而不见。蒋氏对民族惰性的痛切自省自责不无道理，但由此而着意强调中国的屈辱为咎由自取，则不免偏颇。

蒋著《中国近代史》出版之后，风行一时，“可以说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史与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有半数以上都是因袭了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38] 。金毓黻在1939年7月12日“疾读一过，必终卷而后快”，并认为：“蒋氏以研究近代外交史擅名，而外交实为近代史之中心，故其识解及所运用之史材，俱能自出手眼，别辟溪町。” [39] 由此可以大略看出，蒋氏之作虽持论不免偏颇，但在学界影响颇大。这与蒋廷黻的地位和影响不无关系，实则他的基本观点与此前陈恭禄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实质差别；但他激烈地贬林则徐扬琦善，在当时亦不免耸人听闻，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对他的某些观点，国民政府治下的主流学术界亦颇有不以为然者：1935年陶元珍撰文反驳蒋的观点，条举史实论证琦善在军事方面可责备之处有四 [40] ；当时另一外交史研究者张忠绂则讥之为“作翻案文章，以惊世骇俗”，“攻击林文忠公而袒护琦善”，“变法以后，效法西人为势所必然，但因此而失去本身的准则，驯至是非优劣莫辨，殊堪惋惜” [41]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最惹争议之处在于他对妥协与抵抗的观点，他提出：“不战而和当然要吃亏……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 [42] 论者指出，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蒋氏这些理论“不是书生迂腐之见便是政客欺人之谈” [43]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则着意与之针锋相对，提出“抵抗”与“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对妥协乞和的穆彰阿、琦善、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等大加批驳，对坚持抵抗的林则徐、关天培则颂之为民族英雄。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来看，两人的价值标准似为根本对立，实则并不尽然。其一，范著《中国近代史》着力突出林则徐作为力主“师夷长技”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在学习西方长处方面的先行者地位。换言之，学习西方在范文澜的价值体系中同样属于值得赞颂的正面价值。他以林则徐、琦善二人为代表，分析抵抗派与投降派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的不同态度。“同是对外国情形无知，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逐渐由无知走向有知；琦善相反，说：‘我不似林总督，终日刺探外洋情事’，永远不愿有知。”“同是面对外国船炮，林则徐主张抽关税银十分之一造船制炮，‘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道光帝批驳说：‘一片胡言’。……道光帝谕令‘不得雇用夷人制造或购买轮船’。” [44] 范文澜并未简单地采用以偏纠偏的方式反驳蒋廷黻，而是运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一论述策略。在其分析中，抵抗侵略与向西方学习并非矛盾，而可相辅相成；只是主张妥协投降者昧于外部世界情势，昏昏然而已。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唯一明智之举是向列强妥协，唯有妥协方能向西方学习。范文澜所界定的“抵抗派”是与“学习西方”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妥协者也是因循苟且者，而抵抗派才是真正践行了“向西方学习”。他强调：“另一类人如颜伯焘、裕谦，他们形式上类似抵抗派，实际上是极端顽固的闭关主义者，这种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失败。” [45]

其二，蒋廷黻指出国际关系即利用列强矛盾的重要性，“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 [46] ，强调不能轻言抵抗，而必须利用侵略国之间的矛盾。范文澜针对蒋氏的观点，指出正是抵抗派善于利用列强矛盾，“在当时，抵抗派如林则徐、臧纡青以及著书立说的魏源（《圣武记》《海国图记》）、夏燮（《中西纪事》），都主张发动民众、‘以夷治夷’（利用国际矛盾）”，“外交上林则徐、魏源等强调‘以夷治夷’，并非主观的空想。美法两国想夺取英国对华贸易的利益，葡萄牙怕英国夺取澳门，愿供给中国船炮及新式技术，并通报新消息”，并指出奉行投降主义的统治者根本不会利用国际关系的有利条件。 [47]

范文澜的这种论述策略使其观点并非简单地与蒋廷黻唱反调，而是力图论理周全，增强其论述的逻辑力量与说服力。这也说明，处在两方阵营中的知识分子，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在涉及中国社会前途的认识上，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也许这种共识，是当时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

另一个针锋相对之处在于两人对于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之态度。范文澜以人民本位立场，以极为详尽的笔墨，对于下层民众的斗争着力进行描绘。如平英团之类的斗争在蒋氏著作中是没有位置的，而在范著中则得到详细叙述。范文澜对近代中国的两次以农民为主力军的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更加以浓墨重彩的状写，予以充分肯定，并将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联系起来。这里应该注意到，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以洪秀全继承者自居，在大革命中曾有“扶助农工”的提倡；而至后期国共相争之际，蒋介石及国民党却以曾国藩为楷模，以曾胡治兵语录为南针。这里无疑有将太平天国的起义与中共领导的革命相联系的意味。 [48] 而蒋廷黻对太平天国的否定，亦有其反对中共革命的政治立场在学术中的投影。范文澜在此无疑体现了鲜明的立场。与此相关的是，对于蒋廷黻多有肯定的“自强运动”及其倡导者群体，范文澜则认为洋务派自顽固派中分化而来，是“外国侵略者改造旧军阀，使它适合于镇压太平革命之用的新军阀” [49] 。蒋氏极为推崇的李鸿章，范文澜称之为“外国侵略者选择充当最顺从的代理人” [50] 。二者判然有别。

范文澜构建的这一分析框架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无须讳言的，这也是它发挥强大的革命动员作用的根本原因所在。但范著《中国近代史》亦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政治宣传品。它贯穿着共产党人对于近代史的基本认识，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将毛泽东从政治角度出发的一些具有科学性的论断加以学术化，成为中国近代史“革命叙事”的早期典范之作。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 参见牟安世：《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范著〈中国近代史〉》，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8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参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另据蔡美彪回忆，“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四部著作，负责人分别是：经济史陈伯达，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欧阳山”（蔡美彪：《严谨务实　淡泊自甘——一代史学宗师范文澜》，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年第1期）。二者有所出入，但范文澜仅负责政治史这一点是吻合的。

[6]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延安新华书店，1946。

[7] 余绳武：《追忆范文澜同志》，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8] 据张振鹍回忆，他当时上小学五年级，听一位老师谈到《大丈夫》一书，勉励大家以这些中华民族大丈夫为榜样爱国奋斗，大家深受鼓舞。参见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 据陈其泰统计，共有12篇。其中《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载《风雨》周刊1937年9月26日第3期）、《〈游击战术〉序》（载《风雨》周刊1937年11月21日第11期）两文影响尤大。参见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60～6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10] 范文澜：《古今中外法浅释》，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3日。

[11] 范文澜：《开始了并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月11日。

[12] 延安当时计划写出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四个人，揭露近代中国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其中曾国藩、袁世凯由范文澜、陈伯达写出来了，另外两位作者没能交卷。参见刘大年：《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3]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九版说明》，见《范文澜全集》，第9卷，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4]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9卷，337、318、336页。

[15] 范文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稿）》，载《解放日报》（延安），1945年4月25日。

[16] 这一章在书中地位独特，据笔者统计，其篇幅占全书近四分之一，计6万余字，如加上《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则有近8万字。

[17] 彭明：《范文澜治史的我见我闻》，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12期。

[18] 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9] ［德］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268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20] 参见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86～9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21] 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2] 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3] 参见王庆成：《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致词》，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4] 参见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5] 参见程龙、杨立琴：《毛泽东的学术知音范文澜》，载《党史博采》2004年第4期。

[26] 参见刘大年：《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1～16页；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345～365页；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209～242页。

[27] 参见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8]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9] ［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等译，98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

[30] 参见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1] 详参欧阳军喜：《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二题》，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3] 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载《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

[34] 茅海建对此有所体认，他认为，蒋氏此时虽仍批评林，但已然把林放在比琦善更高的位置。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5] 欧阳军喜将其政论文章纳入考察视野，对蒋氏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倾向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参见欧阳军喜：《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二题》，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27页，长沙，艺文研究会，1938。

[37] 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38] 刘耀：《蒋廷黻的文化史观与中国近代史》，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

[39]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6册，4349～4350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40] 参见陶元珍：《读〈琦善与鸦片战争〉》，载《大公报·图书副刊》，1935年5月2日。

[41] 张忠绂：《迷惘集》，22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4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74页，长沙，艺文研究会，1938。

[43] 林华国：《近代历史纵横谈》，1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4]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55页，冀中新华书店，1947。

[45]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54页，冀中新华书店，1947。

[4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30页，长沙，艺文研究会，1938。

[47]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53～54页，冀中新华书店，1947。

[48] 刘浦江研究认为，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洪杨曾胡之评价定位，颇有微妙暧昧之处。概言之，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加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国民党有意识地继承了曾、胡的文化立场，同时仍以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参见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史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载《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49]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256页，冀中新华书店，1947。

[50]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