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中有很多著名问题，其中最著名者，当为“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还可进一步细化：将文本归于文学的界线是什么？谁来评判，谁来决定？且不看文学概念之可能的全球化后果，问题还总是存在，比如“世界文学”与“文学”的区别在哪里？或许可以说，世界文学只是文学的一个属地，是世界上那么多文学的一部分，但这个属地又该如何确认呢？

德国著名比较文学家科彭（Erwin Koppen）在为《德国文学史全书》（1984）撰写的“世界文学”条目中写道：“如同文学研究者运用的大部分概念和范畴，世界文学也没有一个可靠的定义或内容精准的界说。”的确，要精准定义世界文学似乎很难，常见的界定是世界文学不是什么。二三十年来，“世界文学”一直是中外比较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更是推动了学界对于“世界文学”定义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弄清全球化或全球性与世界文学的结构性关系，有助于人们对（新）世界文学的进一步认识。

一切皆商品：从歌德到马克思、恩格斯之说

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探讨，似乎言必提歌德，或从歌德说起。无论语境如何，这个歌德概念都可以信手拈来。然而，歌德所言“世界文学”并不等于这个词在我们时代的含义，它有着宽阔的历史和系统关联，涉及一系列近代以来与“世界”相关联的复合概念。“哥白尼转向”之于宇宙、现代科学之于创世传说、法国大革命之于政治秩序，均有颠覆性意义。世界文学想象是启蒙运动和一种新型普遍主义的产物，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的“世界公民”新概念中得到充分体现。早在人们谈论全球化之前，歌德已经认识到世界文学的意义：文学向来得益于不同语区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完全是一种国际现象。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学与世界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国际文化交流。

歌德研究专家博尔希迈尔（Dieter Borchmeyer）也把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与全球化挂钩，认为那是当代文学之全球化趋势的先声，是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的世界颂的草图。他也指出了歌德倡导世界文学的原因，即快速发展的交通、技术和交往媒介。和封建社会秩序相比，他毫无保留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影响辩护。“世界文学”在他那里不是指世上最好的经典作品，也不仅是人类的文学资产，而是贸易产品，是不同民族通过文学来相互交流，即书写物超越疆域的“自由的精神贸易”。

二十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接过了歌德的思想，把世界文学看作“精神生产”的全球化，但他们是从历史和经济视角看问题的，且早就认识到资本主义是跨疆界的。翻阅他们在1847、1848年之交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便能见出他们的洞察力，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在后来也成为现实：一切皆商品。并且，同精神生产一样，文字产品的全球化也会催生出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并导致不断增长的重负。这也体现于当今的普遍化趋势：“标准”的重压导致肤浅，书写物的生产过剩导致贬值。特别是这一划时代文献的主要撰写者马克思，预见到了我们当代见到的现象，尽管他还无法知道20世纪和21世纪的历史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依托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把世界文学看作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工具：资产阶级利用世界市场，使得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再是过去那种地方、民族的安于现状和隔绝状态，而是各方面的交往、民族之间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狭隘和拘囿会越来越难，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正在形成世界文学。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世界主义，没能在19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得到发扬光大，因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走的是“文化的民族化”之路。民族文学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即建构传统和创始神话，以及纯粹族类的观念。艺术和文化最能凝聚人心，很能凸显民族生活地域的特殊性和民族认同的形态。“文化的民族化”是19世纪的一种政治建构，其影响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期。

文学的世界关联

2007年3月18日，法国《世界报·图书专刊》（Le Monde des Livres）上发表了四十多位作家署名的宣言，恰似一首传统民族文学的挽歌，宣告的是跨国的“法语文学世界”（littérature-monde en fran?觭ais）。那是一派面向世界、幅员辽阔、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其代表人物不再是来自巴黎这座文学大都市，而是来自“边地”，即昔日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屿的法国殖民地。那些地方的文学常常有着多文化语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来自出版业不太发达国家的作家，涌入北美和欧洲的图书市场，有些人在其后殖民祖国受到迫害，有些人在故土的生计毫无希望。

若说从前的全球化曾长期是从殖民势力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后殖民的情形则已翻转。各种殖民语言中已经发展出新的语言文化。乍看之下，阿尔及利亚的法语、印度的英语或巴西（1822年已经独立）的葡萄牙语似乎都有某种语言连续性，但因不同于殖民者母国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这些文学语言的后殖民变体有其自己的形态。殖民主义时期的全球关联，是欧洲对外进行的文化和语言殖民化；而在后殖民的当代，世界在讲自己的故事，尽管目前还主要或首先在为西方图书市场讲故事。

文学的这种新的世界关联，不只缘于后殖民意识的后续培育。在有些殖民历史不很突出的国家，也能看到这种现象，比如德语国家当代文学中也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世界关联，许多新作品很能显现出世界之维。不断增强的世界关联显然是当代文学生产的典型特色。这不只体现出后殖民思潮对西方文学运作的去中心化，更多的是与全球化口号密切相关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所产生的效应。文学之多中心模式的出发点是，世界文学不再是各种自治的民族文学的组合，更多的是文学文本在其诞生之时就处于不同文化相互交织的跨国场域。

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范式，“全球化视角”不再认为“边缘”的文化差异代表落后，而是把它解释为欧洲中心主义亦即普遍性观念而外的别样选择。国际出版业的集中化及其强大的网络销售机制，给快速翻译和国际销售带来便利，催生出“世界图书市场”。由此，一方面是作品的影响力更依赖于市场的品位，雷同的风格和写法日渐明显。另一方面，后殖民作家得以表达其新的文化自我意识，这当然也不容易，比如晚近西方世界对于阿拉伯作家的兴趣总是与特定期待（逃亡故事）连在一起。加之一种成见，认为阿拉伯文学不够好，无法成为世界文学。

能够确定的是，文学不只是被全球化，即深受全球发展进程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它反过来也在影响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文学中的世界”不仅同现实世界打交道，它还参与世界建设，把整个世界当作文学的主题，明确具有建设性和展示性。文学的世界关联与设置世界的文学手段，或许也能为我们深化对世界文学亦即世界文化的理解作出贡献。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梅尔维尔的《白鲸》（1851）、斯蒂文森的《金银岛》（1883），完全能够显现出文学全球化的基调，不但有对世界上陌生地域的兴趣，也有不同语言、文化、政治机制和宗教之间的冲突。20世纪全球化进程对于文学的意义，也见于文学主题的选择：两次世界大战这一世纪灾难，与之有关的集中营，还有后来的冷战、越战以及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对于全世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共同的创伤以及因为政治立场而对这些历史转折的不同看法，催生出无数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在全球“平台”上的交流。

跨文化的新世界文学

美国学者皮策（John Pizer）在其2000年发表的《歌德的“世界文学”范式与当代文化的全球化》一文中指出：除了书籍在全球的流传，文学本身也显示出内在的全球化趋势。德国学者施图尔姆-特里格纳基斯（Elke Sturm-Trigonakis）在其论著《文学中的全球竞争——论新世界文学》（2007）中，强调了“新世界文学”的多种语言和全球化话语这两大要素：其一是同一文本中的多种语言现象成为新世界文学的结构性前提；其二是在内容层面，在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中呈现出（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全球化话语。

就方法和理论而言，把世界文学与“长时段”（longue durée）联系起来，不会碰到多大麻烦。通常运用世界文学概念正是基于长久性：倘若一个文学文本，例如荷马的《奥德赛》，已有很长的历史并以此获得经典荣耀，多半会被视为世界文学。此时，关于世界文学的思考，同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思考有着相通之处。但“新世界文学”看的不是历时，而是共时的世界文学观念，旨在揭示从全球层面勾勒出的尤其是当代文学的文本性质。

一般论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几乎都会指向接触、汇合、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掺和之文学。换言之，“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亦即“新世界文学”范畴，关注那些以文化交往和跨文化杂合为主题的文本及其文学表现形式。同一文本中变着花样的多种语言和表现形式可能是最醒目的现象，尤其见之于那些不用母语从事写作的作家。国族能给世界带来什么？世界能给国族带来什么？作家的移民或者见之于同一文本的多种语言，很能体现全球化的张力和“新世界文学”的各种形态。

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出的一种文学，起始就是跨国的。它吸纳了不同文化的经验，一开始就与不同的语言有关。这里说的是那些侧身于不同文化的作家的履历，本来就是全球化的产物。这种世界文学在内容方面最明显地见于移民作家的作品，他们同样多地吸收和融合了出身地文化和移居地文化，例如拉什迪（Salman Rushdie）、沙米（Rafik Schami）等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前辈中有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或侨居法国的爱尔兰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

同样在内容层面，世界文学也会出现在那些对欧洲文化开放而丰富了本土文化的地方，特别见之于拉美文学中的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或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把这些人的杰作看作世界文学并不难，因为语言界线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存在，两种文化意识的对接也很容易。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尤其赋予文学以新的呈现形式，给全球互联带来新的表述方式。

今天，“民族文学”概念越来越令人生疑：在那些文学和语言界线不一定与国境线叠合的多语言国家，已经很难谈论单一文化的民族文学了。正是目前颇受关注和讨论的移民文学和流亡文学让人看到，旧的范畴已经靠不住了。当今世界文学喜好的主题是多重认同、流离失所、多种语言、迁徙异地以及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关系。告别民族文学思维是重估世界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后殖民学者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在《文化的定位》（1994）中指出，民族传统的延续是以往世界文学的主调，而在今天，处于边缘地带的移民、被殖民者或政治难民的跨国历史，或许才是世界文学的天地。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勒夫勒（Sigrid L?觟ffler）也在《新世界文学及其伟大叙事者》（2013）一书中指出，新世界文学是全球文学，是当代真实可信、叙述真实故事、发出鲜活之声的文学，是游走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人、往昔殖民地后裔和冲突地区的难民所写的后国族文学与移民文学。

余论：奥尔巴赫之问

全球化给文学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这里的问题是，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抹平不同文化的差异？或者正相反，世界市场让人看到并走向多元？可能的回答是，尽管全球化趋势能在文学领域得到证实，或在许多地方正是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审美趋势，但它也导致悖论现象，比如对全球化的地方（后殖民）反抗。尽管文学艺术之传统的西方“中心”还占据着支配地位，但已失去垄断地位，几个最重要的国际文学奖不再是欧洲和北美的专利。世界文学是相遇之平台，也是文学之不同风格、目的、形式和设想的碰撞之所，或如从前歌德所注重的文化交流。

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逃离纳粹德国、长期流亡之后，于1952年在其纲领性文章《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中，试图给语文学指出新的方向：“无论如何，我们的语文学之故乡是地球，不可能还是国族。的确，语言学家所继承的语言和其民族的养成，依然总是最宝贵、最不可或缺的。可是唯有切割和克服，它才会起作用。在改变了的情势下，我们必须返回前国族时代之中世纪已经拥有的学识：认识到精神不是国族的。”正是这种来自特定文化又同它保持距离的双重目光，才能开发文学的多样性。奥尔巴赫提出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超越民族语言传统从事语文学研究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是开放性的，时刻在索求新的答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