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南方”概念愈发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然而，围绕“全球南方”概念的内涵外延，国际社会并未形成共识性认定。一般来说，在国际组织中，“全球南方”往往指代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与二战后各国认定的“南方国家”概念之间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不同点。就相似点而言，二者都强调该国家群体具有相似的地理位置、发展水平和历史经历，皆用以描述主要处于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从历史维度看，这些国家曾遭受过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也因此形成了近现代积贫积弱的局面。就不同点而言，“全球南方”比“南方国家”多了一个“全球”的定语，在形式上强调了这类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给概念增加了国际政治的色彩。这里提及的国际政治色彩，既有中性色彩，由发展中国家发起，追求公正公平的待遇与权益；又包括非中性色彩，由美国为代表的既成大国发起，旨在增加对“全球南方”的掌控力，巩固等级制的国际秩序。后者系此轮“全球南方”热背后的最重要驱动力，蕴含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浓厚的主观意图。
虽然“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成员国家、确定战略目标和完善体制机构的国家集团或国际机制，但拥有类似的国际政治诉求且愈发成为全球事务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忌惮并重视这一国家群体的国际政治意义之原因。可见，“全球南方”概念在国际舞台上博得热度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大国博弈则是隐藏在背后的重要主观原因。近年来，“全球南方”概念不断被部分发达国家赋予战略色彩。它们妄图操纵“全球南方”概念，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制造排他性，进而分化“全球南方”的凝聚力且增强其掌控力，如2023年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将首轮会谈主题设定为“重新校准指南针：南北合作”。与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更是就欧盟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做出承诺。2022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邀请了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参加；继而，2023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也邀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参加。两次七国集团峰会都抛出了多项政策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诱拉。
大国博弈与“全球南方”
打“全球南方”牌，炮制带有浓厚人道主义色彩的叙事，系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当下国际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毕竟，“全球南方”国家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七成，且国际社会已然看到它们在相关国际事务中的群体影响力。若它们在重大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没有与美西方保持一致，能够带来重大的国际影响力甚至掣肘美西方战略意图的实现。这最终迫使美西方不得不对其予以高度重视，最后做出争夺“全球南方”定义权的荒唐举措。统观美西方的行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增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掌控力，要求“全球南方”在国际重大事务上与其保持一致。随着“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一支独特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更是在很多场合表现出与霸权国美国不一致的行为选择。例如，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在联合国召开的乌克兰问题特别会议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仅未获得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支持，更有52个发展中国家明确表示不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2023年2月，130多个宣布不参与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针对“沉默的大多数”现象，美西方开始连连出招，诱拉“全球南方”国家。2023年8月5～6日，在沙特吉达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和平会议并未邀请作为涉事方的俄罗斯，但在美国以及欧洲之外，会议还邀请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美西方希望借此强化对“全球南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治掌控力，诱导它们与其站在同一立场。
第二，维护自身非中性的利益，减少“全球南方”对既成的于己有利的治理体系形成冲击。“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内部对话与合作，寻求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民主化改革。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国家群体，欲通过拉拢和控制它们，进而达到缓解改革对自身利益带来的冲击。“全球南方”国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纠正既成国际金融架构中的偏见和不公，呼吁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进行有效改革，如提出增加发展中国家在执董会的代表比重、进行份额改革、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资金用途等内容。当下，这些改革的阻力相当大。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疫情防控期间，被视为发达国家代表的七国集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总计相当于2 800亿美元的资金，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资助总计只有约80亿美元。七国集团总人口约7.7亿，而上述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合计约11亿。”
第三，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分化瓦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南方”内部刻意制造排他性的国家分类法，妄图把中国排除在外。此外，它们还妄图在“全球南方”内部制造分歧，通过塑造矛盾达到使之互相钳制的目标。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美国通过双边施压手段以期分化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试图通过拉拢或施压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其圈定的所谓“摇摆国家”，破坏金砖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分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总之，在贸易治理和发展治理等全球治理相关议程中，一旦“全球南方”缺乏统一立场，就更加难以在同发达国家的国际谈判中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发达国家对议事日程和治理规则的非中性设定。“全球南方”只有积极塑造并维护属于自身的全球治理平台，才能够将该群体国家“拧成一股绳”，发出同样的声音，争取更大的权益。
第四，制造所谓的“债务危机中国责任论”，分化中国与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一边积极热捧与操控“全球南方”概念，一边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妄想分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天然联系，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影响力。为达到上述目标，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所谓的“债务陷阱”叙事，在债务治理议题中只强调双边债务，绝口不提与之高度相关的多边金融机构和西方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刻意捏造所谓的“债务危机中国责任论”，而事实却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文字游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49个非洲国家负债总额合计6 960亿美元，而其中有近3/4的债务来自多边金融机构与西方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然而，这些债务类别却由于某些发达国家的操控凭空消失在讨论债务治理的国际舆论场。以上客观数据显示，某些发达国家炮制的“债务危机中国责任论”是毫无依据且荒谬的。
第五，为达排斥和制衡中国目标，把印度塑造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不仅继续利用中、印两国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来分化两国，更是在近期制造出所谓“全球南方领导国”叙事来分化两国。在某种意义上，将印度塑造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是美国发起遏制中国“印太战略”的辅助手段，主要目的在于分化中、印两国的政治和经济立场、控制该区域局势和掌控发展中国家。印度长期具有将自身从区域强国提升为世界强国的夙愿，而争当“全球南方”领导国似乎为其提供了一个增强国际影响力的说辞。印度年初在线上举办了“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宣称“全球南方”时代正在到来，而印度则应代表全球南方国家“争取共同未来”。可见，美西方塑造“全球南方领导国”的叙事，利用了印度想成为世界大国的雄心，有助于它们以印度为翘板扩张自身在该区域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内的影响力。
全球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应对
虽然“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有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操纵，可能会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带来一定的矛盾和对立，但它也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机遇，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第一，亟待在“全球南方”国家内部澄清事实，使各国充分认识到部分发达国家分化中国与“全球南方”天然联系的战略意图。中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增强不可或缺的助推者。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超过七国集团的25.7%。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持续增长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全球南方”整体力量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得以大大提升。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要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世界秩序的诉求高度一致，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基本利益。换句话说，一旦两者的紧密关系被割裂，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势必下降。因此，正如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所言：“全球南方”国家“要团结一致，共商合作”。对于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8月22日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深刻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第二，推动“全球南方”概念的去政治化，强调“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议程应该是共同谋求发展的问题。只有坚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才能避免“全球南方”概念被部分发达国家政治化和工具化，偏离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本意。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也有助于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援助承诺，而不是简单地依靠炒作概念来逃避国际责任。回归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发展议题，还将有助于凝聚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国际共识，切实维护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筹集足够的全球发展公共产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一贯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一方面，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在国内发展治理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
第三，淡化领导权问题，倡导主要国家树立“全球发展治理利益攸关方”的正确理念。首先，客观剖析主要国家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乃至作为“全球南方”领导国的意愿和能力。领导权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基础的，印度及其背后的美西方并不具备向“全球南方”提供充足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例如，七国集团曾就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提供相应公共产品的承诺，包括援助资金和救助资金。迄今，它们不仅没有兑现承诺，还一再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其偿还此前所欠的债务。其次，以“全球发展治理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替代“全球南方领导权”叙事，强调主要国家在全球发展治理事务中的责任担当。作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大国，中国和印度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双方应摒弃外部干扰或离间，就“全球南方”普遍关心的发展治理议题增进有益的对话与合作，切实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谋福利。
（原文请见《专家笔谈·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