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及相互依赖的作用时，一度将之认定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与动力。如今，相互依赖却转而被冠以“武器化”的定语，成为部分国家达到其特殊战略目标的工具，扮演了经济全球化“侵蚀者”和“破坏者”的角色。那么，相互依赖“武器化”是如何产生的，作用路径是什么，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从“不对称相互依赖”到“网络性权力”
相互依赖“武器化”并非全新话题。1977年，当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发文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给“相互依赖”下定义时，借助“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两个概念描述了相互依赖的行为体（主要是国家）间可以是不对称的关系。两个概念分别指处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行为体对依赖关系发生改变的反映程度和代价大小。相互依赖的两个行为体谁更敏感或脆弱，谁就更容易受制于另外一方实质性或威胁切断相互联系的行动。因此，在相互依赖的既有定义中就已经通过引入“不对称性”，隐含了相互依赖可能会被“武器化”地使用之可能。
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当各行为体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越高，彼此所持“节点”（物质基础）间的“连线”（关系基础）盘根错节，呈现出一种网络性结构，相互依赖“武器化”就具备了一定的客观基础和先决条件。这种全球性网络结构越密集，网络主导者依托于此获得的网络性权力就越大，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杀伤力就越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掣肘于当时的时代局限未能重点强调这种网络性结构及其被“武器化”使用的影响，而是仅仅看到了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可能存在。
随着这种全球性网络日益密集或聚集，各种关键要素向中心国家聚集，形成了各种“中心节点（central nodes）”或“轴点（hub nodes）”。随即，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相互依赖的网络性和中心性。实际上，网络性和中心性越强，置身网络中的中心国家越可能通过将相互依赖“武器化”，从而达到自身约束、遏制乃至打压其他国家的战略目标。因此，相互依赖“武器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新概念。只是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行为体（主要是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愈发深化，全球性网络愈发密集，各国愈发深嵌其中、彼此复合、相互依存，进而逐步积蓄了这种“武器”的可及性和杀伤力。
路径的双向性及影响的两面性
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作用路径是双向的。网络性权力既可以被正向强化，也可以被负向地使用。“全景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和“扼流闸阀效应（chokepoint effect）”两种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作用路径进一步推演为正负两个方向。“全景监狱效应”指中心节点国家监控和捕获对手国家的信息流通信息。例如，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门计划”显示，美国政府长期要求相关网络公司帮其收集信息、进行监控。“扼流闸阀效应”指中心节点国家切断对手国家的要素流动，甚至将对手踢出全球性网络。例如，美国联合盟友禁止俄罗斯的几家主要银行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
相互依赖“武器化”既利用了市场逻辑，也深深破坏了市场逻辑。在积极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世界各国正向运用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培育全球经济网络，发挥驱动作用的主要是市场逻辑。在当下霸权国重置全球化的消极情境中，部分国家负向运用相互依赖关系，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切断和破坏全球性网络，发挥作用的则是霸权国护持权力的国家逻辑，也践踏和破坏了全球化所依托的市场逻辑。在积极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全球经济网络的“中心节点”虽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且它们可能依托全球经济网络、借助“马太效应”不断强化本国的权力基础，培育和掌握更多的“中心节点”。但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利用相对适宜的国际环境，培育自身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甚至在某些行业领域内改变或取代已形成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中心化网络。
对相关施动者而言，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影响也不一定是单向的。诚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国家可能会通过其网络性权力威胁和打压对手，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也可能作为“武器化”的施动者而自讨苦吃，侵蚀乃至破坏其网络性权力的根基。换句话说，霸权国将相互依赖“武器化”也会使自己付出高昂的成本。这种负面影响可以具体体现在知识基础、物理基础、法理基础和道义基础等多个层面上。
坚持自立自强与确保相互依赖
面对部分国家出于霸权护持考虑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行为，我们亟须综合施策、统筹发展与安全，既要提高抗风险、防脱钩断链的能力，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又要向相关国家阐明道理、因势利导，确保相互依赖、合作共赢。毕竟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无论承认与否，世界各国都已经处于彼此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
第一，坚持自立自强，抢占知识高地，增强国际竞争力。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主要手段是监控“节点”和切断“连线”，那么各行为体经由“连线”传递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呢？这种要素决定了“武器化”的效力和破坏性大小。笔者认为，这种核心要素是知识。如果能够在知识生产中占据优势，就拥有了成为“中心节点”从而牵制其他“节点”的能力。实际上，在全球性网络中，不管是国际金融网络中的跨境支付信息，高科技产业链网络中的技术、销售数据和用户信息，还是网络空间中的网络数据和通信技术，它们都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聚合力和竞争力的知识要素而存在。所以，面对某些国家别有用心地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切断知识传递的“连线”，打压我国占据优势的“节点”等行为，我们要坚持自立自强，加强知识要素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竞争力，培育具有聚合力、竞争力且以我为主的“中心节点”，致力于降低脆弱性和敏感性，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提升抗风险的韧性。
第二，确保相互依赖，再塑积极的全球化，创造良好国际环境。霸权国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在切断连线、打压对手的同时，也破坏了各国对既成全球经济网络的信任，从根本上伤及世界经济繁荣与发展之根本。实际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一度是经济全球化的获益者，而作为既成大国的发达经济体国家也一度是和平国际秩序和健康经济秩序的获益者。然而，以相互依赖“武器化”为代表的重置全球化的行为会为国际社会带来非常高的成本。霸权国的国家逻辑替代乃至破坏市场逻辑，必然导致技术进步的延迟、经贸投资效率的下降、经济风险系数的上升。时至今日，霸权国和新兴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确保相互依赖、“求同存异”合作的必要性，因为对两者而言，转投新的全球性网络的成本都远远高于修复既成网络的成本。此外，国际社会深知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这也为今后确保相互依赖、引导全球化重回正轨预留了一定空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