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中午，英国北爱尔兰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北爱自治政府成立仪式在首府贝尔法斯特的议会大厦举行。一度对立的政治派别领导人共同组建了政府，北爱新政府第一部长由北爱新教派的民主统一党领导人佩斯利担任，第二部长麦吉尼斯来自天主教派的新芬党，其他政府成员来自上述两大阵营中的4个主要政党。北爱由此进入了权力共享的新时代。应该说，北爱尔兰问题由来已久，也是西欧的一个典型的民族问题，它是英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爱尔兰问题的延续。
北爱尔兰问题的产生
爱尔兰是一个独立的岛，面积为8.21万平方公里(其中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占据6.88万平方公里，其余的1.4万平方公里为英国的北爱尔兰)，其大小超过英国本岛(22.7万平方公里)的1／3。而北爱尔兰大体上相当于古代爱尔兰王国的阿尔斯特省，故今天的英语口语当中还是把北爱尔兰称为阿尔斯特(Ulster)。爱尔兰人是克尔特人的后裔，世代住在爱尔兰岛上。公元5世纪时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从此在这里深深扎根，宗教改革以后爱尔兰坚持旧教传统，成为罗马天主教的坚强堡垒。公元6—9世纪，当欧洲许多地方在文化上一片黑暗的时候，爱尔兰却像一盏明灯成为保存欧洲文化的一个中心，当然这多半要归功于地处一隅的地理条件，这使得它远离欧洲的纷争战事。1170年亨利二世派兵侵入爱尔兰，翌年亨利自封为爱尔兰领主，不愿沦为臣民的爱尔兰人开始了长达8个世纪的反英斗争。1653年，克伦威尔在镇压爱尔兰民族起义后又颁布了《迁徙法令》，将大批爱尔兰人驱逐到荒凉贫瘠的康诺特郡和多沼泽的科勒尔，使新教移民逐渐在北部地区占据优势。1801年，根据《英爱同盟条约》，爱尔兰正式并入英国版图，成立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完成了对爱尔兰的吞并，爱尔兰成为英国的第一块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深受压迫。当时著名英国作家威廉·柯贝特认为英爱合并加深了爱尔兰的苦难，他说：“我看到的苦难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存在于人间的苦难更为凄惨。”
由于不堪长期忍受英国的殖民统治，爱尔兰民族派于1905年成立了反英的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Sinn Fein意为爱尔兰人的爱尔兰)，以争取独立为其斗争目标。1913年爱尔兰的爱国志士又建立起爱尔兰义勇军(1919年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军)，发动城市游击战，以此来反抗英国的统治。新芬党与共和军串通一气，它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却很少插手具体的暴力，这个模式一直保持到今天。1916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发动了震撼全欧的复活节起义，一度攻占都柏林，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数万英军鏖战一周后才镇压下去，但以新芬党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在全国展开持续不断的骚扰战。因此，爱尔兰问题在英国存在了700多年。
1918年，英国举行大选，爱尔兰选出的议员大部分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新芬党人。他们不去伦敦参加议会，而在都柏林成立了自己的爱尔兰议会，并于1919年1月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组成临时政府，并组织成2000人的共和军，到处开展反英斗争，解放大片土地，同时派出代表与英政府谈判，要求承认爱尔兰独立。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弄得虚弱不堪的英国，无力再打一场国内战争，被迫于1921年12月与爱尔兰临时政府签订和约，承认爱尔兰南部26郡为自由郡，北方6郡仍留在英国。这时英国将国名“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937年，爱尔兰“自由邦”宣布建立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1948年12月21日，爱尔兰宣布正式脱离英联邦。1949年4月18日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但英国议会同时又通过《爱尔兰法令》，重申没有北爱尔兰同意，英国将不会放弃北方6郡。英国允许北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拥有自己的议会和内阁，但在实质上，英国并未改变它对爱尔兰人民的殖民主义态度，只是统治范围缩小了，从爱尔兰缩小到北爱尔兰，从而历史上尖锐的英爱民族矛盾，也由“爱尔兰问题”演变为“北爱尔兰问题”。
上世纪60年代末，天主教徒民权运动高涨，两派教徒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天主教徒举行游行示威，经常遭到警察镇压。l969年4月，竟发生20万天主教徒与警察搏斗的事件。1971年新首相上台后，加强镇压措施，对稍有嫌疑的人，根据“预防性拘留法令”，不加审讯便可以拘捕，曾引起爱尔兰人的极大不满，爱尔兰共和军区加强了活动。1972年1月，当天主教徒民权协会不顾政府禁令在伦敦德里举行两万人大集会时，竟遭到英军血腥镇压，有13位民权运动积极分子被杀害，18人受伤。集会群众开始筑衡垒与英军对抗。英国不得不派大军入境，并于1972年3月宣布对北爱尔兰进行直接统治。随着北爱尔兰两派矛盾和冲突的加剧，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力活动日益升级，已逐渐从爱尔兰扩散到英国本土，普通百姓深受其害，军政要人也人人自危。人民对此怨声载道，强烈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割除这颗政治“毒瘤”。著名英国历史学者纳米尔30年代在剑桥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情不自禁地说，如果爱尔兰能够被拖到大西洋中央并且让它永远呆在那儿的话，“我们所有的人该会多么幸福!”
北爱和平的症结
北爱问题主要涉及到两国四方的利益，其当事人包括英国、爱尔兰共和国、北爱尔兰统一党、爱尔兰新芬党。从地理上讲，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岛东北部，与爱尔兰共和国构成一个整体，与英国本岛大不列颠岛隔海相望。从历史上看，曾经由北欧海盗控制的爱尔兰是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北爱尔兰是原爱尔兰厄尔斯特省9个郡中的6个。北爱尔兰人和南爱尔兰人一样，都信奉天主教，是地道的罗马天主教徒，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北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现已是英国4大组成部分。这样，对于北爱地区的未来归属，英、爱两国的态度截然对立。自1949年宣布脱离英联邦的爱尔兰共和国历届政府均声称对于整个爱尔兰岛享有主权，并将其写入宪法；英国则宣称“任何情况都不能终止北爱尔兰成为联合王国一部分的现实，除非得到北爱尔兰议会的同意”。直接插手北爱民族冲突的英国政府被认为是新教徒的庇护者，而爱尔兰共和国则长期支持冲突中的天主教徒。所以从这点上看，北爱问题是英爱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间的问题。
从宗教上看，北爱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宗教分歧即新教对天主教的排斥。北爱人口约166万，其中60%是英国移民后裔，他们信奉基督教新教，主要分布在以贝尔法斯特为中心的都会区，他们是在北爱尔兰土生土长起来的，已很难将他们视为外来者，他们也自认是本地人；其余40%是爱尔兰岛的土著后裔，信奉天主教，主要分布在边陲的西部。长期以来，他们分而聚居，互不往来。在北爱归属问题上，天主教徒的民族认同比较明确，认为北爱尔兰的症结在于国家定位。他们大多支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因此被称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而其右翼新芬党的武装力量爱尔兰共和军更是将以武力争取南北爱尔兰统一作为自己行动的惟一目标。到目前为止，一直占优势的新教徒大多主张北爱尔兰留在英国，因此被称为“联合主义者”。根据《北爱尔兰和平协定》，每个北爱尔兰议员在上任后必须登录自己的“民族认同”。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即使是无神论者，也要区分其到底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可见在北爱尔兰，宗教“标签”代表的是民族认同。
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维克多·塞尔南认为，北爱尔兰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问题而非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因为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农业中，新教徒都占据着有利位置。这样说确实不无道理。半个多世纪以来，北爱尔兰地方政府一直是由亲英国的“统一党”执政。该党在政治和经济上代表着当地大资产阶级、大农场主的利益，在宗教上代表新教。各级政府官吏亦大多由信奉新教的人担任。由于新教徒占北爱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北爱的历次选举中，新教徒都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组建地方政府行使权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新教徒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奉行歧视天主教徒的政策，使得天主教徒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贫困。他们中间不仅没有科技人才，连熟练工人都很少，大多以从事自由职业为主，而且天主教徒的失业率一直远远高于新教徒, 有时几乎能够达到新教徒的两倍。长期的歧视政策使两大教派之间原本就很强烈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日益尖锐。
更复杂的是，地区性的冲突由于相关国家的卷入而变得错综复杂。1981年，由贝尔法斯特监狱犯人桑兹进行绝食斗争引起了骚乱。这一事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都柏林、纽约、巴黎等地，许多爱尔兰人及同情者发动了不同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英国的强硬措施。再由于爱尔兰移民后裔在美国势力的强大，并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院外势力”，美国政府也不同程度地卷入北爱民族冲突之中，进而直接插手北爱和平进程。这样，北爱民族冲突出现了复杂化与国际化的趋势，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英国历史学家罗宾斯说：“回头路是没有的，但向前走的路又不可能在北爱尔兰内部产生。”这多少说出北爱问题的困境。应该说，如果把北爱冲突置于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大背景中加以考虑，它就是一个边界或边疆纠纷，解决的方法主要是承认现存边界并通过政府间协商达成一致以建立保护有争议地区的体制。如把北爱冲突置于不列颠帝国向外扩张的背景中加以考虑，它就是一个殖民主义的问题，解决方法则应是帝国主义势力和殖民统治的撤离，以及爱尔兰岛上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的共同意志的接受。如果北爱内部的政治不平等导致经济不平等，则是要建立保护少数群体权利机制的问题。根深蒂固的宗教分裂、信仰差异所造成的信任感的缺乏，相互宗教宽容的精神则是促进北爱和平的内在驱动力。但说到底，北爱的最终地位问题是其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根本原因则是英国长久以来对北爱人民自主权的忽视。
北爱和平的起步
1979年，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后，一改以往英国政府撇开爱尔兰政府，在英国内部消化北爱尔兰问题的做法，开始寻求与爱尔兰共和国的合作，以求共同解决北爱问题。1980年5月，撒切尔夫人同爱尔兰总理汉弗雷举行首次会晤，双方都表示了要为解决北爱问题进行合作的诚意。1981年11月，撒切尔夫人又同爱尔兰新首相菲茨杰拉德举行会晤，决定成立英爱政府间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解决北爱问题。但在谈判过程中，爱尔兰坚持对北爱拥有主权；英国则明确表示，在没有获得北爱多数民众的同意之前，北爱作为英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不能改变。由于两国在北爱主权问题上存有较大分歧，双方经过4年艰苦谈判，直到1985年底才签署了北爱尔兰协议。在协议中，双方就北爱的宪法地位达成了初步共识，规定无论将来北爱继续留在联合王国内，还是与爱尔兰实现统一，必须由北爱尔兰人自己来决定。协议还规定，设立两国“政府间议会”，爱尔兰有权在该议会同英国讨论涉及北爱的所有问题。在80年代，北爱问题从70年代的教派激烈冲突转为缓慢发展的和平进程。
进入90年代后，这一和平进程继续向前发展。1992年，梅杰政府执政后，加快了北爱前途的谈判进程。1993年底，英爱双方在唐宁街10号发表宣言。英国政府在宣言中表示，将尊重多数北爱人民的意愿，如果他们愿意，英国将提出立法，实现爱尔兰岛的统一。爱尔兰政府承认，在没有获得北爱多数人同意的前提下，强制实现统一的做法是错误的，并表明，如果北爱问题能够实现全面政治解决，政府将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双方还一致认为，只有在爱尔兰共和军宣布永久停止使用暴力手段后，作为其政治代表的新芬党才能加入谈判进程。在宣言的推动下，爱尔兰共和军于1994年8月宣布“全面停止武装活动”。同年10月，新教的恐怖组织也宣布放弃暴力行动。1995年2月22日，英国首相梅杰和爱尔兰总理布鲁顿在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共同公布了政治解决北爱问题的框架文件(New Framework for Agreement )，确立了以自决、被统治者的同意、民主及和平的途径、尊重以及保障两个族群的权利及认同等各方进行谈判的4个指导原则。12月，以梅杰为首相的英国政府开始同新芬党举行自1921年以来的首次谈判，并签署了《北爱尔兰和平框架文件》，从而为北爱和平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和平框架文件的基础上，英爱双方于1996年2月达成协议，确定6月份举行有关北爱和平问题的多党谈判。但由于英国坚持爱尔兰共和军必须交出武器新芬党才能参加多党谈判，先期谈判陷入僵局。
1997年5月，英国工党政府执政后在北爱和平谈判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积极和灵活的态度，进一步推动了北爱的和平进程。9月15日，由英爱两国政府和北爱8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和平谈判在北爱的斯托蒙特正式恢复。10月7日，和谈移至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举行。从此，北爱多党和平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998年4月10日达成了历史性的有关北爱政治前途的《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又称为《友好星期五协议》。其主要内容为：爱尔兰共和国将修改宪法，放弃对北爱的领土要求；英国则将废除1920年制定的爱尔兰法案，并在北爱大多数人表示赞同的前提下，承认南北爱尔兰统一的可能性。协议还为北爱问题的政治解决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建立一个按各党派比例选举产生的108人北爱尔兰地方议会。该议会拥有立法权，并将接管北爱地方政府所行使的旅游、运输、农业等方面的职能；由北爱议会负责建立一个为协调北爱与爱尔兰关系的部长级“南北委员会”；建立英爱不列颠群岛理事会，就群岛内部的合作事宜进行磋商，其成员将包括英爱两国政府、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北爱议会的代表。此外，英国政府还将减少驻扎在北爱的警察和武装部队。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协议达成后表示：“希望历史的重负今天开始从我们肩上卸下。”他同时说，只有当人们将友谊之手伸向自己昔日的宿敌时，和平才会真正到来。爱尔兰总理埃亨说，协议是对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的保证。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的达成为结束30年的北爱教派冲突和暴力事件提供了保证，是北爱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北爱和平的启示
《友好星期五协议》签订后，1998年7月25日选举产生了北爱地方议会，建立了南北爱跨界合作机构。1999年11月，北爱议会推举成立由北爱多党分享权力的执行委员会—北爱自治政府。英向北爱移交地方事务管理权，爱尔兰放弃对北爱领土的主权要求。由于北爱各派在缴械等问题上争执不下，北爱和平进程屡遭挫折，地方自治政府多次停止运作。 2002年10月，由爱尔兰共和军间谍事件引发的危机，导致自治政府和北爱议会再次中止运作，这次僵局持续了4年多。转机出现在今年的3月26日。当天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举行了一次历史性会面，双方达成了一份历史性的权力共享协议，于5月8日开始共同组成地方自治政府。一向以“说不”著称的81岁高龄的佩斯利与56岁的爱尔兰共和军前指挥官麦吉尼斯向来是两个宿敌，如今并肩宣誓担任北爱地方政府的一二把手，这表明北爱和平进程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尽管现在断言北爱已走出民族问题的迷宫还为时尚早，但回顾北爱的和平进程仍能给人无穷的启示。
启示一，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要求。30年来，围绕北爱问题的暴力恐怖活动和动乱已造成3600多人死亡，3 万多人受伤。英爱两国为防范暴力活动支付的费用，每年都在4 亿英镑以上。动荡的局面不仅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使英爱两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近年来，爱尔兰经济增长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已经超过英国，爱尔兰人不希望恐怖活动影响自己的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同样，北爱广大民众和工商界也迫切要求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相信和平稳定能带来北爱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北爱和平植根于经济发展的沃土中，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南北爱尔兰广大民众纷纷要求和平、结束动乱和发展经济是促使北爱和平进程发展的主要因素。在爱尔兰和北爱全民对《友好星期五协议》公决中，爱尔兰94.4%、北爱71%选民对和平协议投了赞成票；在北爱地方议会选举中，选民们首次打破教派的界限，把票投给那些支持和平协议的政党和候选人。求和平、求发展已是人心所向，世界大势所趋。
启示二，和平不可能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获得，协商和对话才是问题的出路。不管是英国当局的力量多么强有力，还是受压迫和被占领的人民的武装反抗和恐怖活动，今天都表明没有任何绝对的办法能够从外部强制运用，也不能从内部勉强产生让人所期望的热情和希望。通过强制和武装手段只会加剧冲突。显而易见的是，所有争执各方最后都意识到只能通过和平的手段，通过对话和谈判，才能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英爱两国政府不得不逐步弱化在北爱主权问题上的争端，多年来坚持和平解决北爱问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谈判过程中注意兼顾各方的利益和愿望，寻找利益的平衡点，这才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提条件。所以暴力与流血从来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无论是国际争端，还是地区冲突,只有采取和平手段，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坐到谈判桌前，进行平等协商，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北爱的和平进程为解决世界各地类似的冲突和争端树立了一个典范。
启示三，由自治到自决是解决历史遗留难题的“钥匙”。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对南北爱尔兰实行分治的策略表面上解决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爱尔兰问题，同时似乎也保全了自己殖民帝国的体面，但实际上并未解决根本问题，相反却是将一个两极矛盾变成了一个多极矛盾。布莱尔执政以后，充分尊重北爱的自治权，尤其是广大天主教民众对政治经济权利的要求。布莱尔把解决天主教民众的政治经济地位问题作为推动北爱和平进程的切入点，提出了广泛的政府宪政改革计划，力图通过地方分权来缓和矛盾，改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政治解决北爱问题，建立拥有广泛实质性权利的北爱地方议会和英爱两国政府间委员会；组建以北爱地方议会代表与爱尔兰政府的部长为成员的部长级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制订管理北爱地区的具体政策；保证天主教徒的平等权利。这个计划使爱尔兰人在北爱事务中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和支配权，使天主教徒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成为可能，为裹足不前的北爱和谈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由于英国始终坚持自决原则解决北爱问题，虽然在此之前北爱的人口中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后裔已占多数，后来北爱尔兰投票决定前途时他们因此理所当然地坚决要求保留北爱为英国的领土。但随着天主教徒的人口数量保持连续增长的势头，对天主教激进分子来说，爱尔兰实现南北统一的那一时刻将会随着天主教徒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而越来越近。而且和平手段比暴力更容易实现目标，恐怖手段将日趋失去民心，失去意义。随着21世纪的来临，爱尔兰赢得了凯尔特虎和欧洲高科技中心的美誉，以高度的工业化在经济上超过了北爱时，对于北爱的新教徒来说，即使他们不得不面对北爱统一于爱尔兰的前景，也不是不可接受了。相反，英国每年要花费30亿英镑，日益成为英国政府的沉重包袱。不仅是巨大的财政负担和人力消耗，且对其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造成了诸多损害。北爱问题早已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爱尔兰南北通过自决完成统一，这也是英国放手北爱的一个体面的台阶。而且随着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的加速推进，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将变得越来越小，在人们心目中，国家疆界的观念将逐渐淡化。而在未来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大家庭中，英国和爱尔兰都将是它平等的组成部分，使用共同的旗帜，实行共同的政策。“在这样一个联合的欧洲中，北爱尔兰到底属于英国还是属于爱尔兰，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启示四，“北爱范式”为解决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运动的问题开启了一道门。顽固地坚持教条式的信仰，例如拒绝所有使一些地区疏离英国的想法，已被证明是具有反作用的。摆脱战争，实现和平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民主进程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利用多边机制达成目标。这种范式应该说对解决如今的伊拉克、科索沃和车臣问题，均有积极的、不同的启示意义。因此，布什总统称北爱尔兰的新局面是“民主和自由能治愈一个受伤的世界”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