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绪琴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明理学，其中对朱熹的心性论尤有精辟独到的探讨，他在精心写成了《气本与理本》《周易重读新解》两本书的基础上，切入到对朱熹的心性论思想的研究，又写出了《天理与人生的贯通——朱熹心性论的内在结构与双向开展》一书，境界别开，令人眼睛一亮。程朱陆王的心性论思想及其异同，这向来是一个高难的纠缠不清的理学文化研究课题，其中充满了太多的疑点与难点，也留有很多积久难返的错案与误判，有的甚至因有“权威”的认定而成了不敢碰、不可解的死结。王绪琴先生敢于见难而上，从一个全新独特的视角展开探讨，一一梳理，一一化解，一一突破。其实自宋元以来关于朱陆的心性论思想异同的争论，早已成为宋明理学研中的一桩“公案”，长期得不到圆满解决。在本著中，王绪琴先生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理念来剖析这桩历史公案，引人注目。我以为这本著作超越前人的最大特色，正在于对朱熹的心性论思想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创新切入突破，真正揭明了朱熹理学体系中“心”与“性”的哲学内涵，从而破解了理学文化史上的这一桩“公案”。
众所周知，国内外学界一向以心学派与理学派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认识一部宋明理学史。溯其原始，大约从元儒开始，理学家便已以“心即理”与“性即理”来划判心学与理学、陆王心学派与程朱理学派的不同与对立，成为一种共识。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近代、现代，由现代新儒家又加以了进一步发展，走得更远。最早是冯友兰先生提倡朱子一派之学为理学、象山一派之学为心学，认为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学者遂多有以唯理论与唯心论来界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立。牟宗三先生进一步将宋明理学划分为三系：胡、刘一系，陆、王一系，小程、朱子一系；又进一步将前二系合为一大系，定为儒家思想的“正宗”，而将程朱一系定为“别宗”，指责朱熹“析心与理为二”，朱熹的心性之学遭到严重遮蔽与贬低。而其中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他们割裂了形上形下的统一，贬低朱熹的“心”，认为朱熹说的“心”不是本体论的心（心本体），而只是“经验之心”“形而下底心”“气之灵之心”。朱熹的心性论思想更遭到严重的扭曲，人为地极大拉开了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距离。问题还在于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二十世纪以来的研究朱、王的“权威”专家的认定和承袭，标榜为自己的“新说”，辗转为当下的学者所引用袭取，其流弊甚至延伸到阳明学的研究中，问题表现得更加严重，完全用王阳明的心学遮蔽消解了朱熹的心学。王绪琴先生已经看出了这些问题的根本症结，所以他着重从研究朱熹的“心”及其心学切入突破，依据大量确凿的资料，揭明在本体论上，朱、陆的心性论实际处在同一的形上本体论的高度，朱熹也讲“心具众理”“心包众理”“心与理一”“心即理，理即心”，这是不争的事实。朱熹统一了心体与性体，陆九渊只立心为本体，把宇宙论、本体论与主体论统合为一，虽然更加易简直捷，但在工夫次第的开展方面较朱熹多有欠缺，故朱、陆理学之异主要在工夫论上而不是在本体论上。朱熹肯定了心与性在理上的统一关系，“理之在心，即所谓性”，心、性、理是天然统合的。因此“心“与“性”是“似一而二，似二而一”的本体，在形上意义上，心与性为一；在形下意义上，心与性为二。尤值得注意的是，王绪琴先生重点突出地剖析了朱熹说的“心”，明确指出朱熹说的“心”是心本体，心是包含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整体，是形而上之体与形而下之用的整体。正如朱熹自己所说：“心者体用周流，无不贯彻。”王绪琴先生的说法十分精辟严谨，富有说服力地否定了广为流行的认为朱熹的“心”是“经验之心”“形而下底心”“气之心”的说法。
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我在1987年写的文章中就已提出来予以质疑，我从体用一源的本体论的高度提出了朱熹的“心一分殊”，并把它同朱熹的“性一分殊”统一起来。我把我的说法引录如下：
从天地之心与人物之心的体用关系层次说，“理一分殊”即“心一分殊”，理在心中。朱熹也认为心含万理，“心与理一”“理与心为一”。于是从心论的层次上说，本体论的“理一分殊”又自然转化为“心一分殊”。天地一心，即天地生物之心，这是“心一”；万物得天地之心而为心，即成物之心，这是“分殊”。
这一思想当时我还思考不成熟，尚在探索当中，未能展开论述。现在，王绪琴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在该书中对朱熹的心学作了全面细致的辨析与阐释，以翔实的资料廓清了这一历史公案的迷雾，可谓石破天惊。它最终打破了传统的以心学派（心即理）与理学派（性即理）的二元对立来认识一部宋明理学史的思维模式，释放了朱熹久被埋没遮蔽的心性之学的内在张力，使人们可以在同一的本体论高度上来研究朱子学与阳明学，正确辨明程朱陆王之学的异同。
王绪琴的这部书，就是围绕这一心性论根本问题为轴心展开多维度、多层面的正本清源的论析，这又使他在朱熹的心性论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如在探讨朱熹论心与理的问题上，他提出了朱熹心本与理本的统一，天理本体的主体化与心性主体的本体化。在探讨朱熹论心与气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心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体与用的统一，心之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在探讨朱熹论已发未发与心统情性的问题上，他辨析了中和旧说是“性体心用”与中和新说是“心为体用”的差异，提出了“心统体用”的观点。在探讨朱熹论心理合一与格物致知的问题上，他认为朱熹是在心理合一、体用一源、本末贯通的本体论基础上讲格物致知、穷理尽性，朱熹提出了“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否定了朱熹“析心与理为二”的错误说法等。值得肯定的是，王绪琴先生把握到了朱熹心性论思想体系的实践品格，充分认识到朱熹工夫论的内在修行与外在实行彻上彻下一本贯通的实践精神，他对朱熹心性论思想的各方面的研究，最终落实到天理与人生的贯通、心性本体与格物践履的贯通实行上，尤发人深思。王绪琴先生的这些考论都是有理有据，虽然有些地方还论述得不够深透，不够圆满，但思路新开，发覆抉误，他的各方面的新探索都有助于开启人们的新思路，拓展了研究朱熹心性论思想体系的新空间，为21世纪人们从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创新研究朱熹直至王阳明的心性论思想先行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相信会推动更多的学者来认真研究这些理学文化中的重要问题。
我以前读过王绪琴先生的《气本与理本》《周易重读新解》等作，已感受到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注重资料、善于思考、不囿旧说、实事求是的学风。读了王绪琴先生的这部新作后，我更感觉到了这种学风的可贵。其实要弄清朱熹的心性论思想本来并不是件难事，朱熹自己论“心”论“性”的资料太多了，只要把朱熹的著作拿来全部审读一过，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为什么八百年来人们都一直在为这一简单的问题争论不休，误说层出不穷呢？ 我以为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能把朱熹的全部著作资料通读一过，而只抓住了几条资料就轻易立论。历来不乏有人就靠只看一部《朱子语类》研究朱熹，靠只看一部《传习录》研究王阳明。当前朱子学、阳明学又成了传统文化研究的热点，新说层出不穷，朱子学与阳明学研究领域又弥漫起一股好说大话、说空话、说胡话、说不着边际玄谈的风气。对此我们何妨从读一读王绪琴先生的这一部书中来作一点理性的思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