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科学的亲密关系曾经被许多先贤研究过。科学和民主是一对孪生姐妹。没有民主也就不会有现代科学；而没有科学，处于蒙昧时期的民族，更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一）
什么是科学？给科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很难，我们可以从各种层面去了解科学。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2003）说科学必须遵从的是非赢利性原则、普遍性原则、公开性原则和可怀疑性原则〔1〕。我国学者顾准说：“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另一种说法而已。”〔2〕我们不妨把这些说法引申一下：所谓科学，就是对自然和社会规律认识上的民主。这种民主不是简单地以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真理，而是靠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判定真理。所谓摆事实就是实验和观测的事实，所谓讲道理就是靠严密的逻辑推演包括数学推理和演算。科学的结论是要在一定专家的范围内有相当多数人认可才能成立的。不过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是经过实验或观察、或经过严格的推理发现多数人认可的结论是错误的，都可以对它提出批评。一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不断由少数人掌握了新的理论推翻以往多数人认可的理论，然后为多数人承认的历史。
什么是民主？要给民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恐怕更难。有的人把民主集中制解释为集中指导之下发挥下级的积极性，下级在上级给定的框架里，提出各种建议，供给上级集中的丰富的材料，以便上级集中下级的合理建议，按照这种说法，民主就成为上级剽窃下级创造的代名词。还有一种对民主的理解，认为是：按照统计多数人的意愿来决策。这种说法也过于简单，如果多数人的意愿是要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在许多情况下就会成为多数人伤害弱势群体的理论根据。还有一种解释是民主是对集中而言的，自由是对纪律而言的，民主和自由要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民主就要破坏集中，自由就会伤害纪律。这样解释，有一个根本困难，就是谁来掌握这个度，最后还是要救世主来掌握，最后必然落入权威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的圈套中。
到底应当怎样理解民主呢？我的体会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是在一定范围内以统计多数人的意愿达到集中的目的。不过单靠这一点并不能保证所得到的集中意见是正确的，为此真正的民主必须要给少数人留有说服多数人的空间，多数人必须留给少数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即给少数人以自由。这种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只有和自由连在一起的民主才是真正完全的民主。民主和自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提到民主时，不言而喻地应当包含给予少数人的这种高度的自由。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决策，而多数人要尊重少数人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其实，多数和少数是相对而言的，一个人在一个问题上属于多数，在另一个问题上就可能属于少数。所以这种给少数人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人人都可以充分享用的自由。
所谓自由，就是发表错误意见的自由。因为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意见，往往是真理。如果没有上面说的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专制制度。法国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曾经猛烈抨击过卢梭的一部书，但是，当伏尔泰得知当局要查禁卢梭的这部书时，他挺身而出为之辩护。他对卢梭说：“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种话的权利！”这就是真正民主中多数派应当遵从的一种精神。不过，上面所说的自由，也仅到上面所说为止，它不允许在行动上破坏多数人的决策，不能破坏执行，更不能诉诸武力来对抗执行，尤其不能搞暗杀、搞恐怖活动。中国古人说：“君子成人之美”，就是说自己虽然不同意，除了上述允许的表达意见的方式外，还是要使多数人的决定能以执行，这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定所应当持有的态度，这也是一种美德。那种我的事办不成，也要让你的办不成，大家都办不成了事，这不仅不是君子所为，也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
（二）
到底科学的发展需要民主的环境。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方面，一种新的科学见解和理论出现之初，都只是少数人理解和掌握，而且总是被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民主的环境，即是说，多数人不给少数人以说服多数人的空间，即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新的科学见解和理论就会被扼杀而很难为多数人掌握。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倡创新，科学的本质也就是创新，可是如果不给少数人充分的自由，新的东西是永远出不来的。一个社会如果严格禁止错误言论，也就不会有科学和创新。
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历史事实证明，那些握有权力的人不仅会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制造冤狱、搜刮民财，而且在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上也要把自己装扮为全知全能的圣人、来垄断认识，不许不同的认识传播。这方面的例子多不胜举。
在科学史上，即使是不掌握权力的学者，也总是利用自己已经形成的权威或依靠和投靠有权的人，企图使自己的学说更为永恒。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大物理学家普朗克说得好：“一种科学革新打开道路，很少是由于逐渐征服和改变它的对手来实现的，很少是把Saul变成Paul的（来自圣经的典故，指原来坚决反对后来成为坚决支持的人），而是靠它的对手逐渐地死亡而新成长的一代从一开始就熟悉它的思想。”所以，新的学说要战胜老的学说，一般说来是要经过很艰苦的斗争的。真正民主制度，就在于能够充分保护新学说传播的自由，其中尤其是培养人的教育系统。不过一切都不能那样理想。
远的说，我国古代严禁民间研习天文，犯禁者将被处以极刑，所以我国古代许多天文著作多失传。入清，传教士汤若望等还由于推行新历被判凌迟处死，后来虽然汤本人获赦，同案的5人被处死。意大利的布鲁诺（G.Bruno，1548－1600）因宣传哥白尼日心说，而被宗教势力活活烧死。伽利略（G.Galileo，1564-1642）因为出版《两种世界观的对话》支持日心说而在1633年被判管制，并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迟至1992年才正式获得平反。近的说，二战期间，由于希特勒的排犹政策，侵犯犹太人科学家研究和教学的权利。其后果明显表现在科技人员严重的流失。仅在1933至1938年间，一千八百八十位第一流的科学工作者从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学流亡。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教授估计，其中有德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百分之二十五强。到1937年，在德国大学从事自然科学的学生人数只有1932年学生人数的大约三分之一。苏联，20世纪30年代，李森科为迎合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所谓获得性遗传和生物种内斗争的理论受到斯大林的青睐，从而青云直上，1940年把苏联现代遗传学的开拓者瓦维罗夫（Vavilov，Nikolai Ivanovich，1887—1943）逮捕并于次年判死刑，在执行前瓦维罗夫病死狱中。随后在苏联掀起了在生物学中批判摩尔根学派、在化学中批判共振论、在数学中批判控制论，在物理界批判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等的热潮，致使苏联在遗传学、电子计算机等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这些领域中，由于紧跟苏联老大哥也不同程度地开展过类似的批判。
在我国，1949年之后的历次学术批判运动大部分是把意识形态和学术认识问题当做政治问题来批判。更不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出现过批判相对论，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之类的荒唐事，甚至导致一些学者被迫害致死。再例如关于黄河三门峡建坝的事，本来黄万里教授（1911-2001）反对建坝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黄万里却因此而戴上了右派帽子。而迎合“黄河清”的专家却炙手可热至今仍居重位。事实是，三门峡大坝自1958年拦洪，到1961年就导致关中平原的水灾。陕西省人民代表不得不于1962年正式向人代会提出议案要求解决三门峡大坝所带来的问题。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讲到为了推进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必须有“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而为此要有这样的社会条件，即：“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到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表白他的观点而无不利的后果，在全体人民中必须有一种宽容的精神。”“人不应当为着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个人活动的程度。而没有这第二种外在的自由，发表的自由对他就毫无用处。如果合理的分工问题得到解决，技术的进步就会提供这种自由的可能性。”此外，“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爱因斯坦认为这种“自由的理想是永远不能完全达到的，但如果要使科学思想、哲学和一般的创造性思想得到尽可能快的进步，那就必须始终不懈地去争取这种自由。”〔4〕
事实上，尽管我们的社会比起专制的封建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还是有阻碍人们自由探讨科学问题的现象发生。所以还是要不懈地去争取这种自由的。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先生，在民国时代深感于当时的言论不自由，于1919年6月15日向当局提出辞职书。辞职书中有这样一段：“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5〕
这里应当少加说明的是，蔡元培1906—1916年间赴德法留学，他深深体会到德国由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在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校高度自治，是西方现代教育最重要的革新原则。也正是由于德国教育的这些新的原则，开创了空前的学术自由的空气，所以才迎来了19世纪末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在德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代新人，从而推进了科学技术的革新。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所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就是要在中国实现这些原则。遗憾的是，蔡元培仅仅当了两年校长，就已经感觉到到处掣肘，没有丝毫活动的空间，不仅主管部门干涉，当时一部分民众也不那么宽容，所以才不得已辞职。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中国发展科学和营造发展科学所需的自由氛围是多么艰巨的任务。我们的社会有了不少进步，不过要做到蔡元培先生的理想境界，要做到学校高度自治和高度学术自由，我们还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的。
另一方面，只有民主的环境，才能发展和产生科学和实行民主政治所需要的逻辑学。逻辑学是民主政治和科学共同的必要基础。
事实上，既然民主是要靠统计多数人去说服别人以获得多数。辩论就成为表决前的必经的阶段。在专制制度之下是无需也不允许辩论的，哪怕皇帝是一位糊涂蛋，他说的话也要被当作金科玉律。事实是，哪里有辩论哪里就需要逻辑学，而没有逻辑学的辩论只能是胡搅蛮缠。佛教中不同教派为争取信徒产生辩论，于是就有“因明学”也就是逻辑学产生。我国在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的辩论，所以产生了《墨经》中的《墨辩》，是逻辑学的萌芽。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政治产生在古希腊，在大约公元前800-公元前100年，长达700年的贵族民主政治氛围中，产生了许多辩论家。由于辩论的普及，就发展了进行辩论所必须遵从的规律以及怎样在辩论中取胜的学问，这就是逻辑学。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工具论》是古希腊逻辑学的大成，直到1787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哲学名著《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说：“从亚里斯多德以来，逻辑学没有能前进一步，因此看起来，逻辑似乎是完成并且结束了。”西方学术界尊称亚里斯多德为《逻辑学》之父。由于逻辑学的发展，古希腊产生了推理的数学。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数学传统，有埃及的古数学，有印度的古数学，有中国的古数学，然而产生推理数学的唯一的地方只在古希腊。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推理数学的巨著。阿基米德关于力学的著作则是古希腊推理数学和力学相结合从而产生现代精密科学萌芽的典范。17世纪欧洲产生的以力学为开端的现代自然科学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以阿基米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科学传统的结果。古希腊被罗马灭亡后幸亏有阿拉伯人翻译和保存了古希腊的科学文献，才使它在后来欧洲文艺复兴中重新发挥作用。所以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6〕
综上，我们看到民主不但为科学提供发展的外部条件，也推进构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逻辑学的产生和成熟。而近代科学的发展也只有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在推翻了专制制度之后，才得到飞快的发展。我国的情形也是一样，只有在充分扫清封建残余之后才迎来科学和技术的空前发展。
（三）
社会民主的推进需要有科学的进步。科学不仅推动技术，新的技术推进新的生产关系产生，从而推进社会的变革。更重要的，科学发展的结果逐渐扫除了人类的蒙昧和迷信。在专制社会，统治者总是利用人民的愚昧和迷信，来散布他们高居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世界各国早期都有所谓“君权神授”的说法，就是说，他们的权力是上帝所授予的。不仅他们自己是这样，他们的子女也是高贵的。科学的发展破除了这类迷信，暴君被联合起来的市民按照多数人的意愿废除或绞死。
历代专制暴君和恶势力都是千方百计反对科学真理的传播的，而科学的真理总会冲破重重阻力而被广大群众掌握的。科学真理冲破专制制度的过程也就是确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因此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大体上来说是同步的。
英国数十年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者李约瑟不仅发现民主和科学的这种关联，他还进一步发现推进科学的学者群在心理上也自然地倾向于民主。他说：“现代的科学与民主显然是同时发生的。例如欧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都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早已知道希腊民主与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考诸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最有趣的我们发现科学与民主在理论上甚至心理上有着密切的关联。”李约瑟研究发现，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对于大自然的玄思洞识，全与亚里斯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匹敌，而为一切中国科学的根基。”与此相关联的是“儒家接受封建社会而道家强烈的反对之。”所以吕不韦说：“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7〕说明科学要求尊重客观规律，这和儒家为了当官和向上爬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盲从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尊重客观规律既是科学精神的需要，也是民主精神的需要。科学的发展从社会心理状态上也为社会的民主化准备了条件。
为人类破除迷信和推进民主进程是科学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
科学是对自然和社会规律认识上的民主，而民主可以认为在某些群体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合乎科学规律的运作。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与民主是同一种精神在对待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群体活动、国家政治生活上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是孪生的彼此不能分割的一对。
正因为科学和民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它们对于推进社会进步是如此的重要，所以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陈独秀写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democracy）赛（science）两先生，闹出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 流血，都不推辞。”〔8〕
在21世纪的今天，为了科学，为了民主，仍然是我们努力奋斗的方向。
〔1〕Robert K. Mert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Edited by Norman Stor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2〕顾准，顾准文集，第34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3〕孟德斯鸠，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第145页，1978年
〔4〕爱因斯坦的这段论述最初发表在1940年出版的R．N．Anshen编的文集《自由的意义》(Freedom，Its Meaning)中，纽约Harcount，Brace公司出版。
〔5〕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6〕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
〔7〕李约瑟，陈立夫主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8〕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原载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新青年》
刊于《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35-38页
发表于《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２３卷，第１期，ｐ．３５－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