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生态保护重点区域与生态脆弱区域普遍与深度贫困区高度重合，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减贫-发展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兼容互促，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社会学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本文从四川平武县关坝村生态资源禀赋与保护困境出发，系统总结关坝村在实现生态保护与减贫-发展双重目标兼容中的内在机制，提炼关坝村在生计转型、产业选择、合作组织、村庄治理方面的经验，该模式的核心是构建“政府-村庄共同体-公益组织”三位一体格局，从而在达成生态保护和减贫目标过程中实现外生力量与内生力量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  生态保护；减贫；生计转型；生态教育；农民合作

一、“天下熊猫第一县”里的关坝村：生态资源、保护困境与农村贫困状况

我国生态保护重点区域与生态脆弱区域普遍与深度贫困区高度重合，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减贫-发展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兼容互促，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社会学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四川平武县木皮藏族自治乡关坝村。平武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位居涪江上游、岷山山系。该县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大熊猫栖息地面积达到288322公顷，拥有大熊猫335只，数量居全国第一，占四川省大熊猫总数近四分之一，故平武素有“天下大熊猫第一县”之美誉。平武县地处岷山大熊猫种群的中心地带，该县25个乡镇中19个乡镇分布有大熊猫，拥有以大熊猫保护为主的王朗、雪宝顶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省级自然保护区小河沟、两个县级保护区余家山和老河沟，还有2015年经四川省林业厅第一个批复试点的体制外的自然保护小区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平武县内有13个民族乡，其中4个羌族乡，9个藏族乡。平武县属秦巴山区连片扶贫开发县，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落后，扶贫脱贫任务十分繁重。截至2016年3月15日，平武县精准识别贫困村73个（占比29.3%），贫困对象5817户16125人（贫困发生率9.9%，绵阳市2015年底为3%）[1]。

笔者2012年曾经在山水自然基金的协助下访问了关坝村。这个村属于木皮藏族自治乡，该村群山环抱，周围植被很好，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关坝村位于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内，该保护小区总面积40.3平方公里，属于自建、自筹、自管理的民间保护地，俗称村级的保护区，以社区为主体进行管理。关坝村东连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南邻老河沟公益保护地，南邻余家山县级自然保护区，西面是小河沟省级自然保护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区位。根据全国大熊猫第四次调查分析，在关坝村的生产生活区域内，大熊猫种群密度为0.06-0.2只/平方公里，属于中密度分布，预估沟内熊猫数量在4-7只左右[1]。

关坝村距离县城18公里，辖4个村民小组，121户，389人。关坝村虽然自然资源丰富，却是平武县的贫困村之一，全村有贫困户23户69人（占比17.7%），其中34人因丧失劳动能力致贫（占比49.35%），20人因缺乏新的生产技术致贫，6个未成年人因缺乏劳动力致贫[2]。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宝贵的生态禀赋成为关坝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同时生态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比较突出。村民的传统生计与山林息息相关，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以砍伐森林（主要满足柴薪需求）、猎取野生动物（主要满足饮食需求）为主，这些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人口密度尚低的情况下，在长时期内保持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某种默契的均衡。然而在人口增长、人类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大为增加，从而加剧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情况下，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后果就愈加显现出来。今天在大熊猫栖息地内的盗猎、盗伐、挖药行为仍普遍存在，对大熊猫栖息地和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但是完全消除这些盗猎盗伐行为却取决于当地居民能否拥有替代性的效率更高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居民对这些效率更高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在村民难以获得替代性的效率更高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前，严禁打猎与采伐是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的，只会降低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村民生活生产方式的彻底转变是生态保护的关键。

二、生态保护与减贫-发展双重目标的实现机制之一：替代性生计的选择及其可持续性

生态保护与减贫-发展这两组目标是否内在相容，其前提是找到能够给当地居民带来更高收入和福利的新型生产生活方式，并在居民选择这些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时能够尽量降低他们的适应成本，提高他们对于新型生产生活方式的接受能力和认知能力。

因此，要达成生态保护与减贫-发展双重目标的兼容，一方面需要选择替代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需要在这一过渡性的过程中对村民进行有效的生态环境教育，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村庄文化形态。这两个环节，一实一虚，一显一隐，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替代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四大要素：（1）找到可以改善生活品质并能保护生态的新型生活方式；（2）发现可持续的替代性的产业；（3）寻找到实现产业发展的有效的组织形式；（4）整个村庄必须获得有效治理，从而能够提高公共决策和公共选择的效率，村民可以迅速达成共识并具有凝聚力。

具体而言，关坝村在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方面，有如下经验：

（1）生计转型：关坝村逐渐探索可以改善生活品质并能保护生态的新型生活方式，比如使用太阳能替代烧柴，为每户村民提供日常所需1/3以上的能量，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以减少5.5万立万米的薪柴砍伐。而村民通过养蜂、养殖本土冷水鱼石爬鮡和雅鱼、种植中药材及核桃，收入明显增加，彻底改变了关坝村的生计结构。

（2）产业选择：关坝村选择了一些区域环境友好型的特色农业产业，比如生态养蜂、恢复原生鱼、乌仁核桃种植、林下中药材种植等，而逐步减少一些破坏环境的产业如养牛养羊等产业。通过新型产业的发展，关坝村的村民收入得到明显提升，而生态环境也得到明显修复。村民不再乱伐林木，也不再偷猎野生动物，沟内山羊数量从500只减少到100只，养牛业几乎全部放弃。环保的效果非常明显，2016年大熊猫和同域动物点位较2012年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明显增多，原来几乎绝迹的冷水鱼现在随处一个水塘都能捕到，流域保护成果得到平武县水务局认可并在关坝沟建立了一级水源保护区。关坝沟内建立8个养蜂场，约600群中蜂，每年产量在10000斤左右，村民累计从中蜂养殖分红10万元，已经返利4万元到村上开展保护和购买村民医疗保险。每个蜂农收入提高3-4千元，最大的养蜂户每年蜂蜜收入可达4.5万元。增殖放养的冷水鱼（石爬鮡和雅鱼）目前保守估值在20万元以上。100余户村民在房前屋后种植重楼等中药材1-2分地，栽植经济果木1000株，紫皮核桃苗圃基地落户关坝村，林业局投入60余万元支持关坝村建成平武县紫皮核桃种苗基地。这些努力，深刻改变了关坝村的传统生计结构和产业结构，真正使村民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获得了收入的提升和福利的增进。

（3）组织形式：在寻找实现产业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方面，关坝村积极发展村级合作经济，建立养蜂、紫皮核桃专业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发展自主品牌，鼓励林下中药材发展，支持贫困户脱贫，部分利润反馈社区保护工作和村民医疗保险。中蜂和乌仁核桃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壮大集体经济，其中养蜂合作社现有8个养蜂基地，年产量约10000斤，销售额不低于50万元，建立了“藏乡土蜜”自主品牌，进行线上线下营销。另外，集体经济也为关坝村的发展与减贫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关坝村的冷水鱼增殖放养采取“村委会统一管理+巡护队专门负责+全体村民受益”的集体经济模式，2014年以来投入1.5万元鱼苗，种群数量已经明显恢复，保守估计产值达20万元[3]。

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持续的减贫之路。2009年，关坝村养蜂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现有股东33户（其中贫困户6户，占比18.2%），会员105户（占全村总户数86.7%）。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以资金形式入股，收入按股分红。合作社在生态产业发展的同时建立合作社成员利益共享机制，优先考虑贫困户的参与和受益。全村23户贫困户69人全部入股养蜂合作社，共占20%股份。合作社直接参与精准扶贫，每一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获得合作社一股（500元）的分红。通过合作社这种组织化的减贫形式，关坝村的减贫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贫困农户通过合作社获得了更稳定更广阔的的产品销售渠道，产品的规模收益上升，同时也提升了贫困人群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现在，熊猫蜂蜜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品牌，为村民带来丰厚的回报。

（4）村庄治理：由于关坝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治理模式和民主协商决策方式对于整个村庄的治理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村民从合作社的运作过程中，逐渐对于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机制有了循序渐进的了解和参与，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明显加深，村民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更加强烈，这对于村庄的生态保护和发展-减贫双重目标的实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生态保护方面，关坝自然保护小区试点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方案设计都非常注重村民的共同参与，通过村民的充分讨论与协商，使村民明确自己在生态保护的利益和义务。建立关坝自然保护小区的申请，通过关坝村的“一事一议”制度进行民主评议，每户有一个代表参加并表达意见。同时，关坝村建立了保护小区下设的25人巡护队（其中村民23人），面向全村招募合格的巡护员（还有一些妇女参与到保护小区的巡护中），对关坝沟内40.3平方公里的国有林、乡有林、集体林以及水源进行巡护监测，每年巡护次数不低于12次，选择1名村民专门管理水资源。100%的村民可以通过举报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而获得奖励，目前已经有7位村民获得1000元奖励金，可见每一个村民都把生态环境的保护看作是自己的分内之事，村民生态保护的责任意识逐步增强。

三、生态保护与减贫-发展双重目标的实现机制之二：生态环境教育及其可持续性

对村民进行有效的生态环境教育，则依赖于四大要素：（1）有效引进外生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的力量，从外部输入一种新的生态文化和生态保护理念；（2）政府对村民进行合理的引导，通过各种生态补偿和各种新型生活方式的示范，为村民树立一种新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样板，供村民学习模仿；（3）村民有效的自我教育，尤其是一些有外部世界生活经验的年轻村民起到引领性的作用。村民的生态环境教育，是一个渐进的学习过程，是村民对新知识的接受过程，这个学习过程对生态保护和减贫都意义重大。（4）恢复有利于生态保护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传统生态文化，并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形式和节庆来有效传播生态文化。

具体来说，关坝村的基本经验是：

（1）外生力量。对关坝村的生态保护和村庄发展形成重要影响的外生力量之一，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个中心是2007 年成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创办人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吕植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希望在现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充分和科学地认识自然生态的价值，汲取传统文化精髓，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运用新的经济、技术、市场机制，让当地百姓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人并从中受益，索实现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当地与外界之间的生态公平之道。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相信当地百姓是自然的守护者，尊重当地发展经济的需要，欣赏并学习与美好自然相互依存的乡土文化和价值。这些理念对关坝村的生态保护机制的构建以及整个村庄发展模式的构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十几年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专家和项目官员与关坝村的村民、村委会以及合作社进行了密切的沟通和合作，在生态保护技术的输入、现代生态观念和文化的渗透、村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制度的探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政府引导示范。平武县政府、绵阳市政府以及四川省政府，对于关坝沟自然保护小区的成立给以重要的法律支持和政策支持，并对保护小区的生态保护、保护小区巡护、保护小区内的合作社发展、村庄生态保护基础设设施建设等，进行了有力的具体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这些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实际上就是对村民的产业转型、生计转型和文化转型进行一种有力的引导和示范，让村民看到生态环保的方向，看到产业发展和生计模式的新方向，从而通过互相模仿和学习实现整个村庄生活生产模式的转变。

（3）村民自我教育。村民的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一方面来自于外部的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内生力量的激发。近年来，关坝返乡青年逐渐增多，这些返乡青年有着在外部世界长期生活和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甚至是失败的经验）都对村庄的发展与生态保护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这些返乡青年有的成为保护小区和巡护小组的带头人，有的成为村庄养蜂合作社的理事长，有的参加了村委会和其他村庄治理工作，他们的生态环保理念、村庄发展和减贫理念都对村民影响很大。这些返乡青年也更容易与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环保理念相契合，从而容易与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形成合作的共同体。近年来，关坝村的自然教育步伐明显加快，自然教育与村庄发展-减贫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关坝建立以中华蜜蜂保护与发展为主题的蜂采馆，建设了“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宣传墙和保护小区展示厅，在村庄内绘制以大熊猫和金丝猴为代表的石头宣传画，重建以流水为动力的石磨，并尝试建设关坝湿地文化广场。自然教育以及生态环保相关的自然景观也成为村民的收入来源之一，这对于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减贫之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4）生态文化回归。平武县白马、木座、木皮三个藏族乡是氐族后裔—白马藏族的主要聚居区，是平武县白马藏族文化的代表性区域。白马人把大熊猫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他们模仿大熊猫的舞步、动作和神态，创作出“熊猫舞”（登嘎甘）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大熊猫还被白马人刻到面具（曹盖）上、编进歌声中，这些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关坝村又开始慢慢恢复起来。恢复这些古老的舞蹈和祭祀仪式，尤其是在重要的节庆中展示这些带有浓厚民族风情和生态保护意蕴的舞蹈和歌谣，是进行生态环保理念教育的最好形式。将来这些古老的文化形式还要加以进一步完善，以融合进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区域民俗文化与信仰传统的恢复传承与现代更新，成为连接“生态保护”与“发展-减贫”这双重目标的最重要精神纽带，它既要传承古老的生态文化和“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还要有极大的包容性来融合现代生态理念和发展理念，从而实现村庄发展的可持续、减贫的可持续、生态保护的可持续，解决近代以来“天”（自然）和“人”（生存发展）之间的内在紧张。

四、结论：在生态保护和减贫中实现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的有机融合

如何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实现生态与减贫-发展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兼容互促，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关坝村模式为我们解决两者之间的悖论提供了一套值得借鉴和可复制的方案。在关坝这样的生态环境资源极为宝贵、生态极为脆弱且生态破坏代价极为高昂的地区，要搞好生态保护，重点不是解决大熊猫等受保护动物的问题，而是如何转变当地居民的生计结构、产业结构和生态文化的问题,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需要综合性的措施[4]。生态保护的核心是改变“人”，而不是改变“物”，人改变了，物就保护下来了。关坝村在生计转型、产业选择、合作组织、村庄治理方面的经验，值得重视和推广。该模式的核心，是构建“政府-村庄共同体-公益组织”三位一体格局，其中村庄共同体是关键，这个共同体必须在村庄组织化和完善村庄治理的前提下，提升村庄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提升其达成共识和决策的能力，从而构建强有力的社会网络，这无论对于生态保护还是对于反贫困，都是十分必要的[5]；而政府的组织协调与公益组织所开展的生态教育以及其他提升农民组织化的教育培训活动，是极为重要的外部辅助力量。正是通过这个三位一体的格局，关坝村在达成生态保护和减贫双重目标过程中实现了外生力量与内生力量的有机融合，从而保障了这一套减贫机制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中心.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管理计划（2017-2021）[R]，内部资料，2017年8月版。

[2]中共绵阳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改革试点自查自评报告[R]， 绵委改办〔2017〕18号.

[3]刘小云,张建,任翠华,冯杰. 平武县关坝村森林可持续经营助力生态扶贫的实践与启示[J]. 四川林业科技,2017,(02).

[4]王曙光. 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 农村经济, 2011,(03).

[5]王曙光,王琼慧. 论社会网络扶贫:内涵、理论基础与实践模式. 农村经济,2018,(01).

[作者]  王曙光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冯杰  项目主任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北京  100871

李芯锐  理事长  四川平武县木皮藏族自治乡关坝村养蜂合作社  622565

发表于《中国西部》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