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到晚年眼睛极度近视，达到一千多度，而他除去吃饭睡觉，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简直是眼睛贴在书本上看书，家人都笑话他是在闻书。
每走一步点一下头
据他的亲人们回忆，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书或写作，出奇的用功。由于视力很差，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麻烦。他拄着拐杖上班，走得很快，但他看不见对面的来人，有个熟人说他架子大不理人，从那以后，为了不给人造成误会，他每走一步就点一下头，宁可自己吃力辛苦一点，怕碰见熟人看不见又没打招呼。
他为人极有幽默感，喜欢开玩笑和自我调侃，孩子们也可以随便跟他开玩笑，他从来不发脾气和打骂孩子，只是言传和身教，让孩子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的性格也相当活跃，他虽不爱好音乐，倒也五音俱全，唱歌不走调。他曾经教他的女儿、女婿唱他小时候学过的一首情歌，而且是用吴语上海话唱。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与之相处，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轻松自在，还把自己有一次架拐行走的事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他说他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又不像什么小猫小狗，原来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究底的劲头。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因为他的眼睛视力极差，有一只眼睛根本看不见，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回答：“我不但立场、观点有问题，我这方法还有问题呢，我架的是两条美国拐杖，所以方法也有问题。”“文化大革命”时，一群小孩追着他丢石头，打牛鬼蛇神，他和蔼地开玩笑说，你们可别把我打伤了哦。
冰心说他是“男子中理智情感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独树一帜、卓尔不群。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梁实秋、梅贻琦、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学者们，非常喜欢潘光旦的为人，常与他结伴旅行。徐志摩称胡适之为胡圣，而称潘光旦为潘仙，以其与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相像为由。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到隔壁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谢冰心评价说，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据朋友和家人回忆，潘光旦一生唯有几次失控，一次是他的母亲1939年在上海去世，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潘光旦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潘光旦的成长与母亲的教养息息相关，是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仍然按照父亲的遗愿，克服重重困难，供潘光旦继续学习。母亲的死，使他悲痛不已，在家中的阁楼上呆了三天没有下楼跟家人一起吃饭。还有一次是1958年他的夫人赵瑞云去世，他认为是自己被划成右派致使夫人担心而发病去世的，这次他也是大恸。另外，潘光旦在闻一多被特务枪杀后也大恸一次，嚎啕大哭。他表达感情与别人很不同，哭过后马上可以控制自己。以后是“文革”初期，他与叶笃义谈天时偶然谈到他的女儿潘乃穆在丈夫被逼死后，对她的儿子说，爸爸死了还有妈，我们还要活下去！他说到这里情不自禁突然一下子悲愤失声，恸哭起来，恸哭过后，又像没什么事一样讲别的事情了。叶笃义说，潘光旦当时极度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一个人怎么能做到那种程度，这只可以用“心存百般忍让”来形容。叶笃义说自己只是听他讲都不想活了。
1962年，龙云逝世，潘光旦与与罗隆基一起去做遗体告别。龙云是著名的“云南王”，与蒋介石有矛盾，解放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经历曲折，但潘光旦有感于1941至1945年间，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候的民主运动中得到龙云的掩护，且民主同盟的活动经费大部分由他筹措而来，教授们生活困难由龙云首创演讲付酬后成为惯例，他不忘旧情，一定要去见龙云最后一面。
学者之死
1966年“文革”开始，潘光旦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被抄家批斗。当红卫兵抄家时，只抄出一百几十元的存款，他们不相信只有这么多钱，质问说：别的教授都有几万块钱，你怎么只有一百多块钱？潘光旦回答：“我就这么多钱，我的钱全买书了。”抄完家以后，书房和卧室都被查封，只有厨房和贴着厨房搭建的一间小屋没有被封，潘光旦和老保姆及小孙女，只能在这间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缺被少褥，难以人眠。幸亏费孝通把自己家里没有被封的被褥抱过来给他们用，费孝通还用粗毛线给潘光旦织毛袜穿，那时费孝通处境也很艰难，夫人被赶回苏州，自己连饭都难吃上，只能在潘家搭伙。
“文革”前潘光旦的身体基本健康，没有病，被批斗后，由于腿疾，虽然没让他和费孝通等人一起去打扫厕所和澡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的腿不能蹲下，带着一只小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被迫坐在地上拔草。红卫兵还要强迫潘光旦站队跑步，后来被别人制止。当时潘光旦已有67岁，从那时候开始，他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从前列腺发炎逐渐发展到尿毒症。由于没有正常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未能及时就诊。他在北大的两个女儿，是被群众监管的“黑帮分子”，两家四口都被批斗，没有行动的自由，每天要在指定地点学习、劳动，接受审查，她们不了解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情况。
叶笃义也被靠边站，常常去探望潘光旦，潘光旦对叶讲了他的三个S政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笫二个S是SUSTUIN（坚持），第三个S是SURVlVE（生存）”。后来潘光旦的病逐渐加重，他女儿的一位同学把他送进积水潭医院，开始还好，大夫给他插了一个管子，但过了几天就不行了，医院打起了派仗，主治医生被撤换，对这样的重病号连起码的医疗和护理都成了问题。他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病房里，其他病友又喊又叫，他只能忍受。红卫兵们还不时来审问他，还有外来调查人员到病床旁边盘问他，冲他大叫大嚷，使劲摇动病床。在这种情况下，潘光旦受不了了，决定要出院回家，叶笃义用潘光旦自己的话来劝他：“SUSTUIN AND SURVIVE．你要坚持生存下去。”他摇摇头说：“SUCCUMB（死了）”。
潘光旦让叶笃义去告诉费孝通，让他女儿潘乃穆接他回家。叶笃义立刻到费孝通家，对费说：千万不能让潘光旦回家，回家准是死。但在那种非常情况下，医生也不负责地推他出院。据女儿回忆：当时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他很高兴地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极有尊严地从医院回家，如同病愈出院一般。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家里的卧室还不准启封，只打开了堂屋。他的女儿支了一张旧行军床让他静卧，总算是躺在自己家里，还可以喝到一口热汤热水。
1967年6月10日，回家9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潘光旦请保姆向住在隔壁的费孝通索要止痛片和安眠药，但一样也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在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
潘光旦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亲属在身边，他的女儿们，不是被批斗关押，就是被下放边疆。而且他的一个在边疆的女儿，直到他逝世一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把那个作为潘光旦书房起名契因的连理葫芦摔在后门口（潘光旦的书房叫“葫芦连理之斋”，因为1936年，潘光旦在清华大学新南院11号种的葫芦藤，结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据说概率仅有亿兆分之一），那个葫芦，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劫难，从北京被带到昆明，又从昆明带回北京。清华复原回到北京后，潘光旦把它收藏在一个特制的三角形葫芦柜里，那是潘光旦的心爱之物。费孝通看见它被丢弃后，赶忙捡回来藏在自己家。潘光旦去世以后，费孝通无法保存这个葫芦，曾经要潘光旦的女儿拿回去收藏，但那时候他女儿也是被批斗的对象，根本没有环境和条件保存。费孝通转而叫自己的侄子带回家，一直到1989年，葫芦才交回潘光旦的女儿手中。此时的“双葫芦”已被摔得有了裂缝，而且葫芦柄上原有的枝须已不复存在，颜色也由黄褐色变成了红褐色。这个自然界的珍奇之物，见证了历史沧桑，劫后余生，然而它的主人，却没能躲过那场大劫难。
费孝通忆及潘光旦临终前的一幕说：潘先生没有抱怨。
（摘自《光旦之华》，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版，定价：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