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袭击，将我们推到了“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防止出现颠覆性风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命题面前。这个题目牵引方方面面，头绪繁多；它是生态系统，根系交错，枝叶相连。从防范病毒说到大国博弈，从中美冲突说到“冷战”，从补好短板说到复工复产，从当务之急说到战略考量，从防止“甩锅”说到国际合作……，归根结底，还要从外部因素说到内部因素。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今天最大的“内因”，莫过于14亿人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借《生命的法则》一书揭示的规律的话来说，这可是个需要通过若干调节才能实现动态平衡的、巨大无比的“生命的稳态”工程。
站起来，道理清楚得很，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新中国已如日东升。勿须赘言。
强起来，道理明确得很，不强就站不住，不强就站不稳，甚至还会重新倒下。但中国给自己强起来设定的“规定动作”是强起来在世界上也永不当头、不称霸，始终致力于建设稳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的是和平崛起。着眼点是“开放的世界”。开放意味着多样化人类活动以及多种文化的相互尊重，这与坚持中国特色并不矛盾。读懂中国文化和当代实践，就能读懂中国特色。
富起来，口号敞亮，符合人的本性，是人民大众的普遍愿景。富是强的根基，是站起来追求的理想。但在这个作为“变化根据”的“内因”之中，恐怕还有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深究。搞得不好，其中也会蕴含着、积累着我们不易察觉的“颠覆性风险”。中国有如一艘巨轮，如果被颠覆，外力乃为其次，内乱首堪其害。
富起来！我们理直气壮。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习总书记说，“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如一言以蔽之就是，14亿中国人要“富起来”！
富起来，就要搞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演出了一部部市场竞争的活剧，优胜劣汰，效率大增。但追求利润难免导致金钱至上，甚至出现把精神、信仰物化，抛弃诚信、道德的倾向。面对利润这个“聚宝盆”，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同居社会这个共同体，如何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财富与精神境界成功结合起来？一句话，如何在市场经济中保持有效的道德调节？这历来是个难题。
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调节，存在着“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呼唤和遵守道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而且后一本书他费的力气更多，改了多少稿，至死还在不断琢磨。
如果说《国富论》探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基础，那么《道德情操论》就在探索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基础。在《国富论》中，斯密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做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说，“每个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又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斯密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市场人的经济理性与伦理理性的“二律背反”问题，但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即所谓“斯密悖论”。
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晦涩难懂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被哈佛大学百名教授奉为经典。尽管我们认为，“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韦伯却赞美“资本”，主张通过资本运作使钱生钱，赚钱光荣。但赚钱是讲伦理、有美德的：一要勤勉劳动，二要依诚信赢得信任、以合法方式赚钱，三要节俭以积累资本并进一步以钱生钱，这就是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说，“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人人应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以精确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问题是“人的天性”，总是趋向于既要“富起来”，又要少干活；满足“人的欲望”，是有钱就要花，有水要快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落，恰是因为这种“人的天性和欲望”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缺失。但他惊喜地发现，16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新教各教派，却“伴随”有这种“资本主义精神”。马丁·路德提出了“劳动是唯一取悦上帝的方式”。加尔文的“预定论”则进一步说明，辛勤劳动取得工作成就是被证明是得到上帝恩宠、列为上帝选民的唯一手段。而财富全是上帝的，人，只是代上帝管理和使用财富，因此“富起来”之后只有节制消费和热心公益，才能得到上帝的青睐。韦伯说，“圣徒们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就要积极地勤劳致富，那么就要把现世的生活彻底理性化，完全受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个目的支配，他的一切言行都为着上帝的荣耀。”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发展聚集区便高度重合，两者“伴随”发展。这里，他用了“伴随”一词，有意回避了“因果关系”的提法，但又忍不住说，“新教伦理不但赋予经济活动以伦理的意义，而且恰恰是由于把经济活动伦理化，而使经济活动理性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断言，“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
我们当然不会去照搬什么“新教伦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关注韦伯的这些说法，乃因为他提出了涉及“富起来”的“终极问题”：为什么富起来，靠什么富起来，怎么富起来，富起来怎么办？他其实也回答不了、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只能以“新教伦理”来回答，靠“上帝”的威严来解决。
我们14亿人“富起来”，是不是也涉及这些问题？我们当然不靠根本不存在的什么上帝，不靠以取悦上帝为基础的“新教伦理”。那我们靠什么来回答和解决有关“富起来”的这些既是“终极”，更是现实的问题呢？
02
我们搞市场经济，也要面对在资本盈利和个人谋利这两个“起点”被启动、激活后（也就是“富起来”），人们如何提高自我约束力和道德水平的实际问题。如果不去正视市场经济中道德调节的“二律背反”难题，如果不经意间搞得金钱至上、诚信尽失、劣币驱除良币，乃至腐败丛生、积重难返，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就难以为继，社会就会积累不满乃至引发动乱，以至“颠覆”！
或可以说人类社会原本存在的结构性“二律背反”，本身就构成了病毒袭击人类之前脆弱的“颠覆性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曾有言：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我们可以不去理睬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本晦涩难读的书，也不必去理会当年异国他乡的那些新教徒们，那些奇怪的致富举动。但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富起来”的诉求，把“资本”增长的冲动，与“勤劳”、“诚信”、“节俭”“不害人、坑人”的仁德建构成功嵌合，激发勤劳致富、不断创新的活力，倡导爱国守法和敬业诚信，抑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建立“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机制，促进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实在是我们“富起来”过程中需要探索、需要解决的大课题。
今天，我们正在理直气壮地走向“富起来”，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中实实在在地“富起来”。尤其是跳出“均贫富”的困境，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促进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卓有成效地“富起来”。14亿人走向“富起来”的图景如此波澜壮阔，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是只去“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景”，当然应该有，也必须会有我们实实在在的、清晰管用的“市场伦理、致富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但市场经济中道德调节的“二律背反”，是悖论，也蕴含着调节“生命稳态”的规律，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
我们党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是一场历史考验。从领导和驾驭计划经济到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也是一场历史考验。各级党员干部从以清贫为本色与人民群众同患难，到以致富为追求带领人民群众奔小康，更是一场历史考验。党的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从宏观调控到各项经济活动的组织、推进和监督，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全面参与市场经济，又必须防止市场经济负面的诱惑和腐蚀。如何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是把支配资本的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如果只拥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只行使权力而不接受监督，每一个执法者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法律破坏者，而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这种破坏行为的受害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资本不断扩张的冲动和权力不断膨胀的欲望相结合，有可能产生“核聚变”，冲击现有的界限，使法律的界限模糊，使道德的界限丧失；不断扩大权力的边界，滋生出一批贪得无厌、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苍蝇”“老虎”；毒化和败坏党风、民风。当权力与资本相遇，可以支配资本而又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导致普遍性、塌方型腐败，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垄断资本主义”，彻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这一切并非耸人听闻，是真可能在“富起来”的过程中滋生、发展、蔓延、泛滥的。
市场经济不断给我们带来“财气”，也形成无所不在的“地气”。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业已出现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败时现的现象，如果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束手无策任其病入膏肓，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只有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与现代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契合，才能够对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群众利益的交汇点而生生不息，增强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生动活泼，进而成为人们自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成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而无所不灵。
03
我们本来建设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实到成功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和“致富伦理”。这决定了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需要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的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需要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这次武汉乃至全国抗疫，大家已深刻体会到，医疗系统不能都完全彻底交给“二律背反”左右的市场。其实，交响乐、芭蕾舞、非遗保护、博物馆、图书馆……，种种公共效用突出的文化事业，又岂能简单、不论死活地一概交给市场。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必须解决好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问题。在“富起来”的过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永远的希望，既是在一任接着一任“加油干”的“富起来”过程中，更是在“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中。”
总之，一步步的“富起来”的过程中，就要考虑“二律背反”与贫富差距结构性的存在；更需要看到，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14亿人富起来的过程也蕴含“颠覆性风险”，或为肆虐的病毒疫情“颠覆性风险”提供引发“颠覆性”的社会基础。我们应该努力，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建立“君子厚德以载市场的人文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