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怎样的创新精神？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精神和品质？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教授曾明。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通变”思想和“日新”意识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1987年，已经92岁的冯先生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旧邦新命”是中华文明“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原因，也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的奥秘。
回望历史长河，在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思想演变历程中，中国哲学的讨论范围不断拓宽、创造性见解持续迸发；耒耜、石犁、青铜犁、铁犁、直辕犁、曲辕犁等耕具的更替，见证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提高；军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人才选拔制度之完善，让更多有才之士脱颖而出……
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在思想、技术、制度等各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也正是因为不断创新，中华文明才能始终保持生机活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不是那种割断历史与传统的无根基创新，而是强调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革新、创造。在旧与新之间，中华文明展现出明显的辩证性格，即“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新”是儒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儒家经典《大学》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中的“鼎”“革”二卦，“损”“益”二卦，都充满对历史文化连续性与创新性的智慧。可以说，寻找连续与创新二者之间的平衡，是儒家思想家时时思考的问题。
孔子也对古经中所蕴含的“时”的智慧做过富有洞察力的阐释。《周易》记载孔子解答弟子对于爻辞的疑问，其中几次提及“时”。如“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见龙在田，时舍(舒)也”；“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周易·系辞上》记载：“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周易·系辞下》也记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古老论述，强调“穷变通久”的历史演变规律，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品格的发展与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看出，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追求“日新”“通变”“及时”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点。
从国家治理到自然科学：创新无处不在
从国家治理来看。周朝实行分封制，秦朝统一中国后，推行中央集权，在地方采用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创新，奠定了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石。后来，隋唐开创实行科举制、元代确立行省制度、明代制定《大明律》完善司法制度、清代对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政策等，都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不同程度体现了中华文明“变则通”的创新思想。
从思想文化来看。中华民族不仅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思想巨匠，产生了儒、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经典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从自然科学来看，中华文明在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文学等方面都有伟大成就。比如：中国古历采用阴阳合历、南朝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等。
今天，中国的科技进步坚持开放包容、互惠共享，不仅服务于本国人民，也造福国际社会。“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羲和号”实现太阳探测零的突破，“慧眼号”直接测量到迄今宇宙最强磁场……这些科技成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生动体现。
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和百年奋斗的历史，为什么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尊重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发扬恪守正道、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
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神舟”“北斗”“嫦娥”“祝融”……从一个个命名中，我们可以读出千年问天的“中国式浪漫”，这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又彰显了当代中国人坚定的文化自信。
如何理解其中的精神和品质？我想苏轼可以给我们答案。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苏轼的“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
而他也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了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但是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还是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的。
是的，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事不避难、进取无畏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但是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不得不说与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达观态度密切相关。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锐意进取、敢闯敢拼的企业家，在科研攻关一线大胆创新、攻克难题的科学家，在乡村振兴热土上探索经验、蹚出新路的基层干部群众……各行各业劳动者大力弘扬创新精神，不断创造着新的业绩。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保持开拓创新的姿态，激发敢为人先的锐气，面对困难时“摸着石头过河”，面对艰险时“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才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汇聚强大精神力量，无往而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