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学是一门致力于实现善政良治的社会科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学在实现学科恢复重建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它为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表现在基础知识更新、知识逻辑优化和知识建构集成三个方面。未来要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紧密围绕中国政治学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开展研究，以科学理论引领基础知识增长、强化政治实践与知识逻辑的双向赋能关系、聚焦文明形态全面助推知识建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从古至今，政治学都是一门致力于实现善政良治的实用社会科学。自1899年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专门讲堂至今，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便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对于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许多新的命题和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的有力推进，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具体指引，因此，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行深入研究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一般意义上，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可被理解为在政治学领域自觉围绕结合中国研究场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遵循中国已有政治发展事实，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解决中国发展问题而形成的本体论、知识论以及方法论相统一的政治学知识结构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系统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形成，并对未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进行展望，以期为推动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有益探索。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治学的初期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过程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度被取消，中国政治学的相关教学与研究被转入其他学科领域。直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从此以后，政治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恢复重建，其后中国政治学界通过组建学术组织、举行专题讲习班、创设学术刊物、加快人才培养、发展国际合作等多种方式，推动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一步发展壮大，并逐步形成了中国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对西方政治学借鉴吸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国政治学发展特质的学科发展形态。同时新时代的政治实践也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学术资源，在通过对基础知识引介、知识逻辑吸纳以及知识建构镜鉴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治学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之间的相互支撑，初步建立起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一）政治学的基础知识引介

从学术发展过程来看，政治学研究以概念和理论所构成的知识单元为表现形式，基于探究政治实践的本质和规律，研究者通过对其抽象化的认知进行精练表达，形成政治学概念，继而在阐释相关性和适用性的本体论问题时形塑了相应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政治学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实证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备的学术概念、基础知识和分析理论。而中国政治学在对西方政治学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实，围绕中国现实实践问题，在引介了西方国家有关阐明政治学对象、概念和理论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形成了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专业知识基础，其中在政党、政府和国家等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上表现得最为典型。

首先，政党研究的基础知识引介。政党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政党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而中国政治学界对于政党科学化、规范化的研究与对于西方政党的理解和认识密不可分。据中国知网文献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在政治学领域仅以“西方政党政治”、典型国别“政党”为关键词，便可梳理出2966篇引介文献。通过以学术著作等为知识载体的多方引介，中国政治学界系统增进了对西方现代政党的概念流变、政治运作和制度分析的理解。从内涵流变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概念源自存在主义本体论基础上的英美议会政治，其摆脱了以少数精英为特征的宗派斗争，而发展为争取多数选民支持以获取合法性的民主载体。这种政党理论上是建立在一些集体认同的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而联合起来的组织实体，但其本质仍是寻求选票的工具。为了获取足以执政的选票，政党需要倾听并回应选民群体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基于这一发现，西方政治学将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相联系，并提出了可验证的系统分析研究。相应地，根据迪维尔热定律及其拓展性研究，单一选区多数决制是促成与维系两党制的重要条件，复数选区比例代表制趋向产生多党制。整体而言，西方政党的组织转型、竞选策略以及制度化等一系列政治现象受到了中国政治学学者的关注。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以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需要对中西政党基础知识进行比较，以深入理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新型政党制度”等一系列事关中国重大政治发展的现实议题。

其次，政府研究的基础知识引介。从政治学知识的基本框架来看，现代政府是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基本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就政治发展实践而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是通过政府改革来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政府研究因此也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重点引介内容之一。西方政治学界对政府概念、职能转型和组织变革的解释不断变迁，从古典时期的集体主义德性政治到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权利政治，西方政府在本体论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越来越被视为代表公共利益的自利性政治实体。西方政府理论认为，现代政府应当承担着经济发展、市场监管、社会救济以及重要的公共服务职能。为了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能，政府需要不断探索和利用前沿技术来实现无缝隙组织变革。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府相关理论知识的引介，为中国政治学者了解并研究现代政府的运作机制和发展方向提供了基本索引。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放管服”改革、数字政府建设、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的众多实践，为我们更好地对比西方政府理论、构建本土政府理论提供了现实有效的信息。

最后，国家研究的基础知识引介。自政治学产生以来，围绕着国家的概念、起源和发展等多方面内容的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构成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本体知识单元的中心联络点。基于对国家概念的认知，西方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分别提出了“社会契约说”“战争建构论”以及“社会塑造说”等国家起源的经典论述。对于这一方面的引介研究而言，注重国家治理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显著特点。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国家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占据政治学中心议题的热点地位十分显著。从国家概念的发展过程来看，国家概念经历了从意指“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公民集团”，到本体论层面的以行政权威为首并由其加以良性协调的一套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我国要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以往关于国家的理论知识引介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上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并且在这方面有比较大的研究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纵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治理体系，而各国治理能力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的差异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种治理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在一起提。”这些论述，为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来更好地理解国家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方向。

（二）政治学的知识逻辑吸纳

从学科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国政治学在系统引介政党、政府和国家等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念、知识架构以及重要理论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具备了扎实的学术知识，并尝试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政治实践作出指导和回应，逐步形成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治学界立足于政治发展，逐渐形成了基于中国实践的知识论问题意识，并从单一思辨的分析法转变为规范性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并重的多元化分析方法，从而将政治学研究拓展到政治制度、政治系统、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等规范政治理论领域。自此，中国政治学逐渐从简单的知识引介转向注重现实经验和认知规律内在联系的知识逻辑分析，逐步迈向政治学知识逻辑的吸纳发展阶段，并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自觉意识。

首先，问题意识的知识逻辑吸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西方国家政治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学术研究所提出的议题紧密结合和相互促进，一方面，西方政治学往往立足于权利本位原则，围绕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权利冲突现象展开逻辑分析研究，系统阐发了旨在保护公民个体权利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学重视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起源、巩固和域外拓张逻辑进行理论梳理，并通过自由民主问题意识来加以全面研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对此，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明确研究指引，需要在对西方政治发展逻辑进行甄别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实践进行统筹考虑，从理论问题到实践问题、从宏观问题到具体问题、从长远问题到阶段问题、从规范问题到实证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和政治知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对政治学知识进行创新性阐释，进而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有效回应来促进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探索。

其次，研究方法的知识逻辑吸纳。从学科的发展来看，研究方法是否合理或完善，直接关系到一门学科的成熟程度。就政治学发展而言，研究方法合理运用为理解政治现象和认识政治规律提供了基本途径，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知识生产的基本前提之一。西方政治学受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政治学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和科学化。从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历程来看，我国政治学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初步借鉴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新方法和新范式，推动了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随着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知识逻辑的渐次吸收，中国政治学逐步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构建了较为规范化的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质性研究法、量化分析、准自然实验等研究方法工具库。在定性研究方法层面，案例研究遵循密尔求同法和求异法的知识逻辑，在具体呈现社会事实中的内生动力和过程机制中寻求学术知识的创造性转化。在定量方法层面，秉承着可证伪和可复现原则的知识逻辑，实证研究力图以数理统计的手段来追寻和检验政治现象间的因果效应，产生了一大批重视研究方法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总结性和规律性的研究成果。

最后，规范理论的知识逻辑吸纳。相较于经验理论对政治现象的形式化描述，规范理论更加强调对政治价值的创制性探索，其力图在阐释政治实践的过程中确立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政治生活的价值意义。西方现代政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运用规范理论分析西方现代化政治过程的内在规律，并不断完善乃至创立更为优化的知识论，继而为政治实践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提供了可能性，此后产生了一批政治学作品。概而言之，中国政治学界通过引译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及其理论，为学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经验提供了多元化的范分析视角，譬如采用基础性权力等知识指标来分析现代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比较国家自主性理论提出的知识逻辑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运用西方族际冲突的政治知识提出族际互动理论。不难看出，吸纳基于规范知识逻辑之上的西方政治学理论，为中国政治学在研究过程中基于中国立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学术思想资源。

（三）政治学的知识建构镜鉴

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政治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政治学充分借鉴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建构方法论，针对性地形成了具有高度专业化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效性，对本土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形成兼具本土性的政治学研究路径，进而以更加系统规范的知识体系来科学解释、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种内生政治机制。

首先，学科体系的知识建构镜鉴。为适应西方各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和建设需求，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过程中通过设立以类型化知识为基础的各种人才培养专业，来推动政治学知识建构和相应的知识传播。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学在完成恢复重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中国政治学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依据不同研究议题、分析对象、研究领域的政治学分支和交叉专业，力图以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全面助推政治学知识的中国化建构，从而极大拓展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应用场景与研究空间。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深度影响政治学科的知识建构模式，形成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的政党—国家—社会这一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正是诸如此类政治学理论知识的逐步积累，从而夯实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基础。

其次，学术体系的知识建构镜鉴。作为知识形态的政治学往往受到政治社会现实的深度影响，其自身的学术体系及形式逻辑同样也受知识建构的对象性方法论的形塑。也就是说，西方政治学学术体系的确立一方面受到西方经济社会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时代性地域实践的限制。实际上，现代西方政治学并非是在欧美各国同时发展起来的，而是主要在二战后的美国发展起来的。正如二战后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霸权地位一样，美国政治学一定程度上也通过其庞大的研究规模及其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主导着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所以，现代政治学只有摆脱了地方性知识建构的历史局限，才能形成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知识理论体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重大理论命题。随着我国政治学界学术自觉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我国学界在借鉴西方现代政治学知识建构方法论的同时逐步尝试创新性地建构自主的学术知识体系。如面对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国际形势的变幻，有学者立足于中国情景来认识“治理”的实践特征，积极推动中国治理知识的全球化政治解读。可以说，诸如此类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学术研究，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最后，话语体系的知识建构镜鉴。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存在既是学科理性的确证，又是对现实政治本体论的揭示。二战后，西方政治学不断追求建立在所谓科学之上的知识条件，尝试剥离实践中的价值，以构建西方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与此不同，中国政治学在形成自觉理论意识中主动将其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有机结合在一起，即将当代中国政治视为一种高度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于是，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既是社会科学理性在类型化学科体系中的知识建构和知识呈现，同时也作为学术语言全面揭示了现实政治权力在中国时空变换中不断鼎革的真实源流和因果机制，并分别在政治传统和政治现实中都得以体现。就政治传统而言，中国政治学的话语建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文明凭借着“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等哲学理念历经磨难而依旧延绵不绝，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关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政治思想。可以说，中国悠久深厚的历史文明传统，扩展了中国政治学的话语库，从而构成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推进的诸多政治实践及其相应的科学判断，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实践素材。诸如“多党合作”的政党观、“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政府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等一系列政治话语的提出和传播，构成了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

总结而言，改革开放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政治学作为正式的学科得以恢复和重建。然而，面对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提出的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政治学尚未在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有比较大的突破性的进展，因而需要进一步推动政治学知识体系的重构，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多彩的实践现实。

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

毫无疑问，任何一门学科都与实践的发展紧密相连，政治学的发展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中国政治学的知识构成和理论关联来看，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核心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基本上全面覆盖了当代政治学密切关注的重大研究议题，对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增能推动作用，其为中国学界未来如何完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自近代以来，作为以经济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衍生出了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结构科层化和权威理性化，并通过持续的政治互动实现了现代国家的整体性进步，而现代化本身往往因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而显现出巨大的实践差异性。考察欧美政治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西方现代化理论直接推动了欧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产生了影响。

然而，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跨越式的发展进步，建构在西方发展场景上的现代化理论，由于其线性的内在逻辑无法对这种变化提供全面而有效的理论解释，甚至有时还容易陷入学术自我循环论证的尴尬境地。而目前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承接原有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又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鲜明特点，推动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在逐步形成一种不同于西方政治发展的文明形态及其相应的政治谱系。其实，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哪一个特色，都可以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创新探索提供现实问题、实践方法以及发展指引，并且有可能创造出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实践研判的超越，而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学可以大有作为，从而形成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最为基础的理论底座。进一步而言，正是由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展现的丰富而多面向的实践，其所展现的具体理论探索空间，从不同的侧面对当前正在推进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进行了夯实和加强，并主要体现在政治学基础知识更新、知识逻辑优化和知识建构集成等三方面。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政治学基础知识更新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演进，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新型工业化以及超大规模城镇化在相互助推的过程中共同形塑了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的经济社会结构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各类政治社会问题接续涌现，业已呈现出风险叠加的趋势。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深度融入国家治理、政府转型以及市场运行等发展场景，并凸显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独特领导优势，因而能在有效化解社会政治问题的基础上催生出世所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分别从政党、政府、国家等不同理论主体层面为中国政治学基础知识注入更新动力，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知识基础。

第一，政党功能的基础知识更新。在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政党作为现代制度体系的核心政治组织，其功能具体表现为集聚和表达多元群体利益、链接国家与社会、政治录用和精英输送、政治动员和组织选举等方面。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情境中，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功能已经超越了前述内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并且在本体论层面表现为强有力的价值引领、有效推进系统国家治理、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等作用。就价值引领而言，政党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更新吸纳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进而提升社会的自我调节、自我规范和激励调适等诸多正向功能；就国家治理而言，政党能通过国家治理体制中的党组织贯彻各项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同时通过有效供给各种资源来优化国家治理机制，以此调适机制运行中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保证国家治理集成性效应的实现；就社会治理而言，政党可利用包括基层党建在内的多种方式的嵌入赋能机制，在形成对基层社会坚强领导的同时塑造了社会治理单元的有序发育，以期回应人民对于基层社会秩序和活力的诉求。所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场景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作为一个新型政党而发挥作用，而且也以其实践推动了现代政党理论的知识更新和迭代，反过来又更加丰富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内容。

第二，政府原理的基础知识更新。从政治学公认的知识构成来看，代议制、分权化以及有限政府往往直接构成了西方政府原理的重要基石。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中国的政府原理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政府理论的运行过程，并在积极政府、集中统一领导以及新型责任制等不同制度场景中得以表现。在理念上，政府的价值定位不仅在于提供有限的公共服务，还在于积极建设能够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政府”；在职能上，政府理应立足社会多元主体的发展需求，并及时进行政府职能调适，即通过多次机构改革的方式来优化政府职责，助推政府职能转变，进而将政府职能转变的正向外部效应发挥到最大；在形态上，政府责任的源流不局限于竞争性选举，还在于使命型政党政治压力下凭借任务逐级设定、检查垂直展开、辅以量化指标考核而将科层压力层层向下穿透的治理模式。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现实形态已经突破了西方政治学的传统认知，在事实上强化了现代中国政府原理的基础知识更新和迭代，而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呈现出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

第三，国家理论的基础知识更新。如同前面所言，国家理论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西方政治学的视野中，现代国家的现实来源、实践形态以及发展方向都有一个相对定型的线性发展面向。相对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可能提供一种新的国家理论研究范式。从现实来源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深化对民主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形成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更加广泛地推动了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民主建构，充分激发了人民活力；从实践形态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和完善了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支持各民族共同发展基础上保障了政令畅通，这种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超越了西方政治学中的单一民族建国形态设想；从发展方向来看，我国积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动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而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所产生的数字主权、数字政府以及数字治理等要素，正在影响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基础性知识。对此，中国政治学界也正在积极进行相应的研究，力图进一步推动国家理论知识基础更新。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政治学知识逻辑优化

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都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抉择，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了旨在探索人类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各学科知识逻辑的延展性认识，政治学同样也不例外。就西方政治学而言，其发展指向不可避免地囿于西方有限政治实践的刚性限制。相形之下，中国式现代化由于既体现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从而提供了一种以本土问题意识为驱动、以科学研究方法为支撑、以田野调查研究为指引的优化型知识逻辑，其不仅突破了西方政治学的知识逻辑，还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创新提供了知识论层面的实践力量。

其一，本土问题意识驱动的知识逻辑优化。一门科学只有能独立提出大量的理论问题，它才能称得上是成熟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政治学提出了诸如族群分离、国家建构、民主巩固等学术议题。但客观而言，这些问题意识所依赖的知识论主要应用的是现代英语的语言规则，吸取的是西方现代化改革的经验教训，扎根的是欧美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史。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产生了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等众多实践，由此形成了多个重大且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命题，有助于促使中国政治学界受到本国现代化实践的启发而逐步形成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并在对既有的基础知识进行更新迭代的基础上，开始致力于梳理属于中国政治学的关键理论问题，进而能够从“古今”“中外”的比较视角对它们展开细致且深刻的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现代化所衍生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助推了中国政治学知识逻辑的优化。

其二，科学研究方法支撑的知识逻辑优化。从现代学术发展来看，规范的现代政治学研究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支撑。从研究方法的演进逻辑来看，西方政治学在二战后发生了以概率统计、布尔基本原则以及因果解释为核心的知识论方法革命。在此过程中，中国政治学辩证地吸纳了来自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并经历了从系统引介到尝试运用再到反思创新的知识逻辑发展过程。而在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可以促进中国政治学加强对既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提升，进行“中国场景下的理论建构，进行蕴含中国情境的概念化表达，并对中国特色的实践议题提出充分合理的解释，进而与西方理论形成对话”。当代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平安中国建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基层社会治理等现代化实践，它们都对政治学研究方法应用提出了结合中国议题的基本要求，这就需要中国政治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进行创新应用，也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才能行稳致远。

其三，实地调查研究指引的知识逻辑优化。理论研究的本质不是就理论谈理论，而是从研究实践到现实经验再到理论的提炼和升华。以往在对西方政治学知识论的学习中，中国政治学吸纳了数量众多的知识生产模式和学术理论，一定程度挤压了凝练自主知识和理论的研究空间。但改革开放后在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丰富的创新实践赋予了中国政治学各种崭新甚至前所未有的研究问题和实践素材。实际上，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得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历史任务，这就需要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进行调适性改革，从而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需求愿望。于是，各种与政治发展实践相关的内容就呈现在政治学界面前，从而为进行深入可靠的田野调查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正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中国政治学一方面可以系统反思西方政治学知识逻辑的信度和效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分析本土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优化本土政治学的知识逻辑，形成超越于西方政治学的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可能。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政治学知识建构集成

从知识体系创新的基础性条件来看，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建构始终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实场景、历史文化以及改革实践。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以及悠久的历史传统决定了自身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特殊性。相应地，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从中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异质性中抽象出一般性规律，并适时建构新型知识集群，可以为形成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创造良好的条件。而这种新型知识建构集成不仅是与西方政治学理论进行对话的重要知识工具，更是服务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学科使命，彰显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内在思想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为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明确方向，并在时代议题设置、特色话语构建和理论范式创设等方法论方面得以集成体现。

首先，顺应时代议题设置的知识建构集成。从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政治学自主知识的建构都是在问题提出、概念凝练、理论阐发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西方政治学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诸如政治秩序、身份政治、政党极化等具有时代性的议题往往伴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出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国的诸如社会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建设等新型时代议题也应运而生。相较于现阶段西方政治学提出的时代议题，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议题显然更适用于尚处于发展难题涌现阶段的多数国家，即“已不是如何在现代世界的政治认识和评价体系中维护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其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新型形态系统呈现给世界、贡献给人类的问题”。所以有效回答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议题，可以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良好发展契机和创新空间。

其次，立足特色话语构建的知识建构集成。政治学话语作为学科的身份标识和特殊符号，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任何一个学科体系，都必然要用自己专属的学术话语来加以构建。事实上，也只有通过经由科学方法论产出的学术话语来表达，才能在充分的理论对话过程中使其被社会大众和学术共同体接受，进而产生具有引领性的重要经济社会影响。从整体来看，现代化理论构成了现代政治学话语权的重要根基之一。而既体现现代化普遍规律又有自身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中西方政治学理论对话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平台，有助于中国政治学在系统集成创新知识的基础上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的特色话语，进而为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产生世界影响贡献更大力量。

最后，面向理论范式创设的知识建构集成。理论范式的确立和发展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学术共同体有关学科方法论的总和。从理论面向的角度来看，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民众出于对现代化发展的感知往往呈现不同的差异，政治学往往在集成以往现代化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异质性的现代化理论。其实，中国式现代化虽然经过长期的探索并取得较大成就，但是许多实践难题并没有得到突破，这就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独特的观察基点和特征形态，由此衍生出了多个颇具潜力的政治学新面向：以政治逻辑为切入点的当代社会主义政治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田野政治学、在“朝向实事本身”指引下的政治现象学、以政治学视野去研究历史并在历史研究中发展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基于民族与政治的逻辑联系的民族政治学、围绕责任和制度之间关系而形成的责任政治等等。这些新的并且正在发展中的政治学理论知识虽然有的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无疑都反映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界对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自觉意识的理论探索，其正在从不同的维度夯实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根基。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政治学基础知识，还是政治学知识逻辑以及政治学知识建构集成，其每一个方面都事关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全面的、新的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既是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于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就具有可能的外部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能够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充足的资源供给，而中国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又能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实现。

三、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以往众多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走向成熟，形成相对稳定而巩固的现代政治体系，都需要政治学以及相关的学科能够为其制度体系和政治形态提供最根本的理论与价值支撑，从而保证宪法、国家政权以及制度体系拥有充分的理论上的合理性和价值上的合法性”。但实际上，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既给中国政治学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同时也给中国政治学发展提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的重大任务，而且当下“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面对这种情形，中国政治学不仅需要更好地基于中国实践、中国立场提升理论解释力，扩大学术影响力，而且还需要在发挥前瞻性、提高吸引力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同样地，要形成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实践而具有独特本体论、知识论以及方法论的自主知识体系，就需要中国政治学以科学理论引领基础知识增长、强化实践与知识逻辑的双向赋能关系、聚焦文明塑造全面赋能知识建构，从而积极探索未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道路，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作出积极贡献。

（一）以科学理论引领基础知识增长

政治学是经世致用的学科，是与时俱进的实践科学，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有效建构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并注重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指导地位，是中国政治学能够实现自主发展的关键。整体来看，“马克思在社会实践和理论实践中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政治和历史诸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政治运动的本质，指明了政治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辩证地分析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学说，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科学理论研究基础。同时，经过绵延不断的长期发展，中华民族创造出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化底色，而这些同样也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

从以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政治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历史底蕴。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时代化，同时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吸纳优秀要素，纳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鲜明突出特性，才能有效减少西方政治学知识在本体论上的遮蔽效应，促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方面都贡献了极具学术开创性的知识论述，从而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和研究空间。总的来说，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在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规律，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生产共识性基础政治学知识的建构程序，才能有效完整地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学产生更加明确标识意义的基础理论知识。

（二）强化政治实践与知识逻辑的双向赋能关系

从学科发展的过程逻辑来看，现实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学知识生产呈现出显著的耦合效应。确如前文所述，中国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是从学习西方政治学方法及其理论开始的，而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正在经历着由追赶到超越的转变过程，从而形成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政治实践，所以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处理好政治实践和知识逻辑间的知识论关系。一方面，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逻辑是基于本土政治实践的抽象概括，必须解除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转用，并在充分考虑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背景、前提、逻辑以及效用的基础上通过对政治学普遍知识的创造性转化，以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实践系统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中国作为典型的超大社会的现代国家，这就决定了在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一前提条件，“超大社会给中国发展设定的种种规定性，其他社会没有。思考中国的任何问题，均不能脱离这一独有的规定性”。这样就需要考虑诸如此类政治实践中给予各种内在和外在的规定性，同时注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治理创新实践以及人民群众生动实践所创造的新鲜经验等内在规定性具体化、操作化以转化为巨大治理效能，因此就需要理顺政治实践与自主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另一方面，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也需要秉持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既要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式和教条式的理解，又要避免非理性的学术民族主义与具有排他性的唯科学主义，从而在规范解释现实政治的基础上全面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更新，实现现实政治实践和科学知识逻辑间的双向赋能。进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中形成的丰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场域，中国立场和中国议题的更新迭代是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创新的根本动力，这就需要政治学保持对党情、国情、社情和民情敏锐的持续的理论洞察力，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以清晰明了的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来不断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

同样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我国作为一个超大社会的国家面临着新的持续不断的社会转型，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会对现行制度和既有政策产生不同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由此可能导致社会多元群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从而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大背景下，政治学需要在重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理性分析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机制问题以形成社会民众诉求的最大公约数，重视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以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全面提高制度和政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将国家治理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管理的效能，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有力的知识支撑。长远来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构建需要采用新思维、新方法、新视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知识逻辑理论优化迭代来实现东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之间的融会贯通，同时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场景中的各种政治实践，回答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治理难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政治学知识力量中突破西方政治学原有研究范式，以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结合政治实践内在关联的集成性知识系统，而有效强化政治实践与知识逻辑的双向赋能关系，则是未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需要。

（三）聚焦新型文明形态全面助推知识建构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彰显了人类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其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注入了中国力量。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的，它扬弃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正确运用。就其表征而言，这种新型文明形态在完成其“现代性”历史任务的同时，积极在吸收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重现，并逐步超越自身。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开辟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共处的新型国家发展道路，将现代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与中国政治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可以看到的是，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政治形态，长期形成的集体主义政治传统为现代国家的经济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政治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式转化，系统激发了中国政治文明传统的潜在动能。正是基于这一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用本土化、时代化政治方案成功解决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中国改革中面临的一个个问题和难题，由此开辟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给世界上希望独立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进而创造出了一个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上述政治事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 建构必须基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现实实践道路，坚持学术为公、研究为民和文明至上的价值理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学术层面上接续和活化中华文明及其当代形态，所孕育的本土意蕴和独特基因”，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文明形态更好地知识化、概念化和学理化，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政治知识，还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与此同时，政治学也需要融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从而形成完备合理成熟的政治学知识资源配置，为新型文明形态研究提供充足的智力和知识资源的供给。政治学研究才能具备超越自身的条件，为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的政治学阐释，不仅真正赋予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结构自主，而且也形成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精神自主，真正让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世界影响。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既要重视科学理论与知识增长的引领关系，也要重视政治实践和知识逻辑交互增长，更要看到文明形态对于知识建构的促进和完善，而这一过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集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于一体化发展，奠定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同时也为未来政治学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整体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可能。

结语

政治学在中国产生以来，就一直与中国的现实实践共同发展进步。作为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关怀的社会科学，中国政治学一直随着国家的现实进步而不断有所作为。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其所经历的实践探索和发展空间为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成长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而这些都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给予积极而有效的回应，以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突破。实际上，中国政治学经过多年的学科内部发展和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过往的范式模仿惯习而形成了较强的理论自觉，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中国标识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而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未来要形成自觉结合中国研究场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遵循中国已有政治发展事实，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解决中国发展问题而形成的本体论、知识论以及方法论相统一的中国政治学知识结构体系，则需要政治学学界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现实的丰富实践共同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形成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任勇，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友伟，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