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20多年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新变化。当前国际变局中出现的新兴政治力量崛起、新威胁新挑战增多、新舆论场影响增大的特点，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关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更加深刻的背景下，观察研究当代中国需要秉持客观理性的心态，把握好中国战略走向。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外交仍会面临各种大事、急事和难事，外交服务于国内发展稳定的任务将更加艰巨繁重，因而需要着力统筹好六方面关系，不断开拓外交工作新局面。
［关键词］国际变局 中国与世界 中国外交
［作者介绍］乐玉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政策规划事务和国际问题研究工作。
一
苏联东欧剧变，冷战行将结束之际，国际关系理论界曾有“历史终结论”一说。时隔20多年，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一论断，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大潮汹涌澎湃，新理念、新主义、新力量、新体制层出不穷，并相互交融交汇交锋，激荡着更大的变革浪潮。形势发展表明，历史远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在某种主义和制度上。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世界不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变化。当前国际形势中就有“三新”特点及趋势，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重视。
一是新兴政治力量崛起。美国专栏作家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指出，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以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等“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为标志的第三次权力转移。与历史上传统大国的崛起不同，当今新兴力量的崛起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崛起，如当年的美国、德国、日本等，而是一批又一批来自亚非拉的新兴国家呈现出群体崛起、梯次跟进的态势。由新兴力量代表组成的“金砖国家”机制得到扩大，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合作内涵更加丰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继“金砖国家”之后，印尼、土耳其、墨西哥、智利等一大批地区大国也在快速发展，不仅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兴国家已经占据“二十国集团”的半壁江山。据英国智库预测，到2020年，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德国将成为全球七大经济体，其中的新成员多为新兴经济体。当然，新兴力量的真正崛起仍需要一个过程，其间也会遭遇曲折和困难，有的甚至会中途掉队，但新兴力量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壮大的趋势难以逆转。这些新兴力量不仅使世界增加了一批有活力、有潜力的经济体，更形成一种壮观的国际和地缘政治现象，代表着非西方世界数百年来第一次崛起为国际重要政治力量，将极大地影响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具有深远意义。
二是新威胁新挑战增多。除了军事冲突、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威胁外，人类日益面临诸如金融危机、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核扩散、能源安全、水资源和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同以往相比，这些新威胁新挑战呈现出几个显著特征：首先是其攸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涉及世界未来繁荣稳定和各国人民的幸福安康。如能源资源、水资源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已成为引发地区冲突和动荡的根源之一。其次是呈现多样性、传染性、联动性、突发性特点。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与他国、国内与国际、传统与非传统等各种问题和挑战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国的问题往往很容易溢出国界，波及周边乃至世界各国。如一名突尼斯街头小贩的自焚竟然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大地震。目前的叙利亚局势牵动着整个地区和国际秩序的激烈碰撞。源于美国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冲击到世界各国。占欧洲经济总量仅2．3%的希腊债务危机，已经让整个欧洲陷入严重困境。中国虽与美、欧相隔万里，但无论是身处北京、上海大城市的工人还是远在四川、贵州偏僻山区的农民，都能切实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震荡。再次，这些问题都瞬息万变、复杂难解，有的问题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无解”。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打恐十年，付出巨大代价，但恐怖主义依然十分猖獗，打恐难有穷期。当前，世界各国经济社会运转日益依赖网络，网络攻击对国家和世界的安全威胁显著上升，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安全课题，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仍然没有万全之策。面对各种超国界、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一国力量，不管它有多么强大，也难以有效应对，因而需要国际社会集思广益、携手合作。在这些新威胁新挑战面前，旧思维旧方式都行不通了，国际社会需要与时俱进、创新求变，从机制体制、观念理念、方式方法上进行改革，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为新问题寻找好答案。
三是新舆论场影响增大。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是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媒体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以即时通讯、博客、社交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代网络技术(WEB2．0)的爆炸式发展及其广泛运用，正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缩小着世界的时空距离，冲击和改变着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和政治社会生态。美国知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称，信息技术革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趋势。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工具的普及，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越来越多地参与政府决策，舆论影响力日益增大。国际权力正从主权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从政府向个人、从社会精英向普通民众分散。每个人借助于网络和社交媒体就可能成为一座电台、一张报纸、一个信息源，甚至成为新的影响力中心，具有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功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在信息化推动下，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各国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政府和领导人的决策重心改变，既要处理好国内具体事务，更要善于倾听公民社会的声音，讲出打动人心的故事，赢得信息战。
上述“三新”特点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局势、国家关系和各国治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一是国际局势更加动荡无序，全球和各国内部治理问题突出，国际社会面临共识难、决策难、行动难的局面；二是国际权力更加分散，单极格局难以为继，世界多力量中心正在形成，中等国家和地区强国不断崛起，甚至非政府组织及草根阶层发言权也在显著上升；三是社会价值理念日趋多元多变，过去被奉为圭臬的西方价值观和体制模式频频失灵，华尔街神话破灭，甚至被一些媒体指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新兴国家的发展理念和道路日益受到重视；四是变革潮流方兴未艾，国际社会正在积极探索新的治理方式，各国都在制订新的发展战略，构建于己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力争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优势。
二
世界的巨大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深刻影响着世界。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在过去33年里取得了年均增长近10%的经济发展成就，如今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功应对危机，连续5年保持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时，中国广泛深入参与国际事务，日益被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对中国的未来作出种种预测，其中有不少是冷静的分析，客观的解读，但也有一部分人的“中国观”很令人失望，西方媒体有关中国“威胁论”、“崩溃论”、“责任论”、“强硬论”等此起彼伏。最近，西方舆论界又冒出一个“中国不确定论”(uncertain China)，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未来发展的前景存在很大变数，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已经到头了；称中国难以突破“国强必霸”的历史铁律，随着民族主义日益上升，中国将来强大了未必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看法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担忧和疑虑，虽可以理解，但我们难以苟同。事实上，精确预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观察研究当代中国时，有几条线索是不能忽视的，也是十分清晰的。
第一，中国的大政方针和战略取向是明确的，不会走“回头路”。比如，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胡锦涛主席2012年7月在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背离改革开放这一战略方针。再比如，中国将坚持科学发展观不动摇。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些年中国之所以能经受住国际金融危机、特大地震等风险和挑战的严峻考验，又办成了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大事、喜事，实现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正是得益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今后，我们要破解各种发展难题，应对各种危机挑战，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样离不开科学发展观。还比如，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动摇。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对外政策宣示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转化为国家发展规划和大政方针，落实在中国发展进程的广泛实践中。和平发展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近日撰文称，他研究中国几十年，发现2000多年来中国从未侵略过任何国家，国际社会有理由对全球和地区秩序以和平方式发生变革感到乐观。中国把反对霸权主义写进了中国宪法以及中国共产党党章，“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哪个政党能够这么做”。实践证明，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对了，这条路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改变。
第二，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不会走“下坡路”。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保持近10%的增长速度，世界也许已经习惯了中国的高增长，因此，2012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破8”便引起不少人的“不习惯”和担忧。对此，应该客观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解读。一方面，欧债危机、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停滞、外需萎缩、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等外部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对中国经济形成较大冲击；同时，中国自身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也趋于突出，亟待克服解决。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经济增速放缓也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中国主动将“十二五”国民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定在7%，将2012年的GDP增长率调低到7．5%，目的就是腾出手来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从长远看，特别是横向比较看，中国仍处于上升态势，有望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目前中国正在加快调结构、转方式、扩内需，特别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迄今，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51%，同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或美国95%的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可观的潜力可挖。据专家估计，中国的城镇化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000万农民进城，这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来源。美国一位经济界人士指出，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美国的1/10，进一步投资空间巨大。西方经济衰退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但现在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已大大减少，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2007年的近40%降至目前的29%。可以说，在克服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困难，努力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中国仍有非常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中国将会继续给世界带来机遇和贡献。
第三，中国将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会走“西化路”。胡锦涛主席近期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评判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优越，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它是否促进这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人民幸福安康。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到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从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到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答卷”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都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程度相当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的国情，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不会采取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会照搬照抄西式政治制度，也不会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人。
在观察和评判中国时，秉持客观理性的心态也十分重要。正如德国一位学者指出的，中国崛起以及中国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均非挑战，问题的核心在于西方的中国观以及面对中国崛起的反应面临考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曾说，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的出现，本身不应被假设为美国的战略失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正确看待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壮大，关键是要摆正心态。不要将中国等新兴力量的崛起看做是对西方的挑战，认为是动了自己的奶酪、占了自己的便宜，要摒弃那种“你兴我衰、你赢我输”的思想。过去数百年来，世界贫富严重悬殊，一小部分国家富裕发达，而大部分国家的人则忍饥挨饿，这种状态显然不正常，也不可持续。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拼搏，努力改变命运，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就，西方国家对此应该感到高兴并大力支持。然而许多事实却令人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和感受到的却是冷嘲热讽、抹黑打压、苛求指责和保护主义等等。四年前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伦敦、巴黎严重受阻的场面还记忆犹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又频频受到不公正对待。年仅16岁的中国游泳小将叶诗文表现过人，连夺两枚金牌，然而西方舆论却鲜有掌声，有人甚至还无端怀疑她“服了兴奋剂”，指责中国举国体制只会生产“拿金牌的机器人”。从奥运赛场观国际关系，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让人心寒，更令人担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许多事实证明，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绝不是什么麻烦，更不是挑战，而是一支成长中的积极向上的建设性力量。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它们没有因为距离遥远而隔岸观火，也没有因为自身力量弱小而消极无为，而是与各方携手合作，出钱出力，慷慨相助。在2012年G20峰会上，“金砖国家”出资750亿美元，连南非都贡献了20亿美元。还有媒体报道称，非洲前殖民地国家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国也开始向欧洲的原宗主国提供帮助，大量吸纳欧洲国家的商品和人员就业。这应了一句中国俗话：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因此，千万不要小看新兴力量和发展中国家，更不要害怕它们的成功，而应该以宽广的胸怀、包容的心态同其友好相处、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三
近年来，中国外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积极抢抓机遇，应对挑战，广结善缘，维护利益，促进合作，为国内发展营造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和地区形势仍将在动荡和变革中演进，中国外交仍会面临各种大事、急事和难事，外交服务于国内发展稳定的任务将更加艰巨繁重。我们要积极进取，顺势而为，创新思路，不断开拓外交工作新局面。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外交需着力统筹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一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关系。如前所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战略抉择，中国将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底。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关系不是一国“独舞”，而是“双人舞”、“集体舞”，中国能不能走好和平发展道路，恐怕也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己，还需要伙伴的支持与配合，需要相应国际秩序的支撑和保障。如果一方走和平发展之路，另一方却不断制造麻烦，甚至挑衅挑战，那这条路将很难走通。不能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视为软弱可欺而借机压中国妥协让步，攫取利益。中国不会欺负人，但也不允许被人欺负。在涉及重大利益和原则问题上，中国不会委曲求全，更不会去做交易。只有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和平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二是中国实力提升与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关系。随着中国实力地位不断上升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外界对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期待也在上升。对此，我们不仅完全理解，而且也在积极践行。最新的例子就是中国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430亿美元，坚定帮助欧洲应对主权债务危机。③中国还同国际社会一道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调解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此外，在国际反恐、维和、护航、救灾等共同行动中，也处处能看到中国的身影和贡献。中国负责任的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和赞赏。但也应看到，中国的实力与外界的认知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不能将在北京、上海看到的繁华推及全中国。我们的“外衣”有时看上去很光鲜，但“内衣”或许还打着补钉。我们开始有一些强项，但还有相当多的“短板”。因此，中国充其量只是个“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有些难题连主要发达国家都感到束手无策，更不用说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了。此外，承担什么责任、怎样才算负责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前在叙利亚等热点冲突问题上，一些国家动辄就想用战争手段，抄血腥“近道”，还美其名曰“负责任”。但历史反复证明，武力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后患无穷。中国坚持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冲突，看起来有点“舍近求远”，却是治本之道，也是一种更为有效和更高层次上的负责任。
三是推动变革创新和坚持基本原则主张的关系。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思想的源泉。面对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历史书上已找不到答案，陈旧的思维已不合时宜，一些国家的做法也被反复证明行不通。我们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大国对抗等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观念和陈旧的方式方法，与时俱进，锐意创新，不断破解人类面临的难题。当前，中美就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定律，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这种尝试和创举意义重大，有利于中美、有利于世界。我们应该沿着这个思路和方向继续前行。但推动变革创新也不是将一切推倒重来，特别是触动到诸如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时必须慎重，必须寻求共识，不能想改就改，想弃就弃，否则就会天下大乱，永无宁日。基辛格曾撰文指出，西方干涉叙利亚可能颠覆基本的全球秩序，导致后患无穷。总之，世界需要变革创新，也需要坚守原则和底线。
四是重视发达国家作用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关系。发达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在国际社会的分量、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虽然它们当前遇到一些困难，但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变革能够得到修复。中国十分重视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各领域合作成果丰富，成效显著。但发达国家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全部，也不占多数。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小国穷国弱国，在国际关系中常常被忽视和边缘化，国际大舞台上往往见不着它们，CNN、BBC的镜头也照不到它们，偶尔被聚焦，还是负面报道居多。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常的。新形势下，随着新兴力量和一批又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亚非拉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我们要在重视发达国家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更加注重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多倾听它们的呼声，多照顾它们的关切，多向它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012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相继出访亚非拉地区多个发展中国家，成功举办了中阿、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并不断走深走实。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满怀深情地表示，中国对非洲政策从理念到行动是一致的。中国是非洲真正的朋友，是促进非洲大陆福祉的主要伙伴。
五是促进周边地区发展与加强安全合作的关系。周边地区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地。中国同周边各国可谓“同呼吸，共命运”，谁也离不开谁。目前亚太是世界上增长最快、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在过去几年亚洲都保持了6%－7%的增长速度，中、印及印尼等新兴大国不断发展壮大，中日韩、中国－东盟(10+1)、东盟－中日韩(10+3)、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合作机制蓬勃发展，亚太区域贸易增长势头强劲。与此同时，周边安全领域的矛盾和磨擦近来有所显现，地区热点和海上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应对安全领域的挑战？关键是要树立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循序渐进地扩大共识、消弭分歧、推进合作，共同构建开放、透明、平等的亚太安全架构。域外大国要尊重地区现实，任何形式的“再平衡”，都应有助于维护平衡而非打破平衡，维护共同安全而非一国安全。我们不要被暂时的“浮云”遮住了双眼，要坚信我们有智慧、有能力，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要坚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亚洲一定能够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收获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六是提供“中国制造”与贡献“中国方案”的关系。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享誉全球。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我们要继续把“中国制造”办下去，办得更好。同时要看到，面对各种复杂严峻挑战，世界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智力真空”，迫切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点子来破解难题，化解困境。在这方面我们要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像提供“中国制造”一样，争取向世界贡献更多的精神产品。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丰富历史、哲学智慧和治国理政经验的国家，完全有能力为当今世界应对各种挑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奉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中国倡议”。中国要当“劳力者”，更要当“劳心者”；要出钱出力，更要出思想、出智慧、出规则，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2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