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1903—2002），广东海丰人。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1930年与友人合创中国民俗学会。1934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从事神话学、民俗学研究。1949年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著有《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话说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主编《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等。
在五四时期，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进入民间文艺领域，像钟敬文先生这样，学术生涯既始于民间文艺学又终于民间文艺学的学者实属罕有。钟先生晚年在《七十年学术经历纪程》一文中将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总结为5个阶段：五四时期、中大时期（1927）、杭州时期（1928—1937）、战乱时期（1938—1949）、新中国成立后。这5个阶段的学术历程与其民间文艺学创建与实践的轨迹是完全吻合的，或者说，钟先生正是依据自己民间文艺学思想演进的脉络梳理出这5个阶段的。
步入民间文艺的田野
1922年至1926年，钟先生在家乡广东海丰县公平镇小学任教，采集了大量歌谣文本，包括客家山歌、海边的咸水歌等，掀开了其民间文艺研究的序幕。在写于1993年的《我的学术历程》中，钟先生回忆：“我在1924年写作了15则《歌谣杂谈》（陆续发表于《歌谣周刊》）。这些文章现在看来只是一些小学生的习作。但是，不要忘记，它是我少年时期对着这门学术倾注着满腔热情写出来的，它也是我此后数十年这方面学术活动早期的‘星星之火’。”
作为地道民间文艺出身的钟先生，较之其他同行学者，对民间文艺学滥觞的认识更为深入。由于较早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钟先生能够以民族复兴和民族解放为学术立足点，在对现代民间文艺学学科史溯源时又能坚守学术的纯正和内在逻辑。
中国民间文艺学由钟敬文先生创立，其开始时间也经钟先生确定。他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刍议》中明确指出，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这里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在内。20世纪60年代，钟先生连续发表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等数篇关于晚清民间文艺学方面的论文，打破了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史学认定，前移了民间文艺学的起点。前移不只是时间上的考量，而是对民间文艺现代性转型的准确定位，更为创建民间文艺学学科作了坚实的学术铺垫，同时表明民间文艺学是现代文化和学术潮流所必然催生的一门新学科。故而钟先生认为近代民间文艺学学术史研究“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较长时间和相当人手去致力的”（《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自选集》自序）。
过去，民间文艺一直被古代文艺学所排斥，并没有被列入“文艺”的行列。民间文艺身份的确立离不开对其文艺价值的肯定。因此，树立民间的文艺形象，凝练民间的文艺特质，成为民间文艺成为独立学科的先决条件，这就需要从田野中采集能与作家文艺相媲美的民间文艺作品。于是，民间文艺学者不约而同地以作家文艺为学术参照，希冀以作品的丰富性赋予民间文艺“文艺”的资格。故而，在小学教学之余，钟先生全身心地投入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和编纂，一些作品刊登于北京大学著名的《歌谣周刊》，同时，他还在该刊发表《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潮州婚姻的俗诗》《歌谣之一种表现法——双关语》等文章。在纪念《歌谣周刊》创刊70周年时，钟先生说：“一时间，我像疯子一样，拼命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在朦胧中树立了方向。”1926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新书局出版。1927年，北新书局又出版了他编的《客音情歌集》，所收录的客家山歌是他从3年来搜集的四五百首客家歌谣中选取出来的，这应该是当时数量最多的客家山歌专集。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印行他编的《马来情歌集》，共收76首，附有《论马来诗歌》等文。这些学术成果是他提升民间文艺学科地位的初步尝试，在民间文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了一些著名学者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坚定了钟先生迈向民间文艺领域的信心。
钟先生曾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抛开旧文学，热心于新文学的学习和写作。”古典文学造诣颇深的钟先生曾一度倾心于散文、小品、白话诗的创作，他的《偶然草》（新诗集，1928）、《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海滨的二月》（新诗集，1930）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被郁达夫誉为“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认为，钟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沿着作家文艺的创作道路前行，钟先生必然有所作为，并进入著名作家的行列。但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钟先生，继续响应“到民间去”的学术呼唤，在作家文艺和民间文艺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至于这一选择背后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对民间文艺的执着。在1926年写就的《中国疍民文学一脔——咸水歌》一文中，他说，“越是文化迟开的民族，他们全体的心声越比那进化的民族众多而流行”“凡民族生活简单的，他们歌唱的生活，总要发达得多”。对我国民间文艺的自信和自豪感以及强烈的民族情结，促使钟先生毕生耕耘于民间，也成就了其人生的辉煌。
提出“民间文艺学”
1928年，钟先生与杨成志先生合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1931年，钟先生又撰写了《中国民谭型式》，即《中国民间故事型式》，这是对中国民间故事开拓性的、系统的立型归类，在我国故事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德国学者艾伯华1937年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美国学者丁乃通1978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都引用了钟先生的研究成果。在杭州时期，钟先生对我国许多著名的故事类型进行了专门论述，诸如老獭稚型、灰姑娘型、老鼠嫁女型、天鹅处女型、蛇郎型、田螺精型、呆女婿型等。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表的《中国的地方传说》，是中国最早研究地方传说的文章。这一系列论文奠定了钟先生在学界的崇高地位。后来，钟先生如此评价：“在杭州、东京时所写的一些论文，不管结论是否正确，在写作态度上是严肃的，在论证上是比较认真的。这是随着自己学术眼界的扩大和专业知识的增进所带来的一些新成就。”这些论文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学术光辉。这些有着明确的方法论意识的学术实践为民间文艺学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必要基础。
钟先生的学术志向远非只是学术研究，而是要为民间的文艺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认定钟先生为该学科创始人有着明了的证言，1936年1月，《艺风》第四卷第1期刊登钟先生《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它（按，指民间文艺）的研究的科学化，却还是很新近的事。把这种文化的事象，作为一个对象，而创设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民间文艺学，这在寡闻的我，以前还没有听到过。但是，现在我以为这种科学的建设，是不容许再迟缓了。”从这篇宏文开始，民间文艺学便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名称，并一直沿用至今。该文是钟先生从事民间文艺调查研究以来对民间文艺学长期学术思索的一个结果，不仅提出了民间文艺学学科概念，而且着力于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框定、本体的辨析、方法论的择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建立民间文艺学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合理性。
钟先生对民间文艺的理解比同时代的学者更透彻。他指出，民间文艺值得我们注意的价值，比之于文艺本身更为重大。1933年，他在给林敬之、钱小伯的 《江苏歌谣集》作序时写道：“我们要晓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个或大部分的民众的生活史实……得掉头去请教那些‘民间的文献’。歌谣，就是其中有力的一种……民众的歌谣，是他们国民史和家族史的寄托者，也是他们信仰的寄托者。”正是基于对民间文艺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深刻体认，钟先生抱有建设民间文艺学学科“不容许再迟缓”的坚定信念。《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绝非一时兴起之作，而是胸有成竹、深思熟虑的学术结晶；不同于他以往所有的论文，此文并不研讨个别的、具体的问题，而是他毕生崇高学术理想和夙愿的最初的尽情坦言。在晚年，钟先生多次提及自己是“五四之子”，感叹自己在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西方没有民间文艺学，这是中国特有的学科，其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完全是中华民族本土的，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独树一帜。不仅如此，民间文艺学的建立可视为钟先生在文艺领域提升民众地位的学术举措。民众应该有自己的文艺，有自己的文艺学，并且成为文艺的主人。在该文中，钟先生指出：“（民众）有着自己的诗歌，有着自己的小说，有着自己的格言，这就是过去的文人和文艺研究者所不知道或蔑视了的民间文艺。”创建民间文艺学，“这是民众在学术史上光荣的抬头”，旨在将本来属于民众的文艺归还给民众，给予民众应有的文艺主体身份，其中洋溢着五四精神和民众解放的革命情怀。在那个民众仍处于被压迫境地的时代，钟先生能够在文艺领域提升民众应有的社会地位，尽显先驱者的革命激情。可以说，钟先生“人民的学者”形象的自我塑造，正开启于这篇文章。在钟先生之前，已有诸多学者涉足民间文艺并成果斐然，但都半途而退，唯有钟先生毕其一生，为民间文艺学事业呕心沥血。而“创设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民间文艺学”，才标志着他真正踏上了民间文艺学事业的征程。
钟先生清醒地意识到，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科理论建设的学术工作十分繁重。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中，他说：“作为文化科学之一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那主要的任务，不消说是在于阐明以下各方面的问题：这种对象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怎样产生的呢？有怎样发展和变化呢？它的功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这种科学的内容，就是关于民间文学一般的特点、起源、发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叙述和说明。”其实，这些仅为民间文艺领域的基本学术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远不足以构建民间文艺学的理论体系。钟先生也觉得，“当时自己在建立这门科学的意识上，还只是开始构想……我那时的学科意识，到底是相当薄弱的……换句话说，学科意识虽已粗略具有，但是如体系结构一类的问题，终究是没有好好想过的”（《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受战乱影响，《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面世后的十几年，民间文艺学科建设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但钟先生并没有中断这方面的求索。
建构“特殊的文艺学”
新中国一成立，钟先生便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积极参与组织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支持创办《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等专业刊物。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率先组建民间文学教研室，又先后在北师大、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开设“民间文艺研究”课。1953年，他开始招收民间文学研究生，并指导前来进修的各地教师。他还多次举办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民间文学讲习班。这些努力和举措都是在为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营造学术氛围，夯实必要的基础。但这些毕竟是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外围”工作，其内核应该是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理论体系建构。
1950年，钟先生出版了《民间文艺新论集》一书，自此，民间文艺学建设步入“新”的征途，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文学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同年国庆节前夕，钟先生发表《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一文，文章的结尾写道：“这工程是相当巨大的……为着建造新中国的新文化、新文艺，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工程，而且相信一定是能够完成这个工程的。”在这里，他向全国民间文学文艺界发出了全面建成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呼吁。1951年国庆节前夕，钟先生又发表《民间文艺学上的新收获》，在历数一年来民间文艺学新成就的基础上，也提到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尤其是“没有及时写出完善的有体系的《民间文艺学》或《新人民文艺创作论》等著作”。文末的语句同样铿锵有力：“我们这种新文艺（按，指民间文艺学）是必然繁荣的，在不断的前进中，它将建立起更丰富的成绩，也必然会消除掉这些暂时的缺陷。”这与其说是建设成果的总结，不如说是建设信念的张扬。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节点，意在向国庆献礼，表明钟先生是将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新中国的文化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此，在钟先生的学术话语中，“人民”取代了“民众”，“人民的文艺”“人民的口头创作”“人民的文学”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
“文革”一结束，钟先生随即举办民间文学讲习班，组织各高校民间文学课程教学骨干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教材。40多年过去了，这本教材至今仍未失去其权威性。同时，他又重新思考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论文，诸如《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1979）、《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1980）、《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1981）、《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1982）、《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1983）、《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和发展》（1984）等。其中，《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和《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以“如何建设”为论述焦点，相对而言，对民间文艺学科建设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到了这一阶段，钟先生对民间文艺本体论的理解更加到位，明确指出民间文艺“是伴随着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的，它是他们现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紧紧贴着现实生活的文化产物”（《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民间文艺学文丛〉卷头语》）。这已触及民间文艺所秉承的鲜明的生活属性——既是审美的，更是生活的，是广大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样式。钟先生自己也说，“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建设科学的民间文艺学来说是很必要的。否则，我们所建立的恐怕只是‘一般文艺学’”，而非“特殊的文艺学”。（《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那么，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如何突出其特殊性呢？这是上述两篇文章重点阐述的问题。
《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是民间文艺学建设在“文革”期间停顿后，向学界发出再起步的迫切呼声。在这篇文章中，钟先生给予民间文艺学与以往不同的定性和定位：“民间文艺学，是研究人民口头创作的专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历史的和现在的口头创作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以便最后得出关于它的种种规律。”“人民口头创作”之称谓直接引用于苏联口头文学理论，在1953年11月为《苏联口头文学概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钟先生明确表示，“采取‘人民口头创作’或‘人民创作’的新术语是有好处的”。这与钟先生特别强调的民间文艺“直接的人民性”相契合。
在这篇文章中，钟先生依据民间文艺的特殊性质，绘制出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内部架构和知识谱系，其主体由属于民间文艺的各个门类的不同体系组成，包括神话学、史诗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等，这些是民间文艺研究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分别是相对独立完整的门类。这些都是民间文艺学的“专业”，作为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者，“必须尽可能地获得这些方面的知识”。另外，钟先生明确了民间文艺学的跨学科性质（外部架构）。“那些人文学科，就是原始文化史（或原始社会史）、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民俗学和民俗志、语言学（包括方言学、民间语源学）、民族心理学及历史学等。民间文艺学的工作者不能不尽可能地兼习这些学科。”倘若忽视民间文艺的生活形态，把民间文艺当作“普通文艺”看待，而非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样式，“在采集、整理上，在研究、探讨上，就往往不免做出不合适的处理”。学科体系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架构，正是民间文艺学特殊性的关键所在。“双重架构”论既为民间文艺研究，也为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绘制“系统的民间文艺学”蓝图
《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是这一时期学科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也为钟先生民间文艺学的创建与构想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后钟先生致力于民俗学和民俗文化学的规划设计）。
这篇文章闪耀着诸多学术亮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文学这个对象”概括为三大干流：一是专业作家的文学（书本文学），二是俗文学（都市文学），三是民间口头文学（劳动人民的文学），三者彼此虽有交错，但大体上各有疆界。这与钟先生“文化三大干流”说相呼应：封建阶级所享有的文化，即上层社会文化；商业市民所享有的文化，即中层社会文化；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即底层社会文化。较之《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这篇文章的学术视野更为开阔。钟先生将民间文艺置于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确立了民间文艺处于社会底层的恰当位置。于是，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脱颖而出：一是实证主义。钟先生古典文学的治学方式和文献学功底，主要表现为“考据”方法的运用。前文提及钟先生在杭州时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正是“考据”方法实践的结晶。在《顾颉刚和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中，他赞誉顾颉刚“具有渊博的国学知识和严谨的考证精神与方法”，也是他本人学术范式的写照。二是田野作业法。早在海丰当小学教员时，他就到新港浮水乡搜集汕尾渔歌，所记录的52首以《疍歌》为名结集出版。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钟先生一直注重深入乡野获取第一手资料。方法论的这两个维度相互关联，互为支撑，依据文献资料和田野记录的研究都应该进入实证主义的学术范畴。在方法论上，文献与田野相结合可谓是民间文艺学区别于一般文艺学的重心所在。
在这篇文章中，钟先生首先给予民间文艺学划时代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人文科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紧接着，他阐述了破折号后面的四个定语。对于马列主义，钟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就自觉地加以运用，并一贯主张不能只是标榜，而应该奉之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指南。大家一致认为，钟先生的学术明显倾向“历史关怀”和“实证研究”两个关联密切的维度，前者表现为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考量，后者则体现为辩证全面的严谨态度。而这，便内含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精髓。按钟先生的解释，从实际出发就是一种求证精神。他特别强调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应秉持实证主义，这是由民间文艺的特质所决定的，也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学术践行。民间文艺学是土生土长的学科，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但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又不是现成的、已然存在的。钟先生在晚年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旨在构建包括民间文艺学在内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民族，一门学问有上千年的历史，到今天，还不能自己走路，这是说不过去的。”其实，民间文艺学之特殊，不只是与一般的文艺学存在本质差异，更在于它是属于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学问。这就是钟先生马列主义民间文艺学思想的精髓所在。
在“系统的民间文艺学”部分，钟先生开宗明义：“民间文艺学，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虽然已经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从五四前后的歌谣学活动算起），已经产生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但是，对这门科学的整个结构（它的体系）做概括论述的，还没人尝试过。”正因为如此，钟先生作了重点阐释。民间文艺学体系涵盖原理研究、民间文艺史、民间文艺科学史、民间文艺学方法论、民间文艺学资料学、民间文艺各方面系统的专门研究及个案研究亦即评论工作、研究队伍的人才培养、研究机构和学术阵地等，可归纳为理论民间文艺学、历史民间文艺学和应用民间文艺学。这是一套相当完备的学科体系和建设方案。
钟先生不仅展开系统建设的构想，更倾心于构想的付诸实施。毕竟，学科建设关键在于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钟先生率先垂范，投身于学术平台的搭建和上述各领域的学术经营，不仅构筑起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大厦，而且不遗余力地添砖加瓦。
在钟先生学科建设理论的指引和学术实践的感召下，现在，他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已相当牢固。民间文艺学系统中所有门类都有标志性的成果产出，所取得的建设成效足以告慰钟先生的在天之灵。
（作者：万建中，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