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先生是民间文学界的老前辈，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钟老驾鹤西去的几年来，他温情慈祥的形象总是缭绕在我心中，特别是在学术活动碰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时，就会自然地想到钟老，不由得在心底说一声:“要是钟老在就好了！”
我的回忆是片段的，以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术活动为主。这是一段难以割舍的记忆。
60年代初期，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所在的文联礼堂看河北省的民间文艺演出，座谈时，钟先生发言给予演出很高的评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演出的节目就像是“活鱼”一样，非常新鲜。这个比喻既生动又确切，令人难忘。后来我也用“活鱼”来形容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就是受了他这个发言的启发。这可能是我与钟老第一次见面。
50年代初期，钟敬文先生是最早在北京大学讲民间文学课的老师。后来为什么停了呢？钟老告诉我：因为北大迁往西郊，民间文学课往往排在第一节，早晨常赶不及上课，也就不去了。朱家玉先生在钟先生那里进修之后，于1955年开始在北大中文系讲民间文学课。我看过她的讲稿，写得非常认真，是按时代顺序讲述的，从原始社会的民间文学一直讲下来。可惜她1957年夏天失踪了。1958年我毕业后接了她的班。她的讲稿以及钟先生编的《民间文艺新论集》等书，都是我讲课时最重要的参考。那时民间文学的教学参考书极少，所以特别珍贵。我常到钟先生家去请教，钟先生是我实际上的老师。
以张志新精神，坚持讲好民间文学课
1958年春的“双反运动”中，北大中文系56级瞿秋白文学会的同学曾经批判钟先生的学术思想，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本书，当时我还没有毕业，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是，毕业之后，我和他们合作，领导他们进行集体科研，曾经出版过《中国歌谣资料》三册（作家出版社1959），还一起编过一本60多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这是在反对苏联教条主义之后所写，在体系上有所创新，不是以时代为序了，而是以理论为纲，分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当时任务太多，匆匆忙忙，写得比较粗糙，1960年油印出来征求意见，虽然没有出版但对我的教学有很大的帮助。1960年秋我从西藏调查回来以后，给外国留学生开民间文学课，就用这个体系讲。后来又给57级以后的中国学生讲，在60年代共讲了7次。根据学校规定，编了讲义，打印了3次，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当时全国只有我一个人坚持讲民间文学课，钟先生对此评价很高。在1979年的民间文学培训班上，钟先生说：“到60年代，我过去培养的研究生几乎都改行了，只有段宝（朋友们和老师们如此亲切地叫我，钟先生也这么叫）还坚持开民间文学课，有张志新精神。”他希望大家学习这种坚持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讲民间文学课，绝不要放弃！钟先生的话使我汗颜，想想近年来一些学校因教员退休而无人接班，致使民间文学课停开，深深地感到钟先生这些话的预见之英明。
1978年10月下旬，在兰州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讨论会”，由西北民族学院主持，共收到10篇论文，其中有我的3篇。主持人魏泉鸣说：“你这篇《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纲领性的，请你在大礼堂作个报告！”当时对钟先生还没有落实政策，但是他和许钰一起参加了大会，许钰还提供了一篇文章。钟先生虽然没有提交论文，但我认为他应该在大会上讲一讲，于是就向主持大会的魏泉鸣提出建议，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于是，先由钟先生讲半个小时，然后我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
大会期间，钟先生还作了一个关于刘三姐的报告。没有稿子，他拿着许多卡片边看边讲。为了准备编写新的民间文学教材，钟先生还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编写这个教材，提了不少建议，不少人还提出希望办一个民间文学教师培训班。我还建议同时编一部民间文学作品选。钟先生回北京后，向北师大领导汇报，得到了支持，后来这些都实现了。
此时，屈育德同志由宁夏调回北大，中文系准备安排她讲当代文学课。我以为她是钟老的民间文学研究生，钟老曾说，她当时虽然最年轻，但学得很好；所以我向中文系领导提出，希望把屈育德同志安排讲民间文学课，并去北师大进修，参加编写民间文学教材的工作。本来钟老也希望我参加教材编写，因为北大中文系已决定我给76级讲民间文学课，这是“文革”后第一次开讲，任务繁重，我就没有参加编写而只参加了编写中的讨论。在培训班上，钟老还让我专门讲了一次60年代在北大坚持讲授民间文学课的经验，希望大家以张志新精神，精益求精，坚持讲好民间文学课。
开始编写教材时，钟老向我提出要参考我的油印教材。我答应了。后来编的教材就使用了我的这个体系，只是个别章节的次序有所改动。可见钟先生是很虚心的。兰州开会回来时，钟老就对屈育德同志说：“年轻人成长起来了，我很欣慰。段宝林的民间文学课讲了七遍，我也没有讲过那么多遍。”这是我到她家时，她爱人金开诚（申熊）亲口对我说的。
到八九十年代，钟老与我的关系特别密切，北师大有什么活动都通知我参加。这对我帮助特别大。至今我还非常怀念那时的峥嵘岁月。
每次我骑车进城，经过北师大几乎都要到小红楼去拜望钟老。他非常热情地和我交谈，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使我深受教益。
学位论文答辩，请钟老来北大，他都欣然前来，并认真准备，积极发言。在阎云翔、刘亚虎等人的论文答辩时，我们都请钟老当主席。1990年我去北师大参加论文答辩，钟老也参加，他却让我当主席，我当然不能答应，还是请钟老当主席。
预见英明，重视民间文学教学
钟老对民间文学教学特别重视。早在1981年一次开会时，他就提出成立一个“民间文学教学研究会”，当时我考虑不周，认为已经有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就不需要再成立教学研究会了。这个民间文学教学研究会就没有成立。现在看来，我是失算了，还是钟老正确。当时如果成立了教学研究会，一定会大大促进民间文学各方面的教学工作，不至于出现教育部在修订教学计划时把民间文学课给取消了的严重的事件。那时，二十几个中文系的系主任竟开会决定取消民间文学课，钟老听到后非常着急，多方设法终于保住了民间文学课作为选修课的地位。今天看来，这还是很不够的。因为选修课不是基础课，没有专职教师，如果其他基础课缺人，很容易就会被调去讲别的基础课。想当年60年代民间文学的下马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当时并不是高教部下令取消民间文学课，而是因为民间文学教员都被调去讲基础课去了。当时也曾让我搞现代文学，由王瑶先生指导。但王瑶先生说：民间文学课很重要，我的老师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就开过民间歌谣课，所以你还是以讲民间文学为主，现代文学就看《鲁迅全集》，研究一下鲁迅是多么重视民间文学。后来我抄录了几百页鲁迅论民间文学的资料，准备编一本《鲁迅论民间文学》，同时给北大的中外学生讲授民间文学课；如果不是因为北大有民间文学发源地的传统，那一次全国各大学的民间文学课就几乎全军覆没。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一切主要的文学体裁，都是首先由民间文学创造出来的。一切最伟大的作家都受过民间文学的哺育；如果不学习民间文学，不懂得民间文学，怎么能搞好文学工作呢？既搞不好文艺创作，也搞不好文艺批评；既搞不好文学史，更搞不好文艺理论。这是毋庸置疑的。凡是有一点民间文学基本知识的人，都不会忽视民间文学课。“对民间文学的轻视，是由于无知”。
在当前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10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全部出版，人们看到民间文艺是如此的丰富，许多好作品是如此的优美，甚为震惊。可是民间文艺教育（包括民间文学教育）远远落后于形势，许多大学中文系（如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还没有开设民间文学课；一些大学虽然开设了民间文学课，但绝大多数还只是选修课。90年代，我和钟老提起这个问题，并起草了一个《关于加强民间文学教学的呼吁书》，钟老看了非常同意，还拿起笔来，进行了补充。当时他和许钰都签了名。但是由于我不善于活动、感到太麻烦，此件没有发出，十分不应该。现在正是努力争取把民间文学课由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改为必修的基础课的大好时机。因为缺少民间文艺学的基本知识，是不可能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弄不好还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这种实例屡见不鲜！
现在最缺的就是民间文学专门人才。周扬说钟老是“稀有金属”，就是说明民间文学专门人才很稀少，现在当然好得多了，但仍然很稀缺。有人以为民间文学专业似乎不需要学习，写一篇文章就自命为“民间文学专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大谬不然。
要是钟老在就好了。他老人家一定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尽力呼吁把民间文学课改为必修课的！
学者风度，打破门户之见
钟老曾对我说过：他主要是用人类学派的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的；但是对我们进行的一些理论创新的探索，他也是支持的。1979年在北师大的一次会上，我针对不少单位只把论文作为科研成果，而不承认调查报告为科研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描写研究”的新的民间文学科学研究方法论，认为描写研究不只是必要的，而且是民间文学一切研究的基础。会后我请教钟老，他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一种记述的研究，是可以成立的。1981年我专门写了一篇《加强民间文学的描写研究》的论文，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概念——立体性，指出它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描写研究的理论基础。钟老对此比较慎重，很长时间没有表态，直到2001年我去医院看他谈到立体性问题时，他才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讨论。由此可见，钟老对新的理论探索是很慎重的，也是很支持的。人类学派大师弗雷泽，主要依靠去东方各国的传教士与旅行家的通讯和报告中的资料来研究写作，被称为“安乐椅上的民俗学家”。钟老也曾相信过分工论，认为一部分人从事调查记录，而研究的人则可以依据别人的调查材料来进行研究。陈子艾等想下去调查，得不到支持，很有意见。有时不同意见出现了，陈子艾、潜明兹同志在讨论会上往往同钟老争论，争得面红耳赤。但钟老很有涵养，一点也不发火，有时就接受了不同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如对于调查和研究的分工论等，他都不再坚持了。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学者风度。
钟老出了书，都送我一本，题字要我“评正”，开会时还拿出纪念册让我题词。我出书也都送钟老一本，请他指教。有一次，钟老送我一本他的论文集时，对我说：“你的论文也不少，也应该编一本论文集。”后来我编了一本论文集，送去请他写序。在北大召开中日民俗比较学术讨论会时，钟老对我说，序已写好，让我去取。我后来去取时，不巧碰上钟老有病住院，待出院后竟“找不到了”。所以我的论文集好多年也没有拿去出版。
最令人感动的是钟老对《中华民俗大典》的态度。
在中国民俗学会的理事会上，我不止一次提出要进行全国民俗普查，钟先生认为难度太大很难实行。后来有个出版社约我主编《中国民俗大全》，我去找钟老汇报，他说：“过去想过却没有条件，现在既然出版社愿意出，我们就干吧。”由于出版社领导换人，我们又换了出版社，他们提出最好由中国民俗学会出面主办。于是钟老主持常务理事会进行讨论，在会上钟老说：“这个工作段宝提出，我是很赞成的。对许多将要失传的民俗，有抢救的性质。是很需要的。我们这里有人说我胳膊肘往外拐，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拐来拐去还不是在中国吗？”
当时我听了很震惊，钟老竟如此直言不讳，在会上敞开心扉，坦诚地表达了对《中国民俗大全》（后来因为增加了海外华人卷而改名《中华民俗大典》）毫无保留的支持，也表现了对我的义举的不顾一切的维护和同情。在钟老心目中，我虽然不是北师大的，但却是一家人，而绝不是外人。对于个别人那种把我当外人的说法，钟老表现了一种深痛恶绝的激愤。现在仔细琢磨，越来越感到这话的分量。这不仅表现了对那种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的斥责，表现了长期在一起共同战斗的同行同志之间的战友情谊。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崇高感情，是那些精神境界低下的人难以理解的！
这种感情是我们这门学科发展所绝对必须的。民间文艺学科，原来就是人们看不起的冷门，同行专家本来就很少，如果再不团结，搞什么“同行是冤家”的勾心斗角，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内耗上，怎么能搞好教学和研究呢？不顾学科发展而只管争名夺利，难道在良心上过得去吗？不感到可耻吗？我很崇敬乐黛云教授，她为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广泛团结、全力支持各地同行专家建立博士点，前几年全国比较文学博士点已有10个左右了。比较文学学科有了很大的影响。事实说明：只有打破门户之见、打破学术垄断，学科才能快速健康发展。钟老的一席话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值得我们深思。
在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中，也有不少事情使人常常怀念钟老。在钟老当主席时，有问题总是开常务理事会或主席团的会，由大家讨论决定，一年一般都有三四次。可是现在很少开会了。奇怪的是上一次年会，我写了文章，却没有通知我到天津去开会。可能是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作为副理事长，对诸多事情都不了解，难道连发言权、知情权也没有吗？
如果钟老健在，我相信是一定不会如此的吧！这些事情不由得使人自然地想起钟老。“要是钟老在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