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规则在思想上或许对社会最有利，但是在实际上可能被发现是彻底邪恶的、破坏性的东西。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我们时代最让人丧气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英国带给世界的最宝贵的东西如今在英国本土却遭到蔑视。

---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

我们最先确认这个假设，文明的形式越复杂，个人获得的自由就越有限。

---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墨索里尼，实际上，你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第一个传播这个现代可怕性原则的荣誉应该给予列宁，早在1917年他就夸耀当他完成工人天堂的建设任务后，“整个社会就将拥有同样的办公室，同样的工厂，人们工作平等，待遇平等。”列宁对个人自由所受到的限制了解多少并不值得探讨。就算事情不像列宁希望的那样（或者说他希望）的，因为随着苏联缓慢发展，工作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低。（同志，想不想用卢布换点美元？）实际上，列宁和他的继承者所获得的唯一平等是除了少数统治集团成员（nomenklatura）外所有人贫困和苦难的平等，托洛茨基（Trotsky）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注意到当国家是唯一的雇主，原来“不劳动不得食”的格言变成了“不听话不得食。”然而，一长串西方知识分子来到俄国参观后被彻底征服了。有多少自由（bien pensant）作家、记者、艺术家、评论家像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一样心醉神迷，他在1921年参观访问苏联后说“我来到未来世界的典范，它确实起作用。”

当然，你不可能不把鸡蛋打破就做成蛋卷。但是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在上个世纪里堆积了多么多的蛋卷。（接着总是奥威尔让人尴尬的问题：“蛋卷在哪里？”）我忘记了那个把希望作为潘多拉盒子里的最后一个魔鬼的先贤。这或许对希望不公平，但是对于“相信更美好世界”必然到来的一直处于社会主义核心的信念不是不相干的。谈谈耐旱水生植物吧！社会主义实验从来没有像其宣传的那样成功，但它连续在人们的心里燃起希望，其中有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让人印象深刻地命名为教士（clercs）或者背叛者（trahison de）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分子怎么啦？什么东西让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樟脑草这么痴迷呢？

哈耶克在他的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错误》（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1988)中尖刻地强调了这个怪癖：

知识分子徒劳地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果是理想化的“乌托邦”一个又一个破灭，苏联，古巴，中国，南斯拉夫，越南，坦桑尼亚，尼加拉瓜。应该说这些事实显示社会主义中有些东西和现实是不相容的。

应该吻合，但是没有。哈耶克认为原因在于某些知识分子深陷其中的特别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在于相信通过发挥自己的理性人类可以改造社会，让它既平等又繁荣，既有秩序又有利于政治自由的形成。

哈耶克对这个野心的探讨通过卢梭一直追溯到笛卡儿。卢梭说“人生而自由，然而自此处处背负着枷锁。”为什么他不挣脱桎梏和羁绊，从一开始就接受传统社会约束的不方便行李呢？笛卡儿是否配得上生父称号仍然是可以争论的，但是我理解哈耶克的意思。从笛卡儿让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的梦想，通过科学和技术把人类变成第二自然---社会的主人和拥有者是一小步。人类经验和世界的叛逆者有多少被突然转变成顺从的走正道的人。所有这些都可以概括为突然出现可以使用的诸如“礼貌，道德，风俗，传统，禁忌，神圣”等词汇。但是部分因为致命的自负的这个让人狂喜的性质使得那些容易受到其诱惑的人突破任何障碍甘愿接受哄骗。正如马克思的名言“任何固体的东西都可以熔化在空气中。”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本人也是致命自负的著名受害者，在描述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以及布卢姆茨伯里（Bloomsbury）文人圈的朋友的心理新陈代谢时说：

伯迪（罗素昵称）尤其同时具有一对荒唐可笑的矛盾观点。他认为实际上人类事务往往是以非常不理性的方式运行的，纠正的方法非常简单和容易，因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按理性来行动就可以了。

紧密包含在短语“我们所必须做的事”的巧妙花招是什么呢？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经说过“一流智慧”的检验标准是“在头脑中存在两个相反观点的能力”同时仍然能正常工作。实际上，这个能力稀松平常。随便一看，就能找到。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放弃了姓名中表示出生地的von)就是智慧或者智慧主义者类型的愚蠢的最佳剖析者。哈耶克1899年出生于维也纳一富裕家庭，在1931年动身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在此后的十年里，他出版了10多本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比如《货币理论和商业盛衰周期性》（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但是1944年他的书《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首次在英国出版，几个月后在美国出版，生活发生变化，他一举成名。

该书的芝加哥新版本[1]—计划出版的20卷全集中的第二卷是很好的机会提醒我们哈耶克批评的强大力量和他反对的难缠的顽固态度。宣布一个人的课程是“定本”（The Definitive Edition）需要勇气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确定性的”（Definitive）在这样的事情上是变动的、困惑的称赞，虽然我毫不犹豫把它描述为非常完美的版本。丛书越多，可读性就越差，不如芝加哥漂亮的五周年版（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但是新版本更正了一些印刷错误，添加了一些有用的补充材料，包括确定哈耶克引用数据的注释等。

这本简短而不寻常的书名声很大，与其说是经济学专著倒不如说是发自内心的呼唤。美国的三家出版社都拒绝，一审稿人宣称它“不适合作为著名出版社的出版物”，芝加哥的接受也不是没有忧虑的。芝加哥的一个审稿人尽管建议出版，还是谨慎地说这本书不大可能“在美国有广泛的市场”或者“能够改变许多读者的立场。”后来，芝加哥几乎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几个月内，就印刷了五万本。《读者文摘》出版了简化本，使得该书有60万额外的读者。几年后的漫画本更加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通往奴役之路》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使得哈耶克快退休的教授变成了国际上的明星。在后来的一些年里，他的影响力时强时弱，到了他1992年差六个星期就93岁生日而去世的时候，哈耶克终于成为学术界的宠儿。他是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弗莱堡大学的教授，获得好多荣誉博士学位。1974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第一个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奠定了撒切尔夫人和罗纳德里根1980年代推行的经济复苏政策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但是，在更深层次上，哈耶克仍然是异教徒，是知识界至少是学术界主流之外的边缘人。《通往奴役之路》的题目就显示了理由。该书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它是个人自由的赞歌，另一方面，它是对中央经济计划的无情攻击和这样的计划所需要的限制人自由。

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革命之后，把对中央计划的攻击或者为个人自由的辩护描述为“持不同意见者”或许我们觉得奇怪。但是实际上，虽然哈耶克的理论赢得某些争论，但是在知识界精英世界里，他的观点就像在1940年代一样动辄争吵的内容。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存在对哈耶克的指导性主张社会主义是独裁专制政策成长的摇篮的广泛抗拒。有纳粹德国的例子在面前，哈耶克看到社会主义多么自然堕入专制独裁，因为它过滤掉越来越多的个人主动性，以便把它们投资到国家中。该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不是对1920年代社会主义潮流做出的反应，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而是相反，是这些潮流的自然结果。最开始的信仰如果计划要有效果，它必须脱离政治，放在专家手中，结果造成政治的失败和对独裁专制的拥抱。哈耶克注意到“希特勒不必摧毁民主，他不过是利用了民主的衰落，在关键的时刻获得了多数自认为蔑视希特勒的人的支持，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个足够强大完成任务的唯一的人。”

哈耶克警告英国已经沿着放弃社会主义之路走得太远。他写到“社会主义者计划难以预见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创造了独裁者力量占上风的状态。”哈耶克引用了很多有影响的评论家的话，他们不仅热烈鼓吹整体的经济计划，而且公然拒绝自由。比如在1932年，影响很大的政治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认为“投票中失败”一定不能被允许干扰社会主义光荣的进步历程。投票是好的，不错的，只要人们投票正确，也就是左派主张。在1942年，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漠不关心地说“我们期待的结果只有在有意识的重新组织欧洲人的生活才能获得，就像希特勒曾经做过的一样。”卓越的生物学家和评论家沃丁顿（C. H. Waddington）也提议把社会交给专家，注意到自由“对于科学家的讨论来说是非常麻烦的概念，部分因为从最后的分析看，他并不相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英联邦运动（Commonwealth movement）设计者之一的奥克兰爵士（Sir Richard Ackland）用虚张声势的亲密口气写到社会对个人说“不要麻烦考虑自己的生活了”。“社会”作为整体会考虑它的，决定一个人将如何，在哪里，用什么方式工作。他还说，社会为开小差者临时安顿，不过不要担心，社会要坚持以“非常宽容的条件”。像卡尔一样，奥克兰发现希特勒身上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他说，希特勒“体现了最终要求人性具有的一小部分，或者人们可以说某个方面。”碰巧的是，这话写于1941年，这时世界发现跟随希特勒确实要求人性的许多东西。

对《通往奴役之路》影响最大的两人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从托克维尔那里，哈耶克借用了在《民主在美国》的著名一章里称为“民主独裁”的标题和敏感性。像托克维尔一样，哈耶克看到在现代官僚社会中自由的威胁常常以人道主义利益的幌子来的。如果传统的专制主义暴君化，民主专制主义则婴儿化。托克维尔写到，“它将

类似于父亲的权力，它让臣民准备好成为大人，但是相反，它试图让他们保持在不可更改的童年时代，它喜欢公民享受生活，条件是他们只想着享受生活。它愿意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但是它想成为独特的代理人，唯一的仲裁者，它为他们提供安全，预测未来的需要，给他们的快乐创造条件，处理他们的主要事务，指导他们的工业，管理他们的财产，分配他们的遗产，它能够完全带走思考的麻烦和生活的痛苦吗？这个力量扩展其胳膊拥抱整个社会，用小的，复杂的，麻烦的，统一的规则覆盖其表面，用这个规则使得最有独特思想和活跃灵魂的人无法找到办法超越群众，它不施行暴虐，它阻碍，妥协，衰弱，消除，惶惑，最后把公民都塑造成为一群胆怯的，勤劳的牲畜，而政府成为放牧者。

赞同和扩展了托克维尔的观点，哈耶克认为大政府控制的最重要影响是心理上的，是“对人性格上的改变”。我们是生活其中的制度的创造者，也是制度的产物。他得出结论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对权威的态度是他们生活其中的政治制度的原因和结果。”

《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部分是否定性的和批评性的。它的任务在于揭露，描述和分析社会主义者对自由的威胁。但是哈耶克的观点中也有肯定性的一面。离开奴役的道路可以从哈耶克所说的“合作的扩展了的秩序”所谓资本主义中发现。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亚当斯密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悖论，或者看起来像个悖论。个人被给予越多的自由追求自己的目的，他们的活动就越可能“被看不见的手”所操纵，来从事能够帮助公共好处的目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行善魔力。哈耶克的根本观点扩展了亚当斯密的思想，那就是竞争性市场力量创造和维持的自发的秩序比计划经济更能产生更大的繁荣。

多愁善感者不能把思想或者心灵围绕在那个论据上。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赞成“合作”（多么好听的安排）而不是“竞争”（刺耳多了）因为在任何竞争中，都有失败者，这是糟糕的，而胜利者可能更糟糕。社会主义就是多愁善感的版本。即便是头脑清醒的观察家乔治奥威尔也是让人怀疑的。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中,奥威尔说因为世界“至少潜在的来说，是非常富有的，”如果我们开发它，“世界可能成为天堂，我们都可以生活得像王子一样，如果我们愿意那样的话。”不要考虑成为王子的部分意思是别人，多数人不是王室成员。

社会主义者，多愁善感者不能明白如果人们能够“制订一些规则体系协调他们的努力”，为什么就不能有意识地“设计更好的更让人满意的体制呢”。哈耶克的讲解的核心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人类的创造性有限，自由的弹性要求超过我们管理的力量的机构，最后，社会主义的野心成为理性主义傲慢的表现。市场力量产生的自发秩序或许对人类有利，它或许已经大大扩展了生命和生产出几代人前根本难以想象到的巨大财富。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不完美的。贫穷仍然伴随着我们。社会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最后，自发秩序最让人苦恼的问题是自由市场产品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自发性:它不是我们创造的东西的事实。它超越了人类意志的意识方向，因而是对人类自豪感的公开侮辱。

哈耶克迫切谴责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涉及的极端重要性。正如他在《致命自负》中说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的争吵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为“按社会主义者的道德逻辑将摧毁现在人类的大多数，让剩下的人贫困。” 每当社会主义力量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预先尝到哈耶克思想的滋味，紧跟着而来的就想夜晚过后是白天一样，肯定是贫困的加剧和个人自由的缩小。

奇怪的是，这个事实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产生很小的影响。好像没有简单的实证发展，不管它重复出现了多少次，都不能破坏社会主义者的良好自我感觉。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特点和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个共同特征有密切关系。他们对于金钱和商业世界的蔑视。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回避“利润动机”建议政府增加对经济的控制。哈耶克注意到，他认为“雇佣100人为你干活是剥削，但是指挥100人就是让人尊敬的本事了。”不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和普通人不一样，不喜欢钱。而是说他们看待整个商业机制是一种脱离，难以描述的不值得他们内心深处渴望获得的东西。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实的。但是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能认识到两点：第一，正如哈耶克所说，金钱是“发明出来的自由的最大工具之一，”为“穷人打开了目不暇接的选择”，这个选择的范围比几代人之前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选择多得多。”第二，知识分子倾向于忽略商业机构对我们的理想构成的影响程度。正如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在《奴隶国家》（The Servile State）指出的，“控制了财富生产就控制了人类生活本身。”整体经济计划的真正让人胆寒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有自由追求我们最重要的需求，而在于谁决定那些“最重要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哈耶克说，“不管是谁能够控制手段，肯定也决定了服务于什么目的。决定那些价值被定得高些，那些定得低些，总而言之，人们应该相信什么，争取得到什么。”因此，说“让经济学见鬼去吧，让我们建立一个体面的世界”或许听起来很高尚，但是实际上，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最后，社会主义的诉求是感情上的诉求。因为我们感情的最重要工具是语言，社会主义的歪曲错乱也体现在语言的错乱和歪曲上。哈耶克注意到“虽然说智慧常常藏在词汇的意义中，同样错误也藏在语言中。”因此，重新获得自由的任务就涉及重新获得语言的任务。在他的著作中，哈耶克花费大量注意力集中讨论“我们有毒的语言”，显示社会主义者多愁善感已经多么严重地歪曲了基本概念如“自由”，“平等”的意思，让我们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它们基本没有任何的确定意义，这些词是用来赞颂的词语。它们自动激发我们的认同，即使它们被用来表示和最初表达的内容完全不同甚至正好相反的现实情况。正如哈耶克注意到的，获得语义转移“最有效的技术”就是“使用老词汇赋予新意义。”比如“人民共和国”这个词汇就体现了这个变化过程，不过请看看“自由，公正，社会”发生的变化。在《致命自负》中，哈耶克列举了160个和“社会”（social）结合的词汇，从“会计，政府，年龄，意识，到思想家，用途，观点，浪费，工作等。据说黄鼠狼可以把所有的鸡蛋都掏空，而不留一点痕迹。“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就是“黄鼠狼词”，一个只剩下意义回响的声音外壳。哈耶克说它“越来越变成劝告，一种指导性的词汇为了理性主义道德企图替代传统道德，现在越来越取代“善”这个词作为道德上正确的标示。只要想想令人作呕的词“社会公正”。它实际上表示的是事实上的不公正。因为它运行是通过列举公正的法律机器以便支持某些事先确定下来的目标。党派偏见中的“社会公正”歪曲了“简单形式”公正，这么做的时候他们用虚假的“公正”管理取代了法治，传统上它是盲目的，因为不尊重人。”

哈耶克常常被描述为保守派就不是什么让人奇怪的事情了。实际上，虽然他反对自己的立场被更好地描述为“自由派”是对的，考虑到自由这个词已经不是现在的扭曲（如左派，国家主义者），而是19世纪英国人的意思如伯克（Burke）是自由派。有一个重要的意义，真正的自由派(用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的说法)是保守的，恰恰因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明白保护自由的最好机会是通过保护制度和传统做法，也就是有限制的自由。谈到政治革新的时候，哈耶克虽然谨慎，还是认为传统托利党保守主义也执着于现状。他的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积极分子或者实验自由主义（experimental liberalism）这是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敏锐辨别出来的哈耶克思想的特征，他注意到《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意义”不是哈耶克的信条的说服力，而是“作为一个信条的事实”。抗拒所有计划的计划或许比它的反面更好。奥克肖特继续说，“但是它属于同一风格的政治。”或许是的。但是哈耶克的难以评估的价值在于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微妙阴谋戏剧化表现出来。休谟的名言“任何自由一下子都消失是很少见的”可以作为《通往奴役之路》的题词。正如1944年哈耶克确定这个问题的时代一样，它现在仍然是个切题的问题。

译自：“Hayek & the intellectuals By Roger Kimball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chives/25/05/hayek-the-intellectu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