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专业人数最少、规模最小的领域之一，佛教研究与印度哲学研究在诸多方面还处于积累阶段。但随着近年来日益密切的国际合作，诸多写本公布于世，更多传世资料得以重现，这一领域正在形成新的思想史书写。综观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有四个鲜明的趋势：其一，通过写本的传播路径发现文化与思想谱系之间的具体关系，小传统相应得到更多重视；其二，在方法上，从洋格义转向印度哲学自身的思考论证工具，尤其是语法与弥曼差的训释传统；其三，关注点从宗派转向具体哲学家与问题演进的历史，中晚期注疏因此走进学界视野的中心；其四，建立在语文学基础之上的数字人文整合工作，为多语言、多传统的研究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辅助。
首先，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始终是推进思想研究的重要契机之一。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以及中国西藏等地区保留了从公元初期到近世的大量写本，但它们或因历时弥久外加气候原因而破损不堪，或因散落在各地寺院与旧时贵族家中而未经发现和整理，自佛教学学科成立至今，仍不断有新的材料被释读出来。如果说19—20世纪主要由印度与欧洲学者围绕着瓦拉纳西、加尔各答、浦那、孟买、马德拉斯（即金奈）、特里凡得琅等印度南北方的文化重镇展开写本调查、出版梵语文本系列，那么近三十年间，学界最重要的文献成果多由广泛的国际合作项目孕育而生。例如，德国—尼泊尔写本编目项目（NGMCP）、维也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梵文写本项目（STTAR）、慕尼黑—洛桑—柏林大学的犍陀罗佛教写本项目，以及落地在印度本地治里以怛特罗写本项目著称的法国研究所（IFP），还有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高等研究所（IRIAB）、北大梵巴等重要学术机构的诸多项目，它们各以不同的资源优势产出了全新的精校本与研究系列丛书。
新材料之“新”，除先前不为学界所熟悉的文本之外，还包括原仅存汉藏译本的梵文原典。如20世纪90年代重见天日的《维摩诘经》、犍陀罗残本中的阿含与阿毗达磨文献、布达拉宫所藏宝藏寂（）著述的梵本，乃至新近发现正在整理待刊的《正理门论》等。与此同时，写本作为第一手材料所承载的思想、历史与物质信息还勾连起传播的具体路径，让我们得以一窥文化演进与思想谱系之间的关系。例如，法国学者哈提耶（Isabelle Ratié）近年在新护（Abhinavagupta）写本边注中发现了原以为佚失的古注（），不仅重现了克什米尔再认派（Pratyabhij?觡ā）第二代代表人物莲天（Utpaladeva）的思想，还借此论证了新护再造传统之实。再如，克什米尔地区中世纪后期的思想世界，是过去几十年间的一大研究热点。在意大利罗马大学托雷拉（Raffaele Torella）、英国牛津大学桑德森（Alexis Sanderson）等学者毕生的研究引领之下，以维也纳学派在印藏佛教方面长期的研究积累为基础 ，逐步还原出佛教与非佛教传统（包括哲学与仪轨等各个方面）在中世纪后期的思想交汇，以及中晚期佛教量论经南亚西北边路传入西藏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思想脉络。事实上，除写本以外，各类考古材料也弥补了史料的不足。比如借助大量石刻铭文，安特拉、尼泊尔等地区的宗教社群与思想体系得以从古代史传的神圣帷幕后走到台前，其中包括印度佛教史上极其重要但一直苦于资料匮乏的犊子/正量部派学史等。
长期深入的写本和考古踏查带来的另一个重要推进是对梵语、俗语以及地方语言（古典泰米尔语、加纳达语和印地语等）乃至混合语言文献的等量齐观。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波洛克（Sheldon Pollock）的巨著《人世间的神语》（The Language of the Gods in the World of Men）及其主持的项目“殖民前夕的梵语知识系统”（Sanskrit Knowledge Systems on the Eve of Colonialism）先后激发出不少研究成果。通过对梵语独领风骚的第一个千年与各地方言文典化的第二个千年进行并置比较，我们得以初步领略印度思想史不同层级上的断裂与延续。这意味着佛教研究领域正在向不同的知识群体打开大门，古代的思想世界也逐渐与近世连接起来，令高度在地化、社群化的印度哲学思想不再被“梵语文化圈”（Sanskrit Cosmopolitan）的大结构所遮蔽——相反，大小文化传统在交互中的并行发展将为我们带来更加完整的思想图景。
其次，以现代哲学话语转述印度哲学虽是学科发展的必需，但完全异质的术语体系难以准确表达传统思想资源的复杂性。我们是否有可能让印度哲学自己说话？这与中国哲学在学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对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整体而言，目前学界尤其关注的是语法（）和弥曼差派（）的解释传统。二者在现代研究中长期被打入小学的冷宫，但对印度思想史而言，前者提供了传统学问之基础的语文方法，而后者是吠陀解经与阐释原则的依止所在。正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语法之于印度哲学犹如数学之于西方哲学，而以伐致诃利（）等人为代表，从5世纪开始梵语语法本身就发展出一个悠久的哲学传统，被列为《摄一切见论》（）之第十三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语法或谓“声明”虽源自吠陀—婆罗门教传统，却因其在解释与论辩中不可回避的基础地位，对佛教、耆那教等非正统派义理的展开都有莫大的影响；反之亦然，事实上自公元1世纪初期以降，正是来自非正统派对语言符应论的批评推进了语法学者的哲学思考。因此，我们不得不重视“训诂通义理”的路径，它将有效还原印度哲学独特的思想结构与论证方法。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让印度哲学自己提问？现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弗雷斯基（Elisa Freschi）认为，印度哲学正名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令其广博的思想资源参与到具有普遍性的哲学议题的讨论之中；另一方面则是让其他哲学传统真正认识到印度哲学独特的语境与问题。比如，对于仪式的思考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显然并无立足之地，但对印度主流的哲学系统而言，却是重中之重。无论是关于指称等语言哲学的问题，还是对杀戮等道德问题的讨论，通常是在对祭祀的解释中展开的。如童中尊的《颂释补》（）、光显的《广疏》（）等弥曼差经典在为吠陀圣典辩护的过程中不仅建构了丰富的语义、修辞等理论，还集中讨论了道义逻辑、知识的有效性等问题。
当然，如何在高度技术化的语法与仪典细节之中发现其哲学洞见绝非易事。当前的研究热潮并非一时所兴，从20世纪初经过印度本土及德、奥、意、法、日等地代代学人漫长的积累，以及马蒂拉尔（Bimal Krishna Matilal）、莫汉蒂（J.N.Mohanty）等留洋印度学者，乃至加纳里（Jonardon Ganeri）等当前中坚力量的哲学化阐释，印度的语言哲学和知识论传统才以其丰富的文本资源与鲜明的问题意识真正引起了学界广泛而持续的兴趣。近年，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佛教与上述知识系统的关系。以日本学界为例，如广岛大学的小川英世深入挖掘了中观与正理核心思想背后语法传统的理论假设；九州大学的片岡啓则在关注后陈那时代佛教哲学的同时，常年深耕于《颂释补》《正理花蔓》（Nyāyama?觡jarī）等正统派经典，澄清二者之间具体的交锋。
再次，印度哲学的常见宗派与学派往往是依注解对象来分疏的，因此严格来说它们不完全是哲学传统，而是文本传统。这意味着，某一派虽然有相对统一的正典和术语系统，却并不必然构成一致的哲学立场。因此，如果要切实理解哲学演进的历史，研究还需细化到具体论师甚至不同学派对具体议题的论争之上。随着越来越多学者投入到以一手文本为基础的思想研究当中，不少中后期（约7世纪以后）的哲学家被重新发现。他们通过为先贤的作品作注，纳入各家解释方案，旁征博引别家论著，而与前代论师形成新的对话。这部“解经史”在早年的研究中不太受到重视，有学者分析这可能与哲学界对创新的追求不无关系。作为注疏作品，这些论师在传统面前多保持着一份谦逊，创立新说通常不是其写作的最终目的，更非刻意彰显之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和个人的创见。事实上，在对经典的诸种解释中进行抉择、提出自己的见解，恰恰是印度哲学书写的主流方式。
在这样的基本认识之上，近年形成较多讨论的论师与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从陈那、法称到释迦觉乃至格鲁论师各具千秋的“遣除说”（anyāpoha）；再认派月喜（Somānanda）、莲天对“声不二论”从批判到吸收的理论形成过程；各派对错觉的理论分析等。除此，涉猎广泛的正理学者贾衍陀跋陀（）、弥曼差学者曼德纳·弥湿罗（）、湿婆悉檀多（）学者跋陀·罗摩甘托（）等人对自我、意识、语言，以及解脱、一元论等相关问题的论证，也吸引了东西方学者的关注。这些人物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并有各自的宗教群体属性（意味着解释所依的宗教经典群有所不同），在思想上或多或少批判性改造了佛教的创见，但都极具个人风格，为我们补充与续写印度哲学史后期的发展线索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
最后，利用数字人文等技术手段，公开的文本数据平台及各类超文本工具为研究者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跨文本传统的研究。这些工作无疑是建立在基础语文学工作之上的。然而，由于该领域本身多语言、跨传统的特征，加上研究群体之小、出版物之分散，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量成果的流通和使用效率其实并不高。直至近年，我们才得益于互联网和数字人文的诸多尝试。除科隆大学建立的梵语辞书（CDSD）、哥廷根大学的梵语文本平台（GRETIL）、芝加哥大学的多语种南亚电子图书馆（DSAL）等基础数据库以外，还出现了早期安特拉铭文的主题数据库，以及方便比对大量异文数据的“saktumiva”（仍处于实验阶段）等。就佛教领域而言，中华电子佛典CBETA业已成为学习研究之必需；印藏量论与因明文献目录（EAST）和以唯识典籍为主体的法鼓数位资料库（VMTD）则凭借专业、可靠而集中的特色，服务着特定的研究群体；此外，真正利用计算机算法的TACL等文本分析工具，将人工无法短时间内完成的语料分析工作交给了后台，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学者分析材料的方法，并因此正在更新学科的一些基本认识（比如译者归属等问题）。
综上所述，学界在方方面面尝试连接起印度哲学在历史时空中的纵贯线，体现出欧陆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对文化语境的重视。此外，基于发达的语言哲学与知识论传统，印度哲学研究在不断论证自身的同时，也长期与当代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保持着密切的对话，尤其在英美世界产出了不少介入性的包括比较哲学、融合哲学类型的研究。二者实际上构成了印度哲学研究的两大路径。此外，为了弥补印度史料的零散与不足，思想史的研究也离不开民族志、人类学以及考古艺术相结合的方法。总之，多重的路径和大量的资源不断给学界带来惊喜，但同时也对研究者提出越来越高的专业要求。
以上对印度佛教与印度哲学近年的研究趋势进行了一种勾勒，但无疑受限于笔者当前的研究兴趣。本文主题虽包含“佛教研究”，却并没有涉及汉传或藏传佛教的基本情况。由于经典语言和经典系统的差异，印度佛教研究与汉传佛教研究在议题和方法上都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无关。那么对于汉语世界的学者而言，上述趋势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和机会呢？笔者尝试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印度佛教作为参照系，其研究的深入实际上对我们认识佛教中国化的具体特征有切实的帮助，比如汉传佛教解经与论义传统的特点何在？汉传因明如何在截然不同的逻辑与语言框架下重新发明传统议题？二是作为哲学系统的比较对象，如上文所说，印度哲学因其自身的特点实际上可以与中国哲学，包括经学、礼学乃至道家、道教思想形成对照，甚至在作为现代学科本身的建构路径上可以形成对话，生发出亚洲传统思想研究的新议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