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不得不使用“中国学术”一词。今日中国到底有没有学术，或者说“中国学术”到底是什么，是大可质疑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中国“学人”的官欲太强，所以很难说存在着真正的中国学术。

那么什么是“学人的官欲”？

暂不下定义，发挥一下想象力吧。试想，你得在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的一段时间内寒窗苦读，甚至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你甚至得在风和日丽的周末下午，手持一本封面鲜艳的小十六开厚书，在熙熙攘攘的公共场合散步，你边走边读，但不给人做作的印象，而必须是真心实意、甚至全神贯注地读，否则就不会收到这样的效果，即人人心目中一个极端好学的形象。平心而论，你如果是这种人，你可能并非一点学术能力也没有；只不过这种能力与真正的学术能力有本质区别，而更像是一种裁缝功夫，即只要给以足够的时间，你就总能按已有模式或稍加改变，剪剪切切、拼拼凑凑，敷衍出几篇“论文”或“专著”的。

然而你非常清楚，你灵魂深处所渴望的，决不是真正的学术成果，更不是真正的学术成就，尤其不是那种针对现实问题，给社会以刺激、启迪、引导，从而改造社会、提升社会的真学术，而是另一个世界的红火风光、纸醉金迷。学术对于你来说，只不过是一张通向这个世界的不得不有的门票。这个世界就是官场。实际上，你内心眼馋的从来就只是官场的热闹，学术从来就不是你的真正追求，而只是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所以你可能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学术思维，所以你的“论文”、“专著”至多只是对已有成果的转述或抄袭。你知道，跟你禀性相似的人不在少数。你知道，“做学问”的人中十之八九有或大或小的官欲。

由于你骨髓中有强大的官欲推动着你，所以你在三十岁之前会寒窗苦读，而且往往能心想事成，三十几岁时一当上副教授，便能弄个系主任、系副主任什么的做做；再往下几年当了教授甚至“博导”以后，你极可能再能弄个院长、副院长当当；如果你更有能耐，也许四十岁不到你就当上了校长或副校长，甚至可能五十岁不到便荣升了省长或副省长。然而，在尚未功德圆满或者说尚未高升校长、省长之前，你是不太可能扔掉学术这根拐杖的。也就是说，你做了院长或副校长甚至校长后，还可能继续扮演“业务干部”的角色，以示与专职政工干部不同。不同在哪里？在于你能在做官之余，时不时上一两节课，或每两个月与学生谈一次论文。你的粉丝会说，你在为人民服务的百忙中做这种事，你的时间如此宝贵，以至于给学生上课或谈论文时，你也会不停地看手表，生怕耽误了向上级汇报这种天大的事情。

更为奇怪的是，你的心思明明不在学术而在官场上，你的绝大部分时间明明没有花在学术研究而花在大量的会议、汇报或其他事务上，每年却仍有大把大把研究生冲着你这个当院长校长的“博导”、“硕导”们奔来，飞蛾扑火般投到你的门下，以至于你一届竟然能招十六七个“博士生”或三四十个“硕士生”，不用一辈子，只几年功夫，你便桃李满天下了！不用说，你批量生产出来的“博士”、“硕士”无需跟你谈论文或拼、凑、抄一篇所谓“论文”也能通过答辩，拿到学位，找到工作，其中一些人很快便能当上副教授、教授，再过不久更能当上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不用说，他们能将你这辈人玩得热热闹闹的游戏准确地复制下来，而你的游戏的一个核心内容便是那会议、汇报的百忙中拨冗而就的“学术”。

让你心中偷着乐的是，每个中国人明明知道这种游戏极其可鄙、极其下贱，会被外国学者瞧不起，却任其存在，任其繁荣。不仅如此，中国人还让你还把官场游戏复制到“民间学术组织”中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学会”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你知道，“民间学术团体”一开会，便会上演一出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才能全然明白，才会乐此不疲的闹剧。总共一天半的开会时间（虽然并非绝对，却极常见），却总有两个小时的开幕式、两个小时的闭幕式，一分钟不能少，雷打不动；与学术研究没有任何关系（除了给“学术会议”装点并非需要的门面）的领导甲、乙、丙和尚念经般的发言，一分钟不能不少，雷打不动；主席台的设置，从正中到两侧各级学官(会议举办单位的官员们和民间“学术”团体的长们)严格按官阶高低（以及所属学校的高低）的依次就座----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副秘书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能有半点含糊、半点差错。

一旦当上了一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或副会长什么，你便开始坐享一种终生性的“学术”荣誉。只要你不因“犯错误”失去所属单位的正式官职，或者退休，你几乎是不可能像美国总统那样最多只做两届八年的。你很清楚，一旦某个单位的一伙党人控制了某学会的主要职位，几乎一定会形成一种一党专政的局面。英美研究方面的“学会”明明知道英美学术组织的民主程序，却一点没有学习、移植的意思，甚至在成立自己的全国性“学会”时，连一个基本章程也不立，更不用说制定程序性细则了。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在权力交接（即便一党专政也有权力交接的问题）上，单位甲的党人及其盟友与单位乙的党人及其盟友斗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然后彼此不相往来，掌权者继续掌权，在野者只好退出，“学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荡然无存。你很清楚，如此政治挂帅的“学会”，不可能尊重学术，不可能尊重真正学有所成的人，不可能真正促进学术交流，提升学术水平，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号召力。

事实上，我们中国人的官欲如此旺盛，官场价值观已经如此深入每个学校、每个研究单位，已经如此深入每个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硕士心中，以至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学人久未见面，见面了却不讨论某个老朋友最近出的某本书，或他提出的某个有价值、有挑战性的观点，却对某某人最近做了院长、校长、副院长、副校长什么的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以至于如果某个人做了教授，我们学人共同体中决不会把这视为新闻，我们广大学人决不会为之心动，而如果听说个熟人当了什么长，我们每个学人眼睛的亮度一定会提高十倍。

我们中国人的官欲如此旺盛，官场价值观已经如此深入到每个学校、每个研究单位，已经如此深入每个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硕士心中，以至于每开一个“学术会议”，我们一定请一些高官来讲一通与学术扯不上边的废话；每成立一个学术组织，我们一定要请一些官员来做什么“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顾问”或“名誉顾问”；每出版一套学术丛书，我们一定要请一些根本不做事也做不了事的官员来做主编、副主编，我们自己虽然做了从策划、选题到审稿、校稿等所有具体事务，却像太监一般甘当“执行主编”、“执行副主编”。

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学人”的旺盛官欲已经把中国学术阉割了，使它处于一种心理上上被压制的、不阴不阳的状态中。

我们知道这可悲状况的根本原因所在，即，在一个行政主导的社会中，各级官员攫取了太多的权力、资源和机会，而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所本应享有的资源和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又来自各级行政官员手中的权力。于是，学术共同体里大量有才华的人们只好削尖脑袋，混迹官场，而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本可能成为真正学者的。我们知道，真正的学术需要全副身心的投入，毕生心血的浇灌，决不可能在日理万机的官场忙碌之后，还能敷衍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所以，学术共同体的官员们应当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尤其要清楚认识到，在一个专业分科分工日益细密的时代，是决不可能既把官当好，又把学者当好的。

笔者希望，随着发达国家的学术管理机制（不是变态的量化管理）尤其是学术评价体系逐渐被引入中国并落地生根，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学子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心中的官欲压制下去，潜下心来做真正的学术研究，出真正的学术成果。唯如此，中国学术方能摆脱那种被去势的心理状态。唯如此，中国学术方能成其为中国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