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回溯观照上个千年， 法国《世界报》曾评选十二位“千年英雄”，苏轼是唯一的中国人。评选者认为，苏轼其人“le lettréincorrigible”—法文为“不可更改”，对应中文，则“不可救药”更贴切。评价主观色彩强烈，浸入了对其百折不回的赞叹，此般“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如此“不可救药”。结合让- 皮埃尔·朗格利埃（Jean-Pierre Langellier）的解读，便更能体察出这反向式评述的深意：苏轼惊才绝艳且充满激情，一生纯粹而鲜活，这种通才与烂漫契合法国人的审美，前总统希拉克甚至了解苏轼诗歌形式与韵律的细节。
斯人已逝九百年， 若江中沙尘， 肉身有限；就文化与自由向度而言， 却始终不朽。西方世界对苏轼的关注源于十九世纪。一八四二年，传教士郭实腊以苏轼为楔子，对中国文化做图景式概述，以英文发表于《中国丛报》—苏轼是不世出的通才，从其仕宦生涯可管窥古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形态。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更进一步，翻译包括前后《赤壁赋》在内的名篇，录入《古文选珍》；后于一九0一年在伦敦出版《中国文学史》， 大篇幅记述苏轼生平及作品。白英（Rober tPayne）、克莱默（Launcelot CranmerByng）、韦利（Arthur Waley）等也翻译过苏轼诗文，他们基于审美、接受等因素选译篇章，并做简单源流考—此为早期汉学研究的范式。这些推介译作加速了苏轼在西语世界的传播，作为中国文化图谱中的一枚棋子，苏轼逐渐被西方读者熟悉。
一九四七年《苏东坡传》问世， 林语堂以华人身份撰西文，诗性阐发苏轼的达观知命与乐天超脱，造就域外最著名的中国人物传记。林氏自述生平热衷东坡诗文，写作期待是“以此为乐”，因此，其笔下的苏轼跳脱出儒士周正刻板的窠臼，带有鲜活的人之癖，充满魅力。此书并非严谨史传，作者在史料择取上有自圆其说的考量：如果说南宋笔记塑造的苏轼蕴含着时人的故国之思，则林氏笔下的苏轼便是自身追慕的完美人格投射。林氏的读者群不通汉语，因此有较大的自由度去重新塑造苏轼，并从跨文化角度诠释中国文化。此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东亚传播亦广，合山究一九七八年即译为日文，于明德社出版；次年， 讲谈社再版，一时“洛阳纸贵”。
及至六十年代， 华兹生（Burton Watson）所译《苏东坡诗选》成为美国阅读最广的古诗选本及古汉语教学的常用教材。之后，欧美汉学界已不满足浮光掠影式概述， 或常规性研究模式，苏轼的重要性被逐步发掘：《北宋主要词人》〔刘若愚（JamesJ .Y.Liu）〕为专项文体断代研究，苏轼是重点词人，孙康宜《晚唐至北宋词体的演进》分析苏轼词的模式。文本解析是此阶段的研究范式， 涌现了一批学术论文，如《山水与苏轼思想》《中国诗人的疏离与和解：苏轼黄州贬谪》等。域外研究者关注到贬谪之于苏轼的意义，“幽人”苏轼洽洽自如，依旧炼丹、酿酒、交友、出游，怡情适性，身无挂碍，真正实现了对人生本真意义的追寻。
八十年代之后研究切入点更为多样，或在时空框架下自然书写，或关注诗人内心世界，如《重游庐山—佛教思想对苏轼诗歌的影响》 〔管佩达（Beata Grant）〕、《东坡之路—苏轼诗学之声的演变》〔傅君（Michael Fuller）〕、《诗人的贬谪与回归：苏轼研究》〔唐凯琳（Kathleen Tomlonovic）〕等。研究关注到苏轼宗教思想与诗学观念的互渗，探究诗歌中的自我建构，诗人、修道者与士大夫三位一体的矛盾与张力所在。
英美文学出身的学者倾向于比较研究路径，如《自然与自我：苏东坡与华兹华斯诗作比较研究》〔杨立宇（Vincent M.Yang）〕，融合中西诗学理论。艾朗诺及宇文所安亦关注比较诗学中的苏轼，《作为历史和文学研究资料的苏轼书简》从文学与历史角度研究尺牍作品，拓展了新的研究角度；《苏轼生活中的文字、形象与行为》则以时空及隐喻视角解读诗歌，以跨语境思维诠释文论概念，如“隐喻”承载着深刻情感，有打破时空的力量，而“苏轼诗文的隐喻将读者带入更阔大的人类或宇宙语境中，诗人的士不遇及所遭受的磨难便在这自嘲声中被消解”。
政治哲学研究也是域外苏轼研究的前沿议题， 方法理路及价值判断迥异于中国传统研究， 艾朗诺、包弼德（PeterBol） 等将苏轼置于唐宋思想转型中， 分析其在政治、道德、伦理上的影响， 展现了苏轼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形象。
唐凯琳曾梳理其时及之前的海外苏轼研究，完成《西方汉学界的苏轼研究》。无论是观照其个人经验的主观性，描摹其世态人生的多样性，抑或是反映其价值观的多元性，海外研究者的主旨倾向于建构生动鲜明的诗人苏轼。这种情感投射固然受到《苏东坡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源于苏轼独特的个性情怀，以及诗文所传达出的趣味性特征。
海外研究者以他者视阈，体察出宋型文化表征之一为“重趣”：宋人不认为世俗之趣逊于唐人功业之趣，诗学观念多跳出原始儒家诗教范畴—“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与子明兄》），此乐非“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式带有功用价值的获得。如若说南宋人重构了符合宋世审美的苏轼，那么海外汉学家也有借苏轼一窥簪花试酒古国风流的心理暗旨，他们为苏轼“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所吸引，在国士无双的形象外，有更多的赤子之趣呈现。
二十一世纪以来，海外苏轼研究趋于精深化，进入全新阶段。如果说文本精读或文化史研究高度依赖语文学与历史学，那么当下研究则需以中国古典美学为主体，发掘当代理论价值。因此精通语言及中西文论的华人研究群体出现，他们拥有广阔的人文视野，有捏合贯通中西思想的能力，弥补往昔研究中过分关注文本的缺陷。海外汉学发展难点之一是中西理论体系相异，华人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这种矛盾，他们熟悉异文化的语言与文学传统，非他山之石，亦可攻玉。
楊治宜《“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一书，从杜步斐类似自然物的现代雕塑引入，比拟对艺术与技巧生发反思的宋元：平淡不是艺术技巧的缺失，而是文学家的主动选择， 摒弃匠气，向天然回归，充溢自然之趣。如不知其内化过程的繁复，则不啻管中窥豹。苏轼诗歌中有自然流出的“空明”，“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赵翼：《瓯北诗话》）。诗论者认为东坡的艺术创造过程不设障碍，毫无保留。文学接受中，更倾向于突出苏轼的才华横溢，创作背后的殚精竭虑被隐去，其人其文成为一种自然而然。
自然美学的理想是非刻意而为，无范式可供参考，却引起受众审美的沉思。自然物抒写是体现苏轼自然美学的有机组成，杨治宜试图阐发自然物与自我意识的关联：花朵、奇石、山水之爱为历代文人所好，苏轼直言“智巧便佞”，反对人工弄巧；“观色观空色即空”，动人非因色相，而是物质存在的意义，是无言、永恒的真谛象征。这种理路似释家，“山河草木物物都是真心显现”（《正法眼藏》，卷一上），自然之美若禅。
躬耕是与自然相亲的实践，和陶诗便是文学投射，最能体现苏轼的自然美学。苏轼对陶潜的接受并非简单尚古，而是产生了历时性共鸣：垂老投荒的苏轼与早年挂靴的五柳先生相比，殊途同“归”—陶潜归隐田园缘于天性，苏轼暮年贬谪也未尝不是率真本性所致。苏轼欣赏陶诗平淡自然，晚年有意效仿，诗风有较大变化，虽元好问等认为“东坡和陶，气象只是东坡”（查慎行：《苏诗补注》），而“似澹实美”却是学陶之后的诗歌美学倾向。达到这种美学境界，需精诚练习方能随心所欲，在创作临界点忘却规则束缚，既非物我相隔，亦非物我两忘，最终可自由遨游于艺境。自然不意味着完美，却生发出亘古之趣，通过語言而不朽。
这种对苏轼的解读未拘泥于某一特定圈层，杨治宜以“自然”议题切入研究考察， 带入哲学、文学及美学话语语境。总体而言，苏诗的自然审美不执着于自然本身，在实践中不将审美过程预设为超越性体验，而将之当成真实世界的生活本身。美学风格看似平淡，却是一种“带着欺骗性的简单”（97 页），非雕琢而成的自然，是学养、认知内化而成的赤子之性，可反复体味。
自然之思作为文化元素一直贯穿着后世的苏轼接受，包括图像学展示。今人不知苏轼面貌，李公麟写真得黄庭坚称赞，只因神似，“极似东坡醉时意态”，现存清朱野云摹本是典型文人画，苏轼着冠长须，持藤杖坐于孤石之上。后世流传最广的并非此幅，而是描摹其岭海生活的笠屐图：苏轼戴笠穿屐，雨中施施然漫步，若岭南村叟。中外画师都曾以此情境构绘苏轼，面貌不同，而斜步风雨的潇洒自如类似，更有日本十五世纪无名僧所绘的笠屐图，苏轼侧身持杖前行， 不见面容，而姿态洒脱自然。儋州雨中的苏轼， 不是文坛领袖， 不是谪臣，而是放下一切束缚的自由与自然的象征，此趣通达天地。
新一代域外研究者将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中“自然”“平淡”等美学观念等而视之，彼此参照，激发了其中的潜能，从大文化史视角诠释传统，“从而得到一种更富生命力的新中有旧的传统”（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近年来，颇多成果以中文发表，或大量译为中文，反哺国内苏轼研究。文化实现走出去的当下，不仅需要来自海外的异质化视角，也需要有深谙文献及西语的本土学者，兼顾文本真实及视野开阔，真正实现跨文化研究交流。
我们希望世界了解什么样的苏轼？文献史料中，苏轼多面而复杂，既有乌台诗案后意欲自尽的绝望，也有岭海时期“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的超迈。可以确定的是，苏轼生前身后皆为人称赞，“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辩论唱酬，闲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王崇庆：《元城语录解》），一派赤子之趣。
宋宣和年间，宋廷更禁东坡文字，有士人哀叹“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外何人识古风”，苏轼被视为道统之所在，人们担忧其文字被禁，海外无从知晓中华文化的妙处。彼时宋人未南渡，预料不到苏轼作为党争失败者，将获得再评价，成为文化符号与象征，更无法知晓千年后海外诸人从苏轼身上汲取的灵感。法国汉学家帕特里克·卡雷（Pat r ick Car ré）曾以黄州贬谪为主题，写就小说《永垂不朽》。作为宋人的苏轼肉身有限，而融入世界文学史，成为“极具批判精神并富有渊博学识，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更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成安妮（Anne Cheng）〕的苏轼，自然通达，满怀生机勃然之趣，永恒而不朽。（《“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杨治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八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