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是作者于2022年9月17日参加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当代儒学》编辑部主办的“儒家思想之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当代儒学》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的发言；刊发于《当代儒学》第2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版，第9-12页。
转瞬之间，《当代儒学》辑刊已创刊十周年，共出版了20辑，可喜可贺！不仅如此，实际上，《当代儒学》辑刊已经在学术界、思想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此何以故？当然与《当代儒学》的办刊宗旨的自我定位密切相关。借此十周年纪念之机，我谈谈自己对“当代儒学”这个概念的理解。
从第一辑就开始发布的《征稿启事》，其实具有“发刊词”的意味，即宣布了“本刊宗旨”：
通过对当代儒学的研究与评介，推动儒学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因此，本刊的着眼之点，乃在于儒家的“活的思想”，意在推进当代儒学的思想原创、理论建构，推出当代儒学的重要学派、代表人物。
就此宗旨，我想讨论以下三点：
一、“当代儒学”不是指的前现代的儒学研究
辑刊在《征稿启事》中指出：
近些年来，儒学研究的刊物纷纷涌现。但是，这些刊物的内容，往往是对传统“儒学史”的某种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儒家儒学成为了“历史上的”东西，即“故纸堆里的”、“博物馆里的”东西，而与当代社会现实生活无关。
这就是说，当代人的儒学研究，并不一定就是“当代儒学”。
事实上，当今的许多儒学研究都与“当代”无关，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价值立场的所谓“学术研究”，即是对属于前现代的儒学史的所谓“客观”研究；另一类则是有价值立场的研究，然而其立场恰恰是一套前现代的价值观，乃至有人要为帝制时代的“三纲”招魂。[①]
这些当然绝非“当代儒学”。“当代儒学”强调“活的思想”，乃是对现实生活的趋向、人类社会的趋势的回应，是对儒家思想的实质“推进”，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津津乐道于前现代的所谓“学问”，更不是复古主义的、“原教旨”的所谓“回归”。
二、“当代儒学”甚至不是指的现代性的儒学
所谓“现代性的儒学”，最典型形态是20世纪兴起的“现代新儒学”[②]；它的时代本质，就是“现代性”（modernity），即是用儒学的话语来表达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诉求，如“民主与科学”。[③] 所以，我称之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④]。
当然，如果仅就中国而论，毫无疑问，“现代性诉求”仍然是时代的基本课题；[⑤] 但是，如果就整个人类世界而论，那么，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现代性反思”，则应当是“当代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这种反思的前提，是要辨明“后现代”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反思”、“启蒙反思”，本质上并不是现代性启蒙的对立面，而是现代性启蒙本身的一种深化，即对迄今为止的“现代化”结果的不满，认为它还没有真正兑现“启蒙承诺”即“人的解放”。[⑥]
于是就有两种不同内涵的“现代性”概念：一种是“反思现代性”所说的“现代性”，其实是在说迄今为止的“现代化”状况；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现代性”，即作为现代性启蒙的深化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反思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
我想，“当代儒学”的时代内涵，应当就是这种“反思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仍然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或者说是“现代性诉求的儒学化表达”。
三、“当代儒学”乃是指的当下性的儒学
应当指出：“现代性”这个概念毕竟还是存在者化的观念；这就是说，在当代哲学思想前沿中，它还不足以充当最为透彻的方法论概念。要获得真正透彻的方法论，必须进入“前存在者”的思想视域。
辑刊在《征稿启事》中指出：
本刊所称的“当代儒学”，是指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儒学复兴中所出现的新的儒家思想创造、新的儒学理论形态，这些思想理论的探索，旨在回应当今时代的呼唤、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
那么，这种“新的儒家思想创造”、“活的思想”何以可能？这属于当代哲学思想前沿的发问方式：存在者何以可能？
这需要理解“当下性”（immediateness）这个概念。这里的“当下”，并不是指的流俗时间概念中的、与“过去”和“未来”相对的“现在”，而是一个“前时间性”（pre-time / meta-time）的概念，意味着“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这也就是生活儒学所讲的“生活”。[⑦]
我想，“当代儒学”所说的“当代”，就是这个意义的“当下”。因此，我的理解是：《当代儒学》的“当代”并不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换言之，“当代”并不是一个与“古代”、“近代”和“现代”相对的概念，而是一个与“前现代”甚至某种“现代性”（详上）相对的概念。
这样的生活存在，其实就是全球化情境中的“共在”、“共同生活”。只有在这样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中，才有可能生成新的存在者、新的主体性，包括作为当今世界人类的“我们”——“自我”与“他者”，也包括《当代儒学》辑刊所关心的“新的儒家思想创造、新的儒学理论形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研究前现代的儒学，不能研究儒学史。但是，每当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之际，我们应当心知肚明：它们都是既有的存在者化的东西，是前现代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因此首先应当接受“当下”视域的“解构”与“还原”，然后才可能有新的“建构”[⑧]，也才能够真正适应于新的现代性的生活。
以上是我关于“何谓‘当代儒学’”这个问题的几点粗浅的想法，以就教于各位朋友。谢谢！
[①] 参见黄玉顺：《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与前景》，《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69–71页；《儒学的现状、教训与经验——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察与思考》，载作者文集《生活儒学与现代性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256页；《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第17–21页。
[②] 参见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发展与影响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参见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134–142页；《“国权”与“人权”之纽结——“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辨正》，台湾《鹅湖》2020年第2期，第3–13页。
[④] 参见黄玉顺：《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第14–19页；《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载《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7页。
[⑤] 参见黄玉顺：《儒家文明发展的时代问题》，《国际儒学》2021年第3期，第110?6?3112页。
[⑥] 参见黄玉顺：《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8–25页；《论“儒家启蒙主义”》，《战略与管理》2017年第1期，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250页。
[⑦] 参见黄玉顺：Contemporariness: a Common Field for Dialogue Among Chinese, 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当代性：中西马对话的共同场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9年第3期，第176–188页；《“时间”观念何以可能——从“无间性”到“有间性”》，《河北学刊》2014年第4期，第18–24页；《如何获得新生？——再论“前主体性”概念》，《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36–42页。
[⑧] 参见黄玉顺：《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周易〉与现象学的启示》，《周易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