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考生取一个

那时，大学招生是各自出题考试、各自录取的。我考了三所大学（北大、复旦、金陵）的历史系和一所大学（东吴）的化工系。

报历史系，是因为我从小就爱好读历史。复旦中学后来送给我一份初中各科成绩单的复印件，上面显示我初一时英文补考后才及格，其他科成绩大体上是中等，只有历史得了98分。

为什么也报化工系，因为正如那时一句流行话“毕业即失业”，怕读了历史系，毕业后找不到职业。而化工是当年民族工业中发展得比较快的，如橡胶、制药等厂，毕业后较易找到工作。

记得我在复旦考作文时，题目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在复旦中学，老师规定作文都要用文言文写。所以，我在中学毕业前没有写过白话文的文章。

监考老师是周谷城教授，那年49岁，穿着一套白西装，在考场里走来走去看大家作文。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见到他和夫人，周师母（李冰伯）还笑着说：“我们看你长大的。”

大学那时很难考。复旦史地系是16个考生取一个，共取15人；新闻系更难考，是40个考生取一个。录取是分别发榜的，登在报上，自己去看，分为录取和备取两种。录取的不去，就由备取的补上。

我先看到金陵大学的通告，历史系只录取7人、备取5人。其他学校还没有发榜，就先进了金大。章开沅同志也在金大历史系读书，比我高一年级。

到南京第一天，先到珠江路口凭吊，接着参加新生入学周，注了册，听了课。读了一个星期后，复旦发榜，也录取了。我家在上海，就从金陵大学退学，回上海进了复旦大学史地系。

北大历史系没有录取。如果考上了，就和宁可同志同年级，比戴逸同志低一年级。

斗争十分激烈

复旦大学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很特殊，分为两部分：大部分师生迁到内地，先在江西、贵州，再到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来改为国立，吴南轩、章益先后任校长；另一部分迁入日本当时还没有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后，仍称私立复旦大学，后来称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由留在上海的老校长李登辉主持，不由日本人管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与校长章益都是李登辉老校长的学生，讲了话，所以两部分宣布合并，完全承认上海部分学生的学历，没有区别。重庆部分在1946年秋迁回上海江湾原址，并从这年起在上海招生。

那时，学生有学号，上海部分的学号以S领头，重庆部分以Y领头，1946年统一招生入学的以A领头。我在1947年入学，学号以B领头。

当时，上海共有四所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交大的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最强；同济学生的进步力量最初也很强，但校方很反动；复旦是双方力量都强，斗争十分激烈，但进步力量不断上升。

我进入复旦后发现，复旦的学生运动正处在低潮中，政治空气相当沉闷。这年暑假，校方宣布免去张志让教授的法学院院长职务、周谷城教授的史地系主任职务，还解聘了洪深、顾仲彝、马宗融等一批进步教授。一些活跃的学生领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撤离。还有4名被捕的同学没有释放，被囚禁在曹园。

一进校门，左边的学生自治会门上贴着封条，不能再进行任何活动，让人看了就觉得伤心。所有教室下课后就上锁，防止学生在里面开会。

学校的训导处分两个组：课外活动组和生活管理组，都由特务控制。生活管理组的训导员不定期地到学生宿舍查房，有时还会躲在门外偷听室内的谈话。

复旦党组织相当高明

经过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风暴洗礼，又读了一些书，我开始强烈向往中国共产党。但人海茫茫，周围有谁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在哪里？我一无所知。

当时，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埋头读书。

因为我是学历史的，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只讲到义和团事件），感到耳目一新。后一种书出得晚一些，印的作者署名是“武波”，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新中国成立后我才弄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澜的“波”，“武波”就是“文澜”。连这样的学术著作都不便用真名出版，可见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控制有多严厉。

我以前常读的《周报》《民主》《文萃》等刊物都已相继被封，有进步色彩的《文汇报》《联合晚报》等也在这年5月被封。

那时，看得多的刊物是《时与文》（它的发行人程博洪是程潜的儿子）和《观察》，其中除时事评论外，还常有各地学生运动的详细报道，起着刺激人心的作用，但不久也被封了。

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华岗所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下两册，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革命史。这是别的同学借给我看的，让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除自己看书外，我还和贴邻宿舍的合作系一年级同学李正开、汪巽人组织读书会，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著、李正文译的《唯物辩证法》，每读完一章就集体讨论一次，还将个人的读书笔记交换着看，最后由李正开进行总结。

《唯物辩证法》译者李正文是老资格的秘密党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大夏大学教授，也是半公开的“大教联”负责人。上海解放后，他作为上海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成了接管复旦的军代表。

李正开是地下党员，1948年秋去解放区后改名戴云，后来担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此后在中央宣传部工作，57岁时就因病去世了。他给我的印象是社会经验丰富、谈吐老练、能拿主意，我很佩服他。

我能做的另一件事是在进步的同学中串门子，深交了一些好友。

一批是我在复旦中学时无话不谈的同学邱慎初、何志禹，他们当时都在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读书。我常到邱慎初宿舍去聊天，土木工程系高年级同学也常来聊天，其中有地下党员朱乘中。

另一批是当年新入校的一年级同学，因为处境相似，又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共同组织了一个相互联络感情的团体，叫“新生社”。这个团体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来去随便，也没有指定什么负责人，只是常常举行一些集体活动，临时一叫大家就来了，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五六十人。

新生社的活动，一开始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是组织了两次到广肇山庄远足，还多次在一起唱新民歌、跳集体舞等。但参加的都是十分活跃的年轻人，政治态度也接近，彼此感情十分融洽，能够相互影响。一年多后，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党组织，其他的至少一直是积极分子。

回头想想，复旦党组织的工作部署相当高明。当时，一年级同学刚入校，彼此还不熟悉。蒋介石在这年7月发布所谓“戡乱总动员令”。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还是要沉着隐蔽，耐心发现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并教育他们。条件成熟时，一旦有事便能一呼百应，斗争从分散到集中，掀起新的高潮。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来源：《解放日报》2021年8月17日 12版：思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