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很快过去，新学期开始了。对我来说，变化最明显的是愤怒化为深思。

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这一时期，开始读到一些中国共产党文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此前，虽然也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但基本上是理论著作，多少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当然需要，但显然不够。

那时，复旦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主持的新闻馆，许多进步同学在那里。因为对我有了信任，大家就拿给我看党在香港出版的《群众》周刊。那当然是经过伪装的，有的封面刊名叫《茶亭杂话》。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重要文件，通常是油印流传的。许多同学的宿舍是过去日军占领时盖得很矮的两层小房子，那时叫淞庄。拿到这些材料时，因为要细看，通常会藏在宿舍两层间厕所的抽水箱顶上，看完了就继续传走。

放在这个地方有好处：楼上住了6人，楼下住了4人，材料万一被训导员发现，谁都可以推说不知道是哪个人放的，也很难有证据可查。

当时读到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

一篇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这篇文章，在今天有的人看来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极大的震动。

以前，对国民党和旧社会看到的还是一件又一件不顾国家民族命运、专制黑暗的具体行为，对共产党的基本印象是正义的、正在创造一种新社会、令人感觉充满希望的党。听了一些进步学者激昂慷慨的讲话，看了一些令人激动和醒悟的文章，大体上知道的还是一件一件事，仍处在“认识的感性阶段”。

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关于中国的社会、各种社会力量、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并且触摸到了根本。

另一篇是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12月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

这篇报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军事原则等，都作了系统而明确的阐述。这些都极重要。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形势的分析。

那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刊大体已被封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几乎无人读、无人信。我们每天勉强看的只有《大公报》。给人们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正在不断向解放区围攻，解放军的处境似乎还很困难，使人多少有些担心。

但这个报告一开始就响亮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尽管我们对局势发展的具体情况了解还不多，但报告最后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12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主要是做群众工作

在组织结构上，复旦地下党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在各系成立秘密的“核心小组”。

拿史地系来说，共7个人：四年级的张靖琳，三年级的吕明伦、傅道慧，二年级的陶承先、关郁南，一年级的卓家玮和我。其中，张靖琳、吕明伦、卓家玮3人已是地下党员，包括我在内的另外4人到这年冬天也先后入党。

“核心小组”的工作，大体上有以下几项：一、传达上级指示（不能说是党的指示，只能说是“上海学联”的指示）；二、分析系内情况，特别是各种类型群众的思想情况；三、布置下一步工作和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

这种“核心小组”实际上是扩大的党小组，比原来靠很少几个党员分别做工作要有力得多。

现在不少人一讲地下党，很容易想成只是做秘密的情报工作。其实，做情报工作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党员做的主要是群众工作，首先是做各种类型群众的思想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各种群众性活动。当然，到上海解放前夕，对本地区的重要情况进行调查，为接管做准备，也是需要很多人去做的。

对参加“核心小组”的非党员积极分子来说，这也是从个人自发行动到有严密组织的工作，是很实际的训练。

把这两条综合起来看：思想提高和组织训练确实为自己从党外积极分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了准备。

这年4月，学校中的政治气氛和力量对比同我们入学时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进步学生在“迎接红五月”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活动。

比如，组织同学到杭州集体春游，并到于子三墓前致祭；为争取增加公费生名额，部分同学绝食、在校内游行，并到校长办公室外静坐请愿，最后以部分贫困同学改为师范生、享受免费待遇结束；因国民党当局派人到国权路茶馆搜查正在那里聚谈的新闻系同学杨贵昌（新中国成立后在山东大学教哲学），而宣布罢课一天；到交大参加上海学生举办的“五四”晚会，等等。

可以说，国民党势力在复旦已难以控制局面。有时，只能在校门里侧贴出一些反对进步学生运动的大字报。

记得有一次，他们还刷出“警告复旦的土共们”的大标语。所谓“土共”，特指复旦地下党。那时，国民党的报纸上常把分散在地方上的中共游击队称为“土共”，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复旦的地下党在哪里。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来源：《解放日报》2021年8月3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