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市场理论、特别是商业资本理论的贡献。商业资本理论最初见于《资本论》第3卷第四篇。1950年代至1970年代，宇野弘藏在马克思主义商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阶段论”，对于推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代至2000年代，山口重克主导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商业资本理论研究，对《资本论》第3卷第四、五篇的商业资本理论进行了重组，开创了日本资本主义市场理论研究的先河。在此基础上，文章考察了21世纪以来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理论与阶段论之间关系的重建，展现了年轻一代学者对资本主义历史轨迹的重新认识和最新理解。

关 键 词：政治经济学  商业资本  日本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阶段论  市场理论

 

 

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资本论》第1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吸引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但《资本论》第3卷的大部分内容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第3卷第三篇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一明显的例外，许多学者都对该规律的可证性进行过讨论。

 

然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资本论》第3卷中的其他部分也产生了兴趣。事实上，第四篇和第五篇引起了不亚于第三篇的关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业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一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热门讨论话题。而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则只有《金融资本》(1910年)的作者鲁道夫·希法亭讨论过。之后，西方文献很少关注从第四篇中发展起来的商业资本理论。要想完整地介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业资本理论不可或缺，而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何以及为何要研究这一经济理论，有助于推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

 

今天，商业资本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研究。一批学者正在考察金融市场的动态，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动态。其中，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聚焦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指出资本更愿意投资金融资产，而不是利润率不断下降的物质生产。这种论点很有价值，因为大多数非正统的讨论只关注金融动态，而往往忽视金融业务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提供了一种用来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图景的方法，不过它并没有解释金融市场是如何建立的。诚然，与物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相比，1980年代以来的金融收入激增，但我们首先需要在理论上证明金融市场的存在。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市场，以了解它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投资领域的。因此，对银行资本的研究不可或缺。与此同时，商业资本也正在日本的金融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传统上认为，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的代理，即代理产业资本所生产的物质产品的贸易。然而，最近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却认为，商业资本是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组织者，不仅经营物质产品，也经营金融资产。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商业资本理论研究的贡献有助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信贷扩张和泡沫等金融动态。

 

日本的商业资本研究史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宇野弘藏引领了这一时期。许多学者追随他的观点，最终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宇野学派”或“宇野主义”的学术团体。本文第一部分将讨论宇野如何努力发展马克思的商业资本理论。第二时期的关键人物是宇野的学生山口重克，他也是宇野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山口的第一部著作《竞争与商业资本》(1983年)在该研究领域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并成为1980年代到2000年代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他在东京大学培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推动了商业资本这一主题在宇野学派中的普及。本文第二部分将讨论山口的理论。第三时期始于2000年代。商业资本理论现在仍然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受欢迎的研究领域，然而问题是如何发展和创新山口的理论，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本文第三部分将描述现有的成果及其影响。

 

一、商业资本和“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

 

宇野学派推动了马克思商业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有必要考察其阐述资本主义基本理论的总体框架。宇野学派的资本主义基本理论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分析资本主义历史转型的权威理论。它是对马克思的三卷本《资本论》的批判性发展，包括流通、生产和分配三个组成部分。宇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980年)已经成为日本大学的代表性教科书。

 

宇野所考察的流通、生产和分配并不一一对应于《资本论》各卷。为了形成一个更具有逻辑说服力的理论模型，它们最初被重新编排。第一部分涉及商品、货币和资本等市场概念；第二部分涉及劳动、再生产、剥削和积累等主题；第三部分则涉及价格体系、金融市场和商业周期等市场机制。这种编排大体上被认为仍然有效，因而在宇野学派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几乎都包括这三个部分。

 

宇野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最独特的内容是第一部分的流通论，它研究的是市场本身，并从对商品和货币的理论分析中逻辑地发展了资本概念，宣称资本是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这种研究路径不同于马克思的路径，马克思基本否定了独立于生产的资本运动(即M—C—M′)，并认为劳动力的买卖是解决资本总公式中存在的矛盾的要素。

 

此处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详细讨论这一点，但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种细微的理论重组所产生的结果。在宇野看来，无论是第一部分的流通论，还是第二部分的生产论，都不能被单独视为完整的学说。流通论在不考虑生产过程的情况下考察市场，而生产论只研究社会再生产本身。这两个领域必须以某种方式整合起来。因此，在第三部分分配论中，宇野研究了源于市场的资本如何被纳入社会生产，并发展成为包括商业资本在内的若干具体形式。分配论提供了一个基于社会再生产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的新领域。

 

宇野的商业资本理论最重要的原创性在于对商人资本(merchant capital)与商业资本(commercial capital)进行了明确区分。首先，宇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介绍公式M—C—M′时将商人资本作为流通论的一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公式M—C—M′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在商人资本中看到，甚至在商品经济发生演变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出现了，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商人对价值增值(increased value)的追求以“贱买贵卖”为基础。这种做法是商人从事资本主义活动的特点……商人资本通过将自身楔入一个共同体与另一个共同体之间，为那些廉价出售者与昂贵购买者牵线搭桥，从而获得利润。换句话说，在一个经济共同体内部，商人资本缺乏追求不断增值的真正基础。①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部分只关注从整个经济中抽象出来的市场本身，所以公式M—C—M′在生产领域缺乏价值化的基础。这一特征与商人资本有关，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可以观察到。

 

事实上，商人资本在宇野对资本主义历史转型的分析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宇野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划分被称为“阶段论”，它出现在他的另一部教科书里，其英文版《资本主义下的经济政策类型》(The Types of Economic Policies under Capitalism)于2016年出版。宇野把资本主义历史分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或18世纪到19世纪初，是重商主义阶段。当时，大规模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尚未完全建立，商人占据主要地位。宇野总结了这个阶段的特点：

 

从一开始，(商品经济对共同体的渗透)这一历史进程就以国际商品贸易的展开为前提，并得到了它的帮助，在这种影响下，当时孤立的地方共同体被拉入了国民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事实证明，这一过程的经济催化剂是商人资本，因为它在政治上得到了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绝对君主制的协助。②

 

在宇野的阶段论中，这一时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形成期”：商人资本缺乏生产基础，表现出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不完整性。

 

然而，在雇佣劳动渗透至全国、工业化像19世纪中期的英国那样发展起来之后，商人资本失去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地位，产业资本时代开始了。尽管如此，世界贸易并未萎缩，反而在产业资本的影响下得到重组并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是宇野阶段论中的资本主义第二阶段，被称为自由主义阶段。宇野将他的资本主义基本理论建立在第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并进一步强调了世界贸易在两个阶段的差异。因此，与商人资本不同，商业资本更多地被当作一个理论概念，可以与产业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宇野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这种区别以及借贷资本所扮演的角色做了如下解释：

 

借贷资本和商人资本的公式就是我们所说的M—C—M′，只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会出现借贷资本。然而，我们不能说这两种资本的价值增殖(value augmentation)植根于劳动和生产过程，即这些社会的实质性经济基础。……可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它们确实代表了价值的自我增殖运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构成了产业资本的前身和重要成分，而产业资本是实际占有生产过程和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形式。然而，产业资本的霸权为借贷资本和商人资本的公式提供了价值增殖的合理基础。产业资本也必须流通，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一些非生产性的流通成本，通过运用这两个公式，流通成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将得到节省。③

 

商人资本的公式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部分流通论中提出的，但流通论并未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对于宇野来说，商人资本在理论上先于产业资本的概念，因此被视为“产业资本的前身和重要成分”。同时，这个公式在第三部分分配论中获得了“价值增殖的合理基础”，并在商业资本的概念下表现出来，商业资本的基础是由产业资本主导的社会再生产。因此，商业资本是在区别于商人资本的条件下被界定的，并且是在产业资本运动的理论背景下被界定的。商业资本专注于销售过程，因此产业资本可以将自己的流通过程外包出去。山口更强调这一功能，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这一点。宇野在区分商人资本与商业资本这两个概念时认为，使用商业资本的理论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商人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活动”。④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商业资本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它被当作研究资本拜物教的一个理论步骤。宇野坚决不同意《资本论》第3卷第五篇中的“生息资本”(interest-bearing capital)概念，他试图以其独创的方式对这一概念作出新的解释。生息资本被他重新定义为“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capital as an automatically interest-bearing force)，被认为是从商业资本的概念符合逻辑地发展而来的。在宇野看来，首先是商业利润(而非一般利润)被划分为利息和企业利润，因为商业利润对资本家而言是利润的一般概念，正如“让渡利润”(profit upon alienation)这一旧概念自商人资本的鼎盛时期以来一直就“用于概括所有形式的资本，也就是说，利润只是销售价格与单位成本之差”⑤。宇野在下面的段落里阐明了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商业利润来自流通成本的节省，而流通成本虽然是必要的，但却阻碍了作为产业利润唯一来源的剩余价值的形成。正是这种迂回性导致了源于资本流通形式本身的一种不寻常的误解。由于“薄利快销”的策略加速了资本周转，往往会提高商业利润，这种利润自然归因于商业资本家本身的明智活动。……商业资本家成为卓越的资本家，他们的投机活动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一个现实。……因此，“现金”的利息必须自动地从商业利润或纯粹的资本主义商品买卖活动的回报中扣除，以确定所谓的企业利润。然而，在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利润概念的背后，还有一种更加自欺欺人的说法，即“资本自动产生利息”，有了这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拜物教也就真正圆满了。⑥

 

宇野认为，“将商业利润划分为利息和企业利润，强化了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的概念”。因此，“资本的精神”弥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明各种各样的资本“一刻也不能闲置”。⑦按照宇野的表述，商业资本在发展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方面起到了催化作用。

 

为了维持这一论点及其结构，宇野需要把商业资本理论置于信用制度理论之后，这与《资本论》第3卷相反。这个顺序问题成为后来的宇野学派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尽管如此，至少对于宇野来说，我们可以推测，当我们想到他的阶段论时，商业资本一定是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概念的直接来源。他将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概念与他的阶段论联系了起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首先出现的商人资本(M—C—M′)，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积累的主导形式，然后是中期阶段的产业资本(M—C…P…C′—M′)，最后是衰退阶段的金融资本(M…M′)。……金融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我在理论上所说的“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的具体历史表征，到目前为止，它是资本的最复杂(或合成)形式，本身已经以自动生息资产的形式成为一种商品(它似乎离生产过程最远)，正如土地一旦被商品化，就可以被视为一种自动承担租金的资产一样。⑧

 

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强化了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拜物教”的概念，而金融资本则被认为是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的“具体历史表征”。按照宇野的说法，这种概念上的区别意味着金融资本在理论上不能从产业资本的活动中推导出来；只有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才可以在理论上得到发展。“这里的问题是，被我们视为构成了一般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商业资本，其本身是否有能力在逻辑上发展为金融资本?”宇野的答案是否定的，“甚至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的理论概念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⑨

 

因此，当金融资本作为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的表现形式出现时，它被视为资本主义衰落的证据，而这个证据只能通过历史分析来提供。宇野认为：“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中，资本的投资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利息。”⑩如果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实现了金融资本的形式，而资本的投资只是为了获得利息，而不是利润，那就标志着资本主义正在失去活力。在这里，宇野将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领域与阶段论的领域区分开来。要对阶段论进行历史分析，我们就必须阐明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在19世纪末作为金融资本出现的方式和原因。

 

总结前面的观点，我们会发现，在宇野的著作中，商业资本概念与资本主义史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而牢固的关系。商业资本理论是在产业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中构建的，应该被作为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人角色的标准，也被认为有助于捕捉重商主义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商人资本的运动。实际上，商业资本在理论上仍在发展，但它仍保留了足够的特性，可以用来研究与资本主义“未发展”期或“形成”期相对应的重商主义阶段。然而，由于帝国主义阶段是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要作为分析的有效标准，就必须发展为完全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事实上，代替了商业资本的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在研究帝国主义方面起着核心作用。

 

商业资本与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之间的理论关系，标志着宇野的阶段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型。因此，商业资本理论成为宇野派经济学研究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并非巧合。

 

二、作为产业资本代理者的商业资本

 

山口是开启日本商业资本研究第二时期的标志性人物。宇野认为商业资本可以发展成为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而山口则认为商业资本构成了产业资本的一个补充系统。这种差异与他们对商业资本理论地位的不同看法相一致。在第一时期，商业资本理论被作为利息理论的一部分；而在第二时期，它被纳入市场体系理论，这也解决了关于金融系统的问题。

 

本部分将首先讨论商业资本研究第二时期的研究路径，主要是山口对竞争和市场体系概念与“资本一般”(Capital in General)路径及资本拜物教概念的比较；之后将介绍山口的商业资本理论的特点。

 

(一)研究资本主义竞争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系统路径

 

山口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概括如下：

 

第一部分 资本

 

1.资本一般

 

2.竞争

 

3.信用

 

4.股份资本

 

第二部分 土地财产

 

第三部分 雇佣劳动

 

第四部分 国家

 

第五部分 对外贸易

 

第六部分 世界市场(与危机)

 

山口认为，马克思在1850年代末排除竞争因素时采用了这个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因为该计划明确区分了两个主题——“资本一般”与“竞争”。事实上，这种区分也可以在《资本论》第3卷中见到，马克思在第3卷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的最后部分指出：

 

在叙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基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我们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外，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11)

 

这种“资本一般”的研究路径在山口的时代对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颇有影响。按照山口的观点，《资本论》第3卷在这种理解之下似乎成了一种静态的均衡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竞争力体现在揭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拜物教特征上。山口认为，宇野关于“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的概念也与这种主流的解释基本一致。

 

相反，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资本主义竞争，《资本论》第3卷的范围就必须扩大，不仅包括“竞争”，而且包括“信用”“股份资本”“土地财产”“世界市场(与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开篇坚持认为，竞争问题必须一同加以考虑：

 

在第一册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在第二册中，特别是在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介来考察的第三篇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册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册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其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册中将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12)

 

山口在阐述《资本论》第3卷中的论点时强调了资本主义竞争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我们必须关注均衡的过程，而不是均衡的静态结果，市场体系及其组织应该在通往均衡的道路上作为不均衡的要素出现。

 

对于山口来说，宇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这方面仍有不足。换句话说，宇野的分配论被认为有时不符合资本主义竞争的一般逻辑。在山口看来，典型的例子是宇野的商业资本理论没有充分注意到各个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为了克服宇野的不足，山口以牺牲拜物教理论为代价来推进市场体系理论。他区分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并放弃了拜物教理论，以便提炼出市场体系理论——该理论是围绕个体产业资本家的竞争构建起来的。

 

宇野把信用理论与产业资本积累的动态机制联系起来，并清楚地描述了它的功能。宇野还基于相同的视角研究了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并将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一起定位为实现系统性利润均衡的重要实体。山口对宇野的这些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宇野的利息论同时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特征的逐渐完善过程，正如我们在“商业资本和‘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一节中所见到的那样。在这种语境下，商业资本是关键因素。宇野在其商业资本理论中将研究兴趣从商业资本的功能转向利润，而这成为他创造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概念的基础。山口指责这种关注点转移的不一致性，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宇野未能完成以商业资本为中心的市场体系研究，并缺乏针对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

 

总之，山口将“资本一般”的研究路径——该路径把资本主义竞争关系排除在理论之外——视为发展资本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一旦将竞争概念纳入其方法论，就不得不放弃对拜物教理论的研究。在山口看来，由于拜物教理论在方法论上是基于“资本一般”的研究路径，因而会阻碍他全面发展竞争理论，所以他才着重于完善以商业资本为基础的市场体系理论。

 

(二)方法、结构和前提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商业资本研究第二时期的方法、结构和前提。

 

1.差异与发展的方法

 

为了发展市场体系理论，山口从只有产业资本家的假设情况出发，这种聚焦有点类似于《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中提出的抽象化情况，即我们只有商品，但没有货币这种东西。然而，山口的方法肯定不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十六章中提出的方法：马克思既研究了商业资本，也研究了产业资本；山口则提出要研究商业资本如何区别于产业资本并从中发展而来，这种方法可称之为“差异与发展法”(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method)。

 

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在现实的经济中似乎各自独立，我们无法从简单的表面观察中充分了解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山口认为，“差异与发展法”描述了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中发展而来的发展逻辑，并在理论上再现了一种关系，即产业资本通过其追求利润的活动必然区别于商业资本。此外，“差异与发展法”为分析资本主义史提供了一个标准，在资本主义阶段，商人资本受制于产业资本，并把自己变成了商业资本，也就是变成了生产资本(productive capital)的代理者。

 

2.市场体系的结构

 

一般认为，《资本论》第3卷的结构顺序是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信用。而宇野将信用这一主题置于商业资本之前。他认为，虽然信用制度与商业资本对于通过节省流通成本来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但商业资本更先进，而且必须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上发展。“银行资本直接有助于扩大社会的剩余价值生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对资金的利用减少了流通资本的负担，同时增加了生产资本的规模”，“相反，商业资本间接地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在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换中，通过专门从事和加快产业资本运动中销售商品的危险过程C′—M′而取代了产业资本”。(13)

 

山口恢复了被宇野颠倒的信用与商业资本这两个主题的结构顺序，原因在于信用关系涉及未来的预测，显示出更复杂的流通模式。山口认为，商业资本必须先于信用制度，因为它更容易为个体资本家所利用。

 

此外，商业资本与信用制度在利润率的均衡机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商业资本避免与利润率低的产业资本进行交易。与此同时，信用制度确实适用于相对停滞的产业和繁荣的产业。商业资本的功能不足以实现利润均衡，必须由信用制度的功能来补充。山口坚持认为，这也意味着从理论上讲商业资本必须出现在信用制度之前。

 

3.流通过程的不确定性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差异与发展法”适用的前提条件，即流通过程的不确定性。由于产业资本面临着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商业资本必须出现。

 

“不确定性”这个关键词意味着商品在销售期间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波动，人们无法知道自己的商品何时会被购买。这种不可预测性对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是一种阻碍。如果商品卖得不好，销售期就会比预期长，产业资本就有可能耗尽现金，或者换句话说，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将受到阻碍。这个问题让采购生产资料变得十分困难，从而使生产者面临设备闲置的风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产业资本需要流通资本作为储备。流通资本可以说是对流通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缓冲，可以防止固定资本的闲置。

 

然而，流通资本的数量也是不确定的，由产业资本家自己决定。流通资本数量有时太大，有时又太小。另外，产业资本家将其流通成本用于广告和销售推广，这些活动的效果无法预测。正是由于流通过程的这种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出现了复杂的市场体系。

 

(三)第二时期的观点总结

 

山口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流通过程的不确定性不断造成流通资本的意外过剩或短缺，进而损害了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产业资本家需要有代表他们管理销售过程的代理人。如果有人——比如X——承诺在产品生产出来后立即购买，那么在销售过程中就不会存在不确定性，这样一来，生产者就能够节省至少一部分流通资本。

 

许多产业资本家会争先恐后地把他们的销售过程转让给X。这种竞争会降低X购买产品的价格，使他能够赚取利润。其结果是，产业资本的部分利润将分配给X。这种可能性是商业资本发展的基础。商业资本取代产业资本，承担了销售商品的任务，从而承担了部分流通成本。因此，产业资本可以通过将销售过程外包给商业资本来提高利润率。

 

然而，商业资本并不总是对产业资本的需求作出反应。由于商业资本没有固定的生产设备，因而可以迅速改变在其商店出售的商品。如果利润率不够，商业资本会立即停止销售该商品，销售过程将重返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并非解决流通过程中不确定性的灵丹妙药，信用制度必须出现并克服商业资本的局限。

 

三、作为市场组织者的商业资本

 

山口将商业资本理论作为市场体系理论而不是利息理论的主要内容。本部分将考察商业资本研究的第三时期，可称其为“市场组织理论”时期。我们将在考察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近期各种讨论的基础上阐明“市场体系”与“市场组织”之间的区别。

 

(一)商业资本分类

 

首先来看田中秀明的观点。田中指出，销售期应被预设为最长流通期。产业资本家通过预测销售量的波动来单独设定最长期限，以尽量减少对生产过程的负面影响。因为大多数商品都是在这个预设的最长期限内购买的，所以产业资本通常要有剩余的商品资本和闲置的货币资本。

 

为了节省这些剩余的流通资本，必须缩短预设的最长期限。然而，如果不控制短期销售量，最长期限也就无法缩短。田中认为，需要商业资本来实现这个目标，以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他承认，商业资本也可以与产业资本进行临时交易。在这种短期的贸易关系中，产业资本无法期望销售过程能够稳定地外包，也不会允许产业资本调节流通期。

 

然而，在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中，产业资本将不会面临贸易额的大幅变化或合同的突然取消。由于会给商业资本的活动带来一些不利因素，这种关系不能成为市场体系的一般特征。田中将商业资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商业资本专注于临时贸易，享受灵活选择商品和贸易伙伴的好处，并利用市场波动进行投机；另一类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建立起牢固的纽带，同时作为组织者协调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山口谋求确定商业资本的单一理论逻辑，田中则开始讨论商业资本形式的多种可能性。

 

(二)扩大商业资本

 

第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清水まち志(Masashi Shimizu)。清水认为，尽管商业资本使销售过程回归产业资本并不例外，但应事先通知产业资本，或逐步减少贸易量。此外，如果形势变得不利，商业资本可以改变外包合同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些灵活的措施，取消外包合同对每一方来说都会有较大的风险。因此，清水认为商业资本有必要与产业资本建立一种具有一定可预测性的关系。如此一来，市场将会形成一个双重结构：核心是商业资本，它承担着具有一定可预测性的销售过程；外围则有另一种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有着单一或临时的关系。因此，市场是由商业资本的活动组织起来的。

 

在清水看来，商业资本在这种可预测的外包和回包形式的基础上扩大了业务范围。清水断言：商业资本不仅经营由产业资本制造的产品(它有时会作为产业组织者来协调多个生产过程，有时又会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招聘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个证券公司，通过买卖金融资产来支持创办企业的项目；它甚至可以等同于银行资本，通过不断地与同一贸易伙伴买卖产品来进行资金交易。

 

简而言之，近期的研究者专注于商业资本如何创造资本主义市场的多层结构，包括产品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商业资本不再只是产业资本的代理，它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因此，在第三时期，商业资本发挥着更为广泛的作用。

 

(三)市场体系与市场组织

 

第三时期的研究者重组了商业资本概念，进而将市场体系理论重构为市场组织理论。山口的商业资本概念可以概括为：一个依赖产业资本的、既专门又松散的角色。

 

第一，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的专职销售商。这与《资本论》的论述基本一致。在《资本论》中，商业资本的其他功能被抽象掉了。马克思指出：“我们已经说明，运输业以及处于可以分配形式中的商品的保管与分发，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看作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因此，我们必须把上述这些职能抽象掉”；商业资本撇开了“一切异质的职能，如保管、发送、运输、分类、分装等”；“这里和本书其他各处所说的，只是普通商业，而不是投机。投机以及一切与商业资本的分割有关的问题，都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14)

 

第二，商业资本的活动又是松散的，因为其目的并非与其他个体资本缔结任何组织。如前所述，马克思并不打算考察一切与商业资本的分割有关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并没有研究可能由商业资本建立起来的组织。在此，山口的态度与马克思相似，因为山口断言商业资本的组织“似乎被放进一个黑盒子里”。

 

第三，商业资本依赖于产业资本。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程中从属于产业资本”(15)。山口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商业资本有助于产业资本的资本积累，从而助推了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然而，在最近的讨论中，商业资本可以被描述为独立于产业资本的跨领域组织者。它是一个组织者，而不是一个松散的个体，它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可预测性的稳定关系。同时，它独立于产业资本，因为它可以使产业资本回包流通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市场组织。正如清水所认为的那样，这种可能性会促使商业资本在不承担太多风险的情况下寻求取消外包合同的方法。

 

这两种新功能让商业资本发挥了更多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代表产业资本进行买卖。在第三个研究时期，商业资本在理论上具有了储存、运输、零售和投机等更加丰富的功能。它被视为是一个跨领域的参与者，将自己挤入其他领域，从而让资本的逻辑渗透到整个领域。

 

商业资本理论的这一转向与从市场体系理论到市场组织理论的转向相呼应。山口将市场体系视为产业资本逐利活动的补充系统，如表1所示，它形成了一个分层结构，从底层的产品或商品市场一直到顶层的资本市场。下层比较简单，产业资本更容易进入，但其功能有限，这种有限性将被上层所克服。市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严格有序的结构。此外，这三类参与者都被认为是产业资本的另一个自我，可以说，它们专门参与产业资本的外包过程。

 

 

 

在山口之后，年轻一代的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上述结构。清水关注的是三层市场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发展。这种关系被认为是平行的，并且相互影响。对于清水来说，资本主义市场是一个相互关联更为紧密的网络，具有多维结构。田中也不认为市场体系的建立可以是单轨的，他强调发生在信用制度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双边效应。在田中看来，商业资本应该利用商业信用来克服其缺陷，同时商业资本也应该增强自身的商业信用。

 

这些最新的观点关注的是重新思考三类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如果商业资本想要一个更可预测的合同，产业资本为什么不想要呢?不仅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也有能力建立这种关系。这里必须有另一类参与者，即产业资本，来充当市场的组织者。

 

此外，银行理论现在也存在问题。关于银行组织的争论由来已久，关键的一点是如何在理论上导向中央银行。因此，它是以纵向的再贴现(rediscount)关系为中心的。然而，最近的研究者们讨论的是代理协定、票据交换所等横向关系，这是银行理论不可缺少的话题。因此，市场体系理论正在被重组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市场组织理论。

 

(四)对阶段论的再思考

 

最后，我们来考察在新的市场组织理论基础上对阶段论的重组。正如我们在“商业资本和‘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一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宇野的商业资本理论为其阶段论提供了一个原型。在商业资本理论中，他对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三个阶段进行了概念界定。同时，在“作为产业资本代理者的商业资本”一节中，山口对宇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彻底修正。但是，山口并未明确表明要用阶段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而只是建议对多样化的资本主义进行类型化分类。然而，我们观察到一种以商业资本研究的第三时期为基础的新阶段论，它基于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市场组织的配置。

 

如前所述，(1)有必要在理论上阐明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之间的组织关系，这种必要性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上的；(2)市场组织理论应包括产业资本的功能，商业资本、银行资本、证券资本和产业资本这四种类型的资本应被等而视之；(3)在前两个结论的基础上，组织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市场组织结构是封闭的，在这种结构中，四种类型的资本中有两种签订了排他性合同(图1)。第二种类型的市场组织结构是开放的，四种类型的资本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参与到证券交易所或平台业务等市场组织中(图2)。

 

 

 

图1 封闭的市场组织结构

 

 

 

图2 开放的市场组织结构

 

这些类型的市场组织可以用来重新思考阶段论。封闭的市场组织结构作为市场结构的雏形出现在19世纪，在这种结构中，实力相对弱小的个体资本家相互竞争。随着19世纪末固定资本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在美国和德国，垄断资本逐渐形成。在1970年代之前，这种结构一直主导着资本主义市场。这种理论发展可以说是由外部因素促成的。随着作为外部因素的固定资本的增加，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变成了资本的联合关系，即所谓的垄断。商业资本也改变了地位。在19世纪，它保留了对产业资本的相对独立性。然而到了19世纪末，商业资本被因固定资本不断增加而变成垄断资本的产业资本所征服，从而变成了由产业资本引起的利润扩张的补充并处于从属地位。

 

1970年代，封闭的市场组织结构不得不开始发生转变，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正面临着石油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滞胀等多重危机。开放的市场组织结构因此在市场上获得了权力。这种转变在金融部门最为明显，在汇率浮动之后，金融部门在全球范围内放松了管制。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化，随后发生了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历史性转变在理论上可以被设想为不断扩大的开放结构与封闭结构的对立：个体资本家前往股票交易所、商品交易所，与数量不确定的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而不是与他们一个一个地谈判。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最新崛起的业务平台也可以被视为开放的市场组织结构。

 

我们并不是坚持认为封闭的市场组织结构已经衰退。然而，封闭结构本身正处于持续的转变之中。在新的信息技术和放松管制的刺激下，美国和日本的大型批发商正在重组整个流通和生产过程，并将两者整合到他们的控制之下。这种重组显示出一种与产业—商业之间原有的从属关系(这种关系主要由产业公司主导)相反的趋势。因此，封闭结构中的权力关系现在也在发生变化。

 

关于市场组织的两种结构的理论是分析20世纪末资本主义历史转型的基础。尽管还难以对全球主义中的资本形态进行概念界定，但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显然是以开放的市场组织结构的兴起为特征的。如果不对市场理论进行重组，这种转型将被忽视或低估：它可能被误解为正在发展中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延续。同时，山口的类型学放弃了对20世纪资本主义轨迹进行追踪的任何尝试。近期对市场组织的研究将有助于把基础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重新联系起来，从而对其发展进行更有意义和更准确的分析。

 

四、结语

 

宇野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商业资本理论的先驱，这归功于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理解，也就是他的阶段论。山口则做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并专注于资本与市场体系之间的竞争。在山口之后，最近的研究者则讨论了各种资本为应对市场中的不确定性而建立的组织关系。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商业资本并非价值和再生产的附属议题；相反，它被发展成为基础理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这种趋向显然为日本所独有，其背景还有待讨论。这里仅提出两种可能的因素。一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争论或许有助于商业资本的研究。由于争论聚焦于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了日本商业结构(如一般贸易公司)的特点。二是“商业资本和‘具有自动生息能力的资本’”一节中提到的宇野学派的流通论促进了对独立于生产的市场本身的研究，这可能引起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商业活动的重视。总之，生产领域与市场领域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更详细的阐述。

 

【译者简介】蒋林，张可人，四川外国语大学。

 

注释：

 

①Kozo Uno,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Brighton:Harvester,1980,p.14.

 

②Kozo Uno,The Types of Economic Policies under Capitalism,Leiden:Brill,2016,p.36.

 

③Kozo Uno,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109.

 

④Ibid.

 

⑤Ibid.,p.115.

 

⑥Ibid.

 

⑦Ibid.,p.115,p.116.

 

⑧Kozo Uno,The Types of Economic Policies under Capitalism,p.174.

 

⑨Ibid.

 

⑩Kozo Uno,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125.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1页。

 

(12)同上书，第29—30页。

 

(13)Kozo Uno,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113.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98、314、342页。

 

(15)同上书，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