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下的知识界，我认为，与我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值得关注》（2月26日《新京报》）里专门讨论的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问题紧密相关，中国学者必须强调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这个问题，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学者就必须做到至少下述两点。

我们必须首先把学术研究的场域与经济活动的场域、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日常生活的场域严格区别开来。我们现在的学术场域所遵循的是什么原则或何种逻辑呢？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将当下的学术场域与经济活动场域做一番比较，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已然所剩无几了：

我们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主要是字数多少的标准，其结果就是数量上去了，质量下降了，而且抄袭剽窃、搞关系出版低质作品、用学术研究项目费出版低质书籍等现象也比比皆是；更为重要的是，出版作品赖以为基的知识生产机制也被扭曲了。这种做法与经济场域中一些人以假冒伪劣产品追求效益最大化又有多少区别呢？

现在经济活动场域中盛行会展经济，而我们的学术场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学术界的会议可以说一个接一个，有的学者甚至一天要参加几个会议。结果，出场率取代了会议的质量以及与会者发言的质量而成为人们的关注重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呢？

现在的经济活动场域中流行品牌代言人，我们的学术界也把哈贝马斯、德沃金这类大师级的人物请来做代言人。作为学术交流，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我们有的大学居然请德沃金先生去作“认真看待权利”的演讲，而这使得德沃金本人都感到非常不解，因为这本著作已经出版三十多年了。于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我们请来这些大师级的人物，究竟是我们可以在日后有更多的关系性“谈资”呢，还是我们真正对他们学术的关注或真正对学术交流的关注呢？

据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学术场域的自主性，我们就会丢失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资本；如果我们丢失了这种社会科学资本，我们就不能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而也就丧失了我们所宣称的学术和学者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必须捍卫学术研究场域的自主性。

我们必须捍卫学术研究评价标准的自主性。这意味着，第一，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的确，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重要问题进行的研究也因此而重要了。与此同理，爪哇岛村落的习惯也许无甚重要可言，但是这同样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研究就因此而不重要。第二，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学者相关的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牛津大学很重要，哈佛大学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个访学过这些大学或毕业于这些大学的人士所做的每项学术研究也都当然重要。第三，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与学术研究者的身份严格区别开来。这意味着，所有人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尤其在关乎这些人的个人学术研究的评价方面，就更是如此了。

总而言之，从学术研究自身的角度看，只有当我们不再把我们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误作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性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乐观地”把外部环境的进步，误作是中国社会科学自身的进步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把任何身份或机构因素和任何即时性的外部需求，误作是评价社会科学研究的判准体系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简单地把学术研究对意识形态的担当，误作是我们毫无批判地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等而视之的理据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才有可能不会在与其他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沦入一种“不思的”依附状况之中，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建构起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