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的提法是首次出现。那么，为什么“第二个结合”作为主题被自觉地提出来呢？我认为，这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和领会。
致力于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和伟大复兴
从总体上说，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体现和要求，也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自觉确立的体现和要求。
从历史上看，文化自觉有一个过程。晚清以降，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遭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在世界舞台上被边缘化，沦为被宰割、被奴役、被支配的客体角色。这一被动挨打的处境，使我们的文化自觉最初表征为“全盘西化”之类的自卑情结。经过摸索和尝试，中国最终选择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艰难探索，中华民族以主体性的姿态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中国的历史性崛起，意味着中华民族从根本上摆脱了客体角色，实现了由宾格向主格的角色转变。这一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使我们的文化心理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即由自卑转向自信。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凸显“中国性”，亦即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
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文化信心，绝不是盲目的自大和自负，不是虚妄的，而是有充分理由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中华民族开始了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接续奋斗的新征程。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使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从硬实力角度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得到空前提升，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可以说，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已变成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存在。从软实力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正在逐步得到彰显。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中国传统文化一度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和阻力，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所谓现代化就意味着告别传统。但随着现代性内在危机的逐步暴露，诸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当代人类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不得不回眸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诸如“天人合一”“以义制利”的理念，人生境界的提升和修身养性的工夫等文化资源，对于疗治“现代病”都不乏深刻的启迪意义。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一个负面的形象，而是变成了人类及其文明得以拯救的出路和希望所在。在一定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摆脱现代性危机提供某种“诊疗学方案”。有鉴于此，我们才有足够的信心提出把作为先进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这种复兴不仅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度传播和实践运用，也有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滋润和有力支撑。但这两个方面不是各自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相辅相成、融合会通，从而形成一种现实的“合力”，构成“中国梦”得以梦想成真的文化条件。在新时代，只有进一步自觉地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进一步深化“中国具体实际”内涵
所谓“中国具体实际”也就是中国具体国情，它不仅取决于中国所特有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还取决于中国的独特文化条件。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最持久、最深沉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究竟源自哪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国性”究竟源自哪里？归根到底只能源自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及其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独特文化成果，绘就了“中国特色”的底色。“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学的规定，中华民族就是分享了中华文化及其传统的共同体。因此，“中国具体实际”内在地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所特有的“民族形式”。毛泽东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那么，什么才是所谓的“民族形式”呢？“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显然，“民族形式”一定是文化的，而且又必然是独特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被中国文化所选择的结果，正因此它才能获得“民族形式”。要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背后的深层内涵，就无法回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中的文化层面。对于“中国具体实际”亦即中国具体国情的全面深刻的体认，只有达到这一层面才算彻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得愈加深入，就必然触及传统文化这一最深刻的层面，从而不能回避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这种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实现本土化，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断地实现现代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无疑是一种相互成就、相互发明、相互诠释，从而实现“双赢”的过程。“两创”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避免了被挑拣、被切割的那种被动的客体化姿态，而是以主体的视角显示出一种朝向未来的可能性。“两创”凸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内在的自我生成性和自我超越性。作为一种生动的实践过程，这是对传统文化作“生命观”的一个积极结果。如此一来，传统文化就不再是死的、机械的“老古董”，而是活的、有机的生命体。它由此积淀为当下中国人的“此在”性，在能动地回应时代质询中不断地实现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
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大体说来，它经历了语言的、实践的、理论的和反思的诸阶段。在反思阶段，就无法回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以主题化，从而自觉地把握和考察这一关系了。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要让马克思“说汉语”。凡是语言都具有主客体关系上的指称性和主体际性意义上的交际性。就后者来说，语言构成人类交往的手段，从而是工具性的规定。但对人的存在来说，语言又具有本体论意义。因为语言不仅充当人们彼此交流的媒介，还建构着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此而言，语言不是“用”而是“体”，“语言是存在的家”。马克思主义通过汉语化而获得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获得了语言层面上的“民族形式”。作为跨文化的“翻译”，这种改变既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在解释学看来，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意义的生成，就像理解或诠释一样，是“视界融合”的结果。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作为浓缩并积淀着文化传统的“全息元”，语言构成了该民族所特有的生存方式的密码和象征。因此，汉语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阶段。它不仅是一种意义的跨文化转换，也是在汉语环境中实现的意义的重构。
中国人掌握汉语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地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出于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实质性地介入中国的关键期，恰恰是中国革命的诉求自觉地被提上日程之时，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最先传入，这并非偶然。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能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实践能力的明证”，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实践阶段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现当代历史发展的方向、道路和进程，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而深厚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从学理层面反刍并将其升华为一种理论形态提供了重要前提。这就是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即“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这种反刍和升华得到的代表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深刻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强调由实践阶段向理论阶段的发展，不断指导中国实践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赖以实现的内在机制、客观规律及其历史条件等，还需要通过反思，自觉地揭示出来。这正是反思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只有通过反思式的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才能由自在的存在过渡到自为的存在、由自发的状态转变为自觉的状态。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日益成熟和完备。要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必须直面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何以可能？如果回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后的实质。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后，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如何在新时代使这种结合过程不断地走向深入，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因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要求我们科学地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制、实现路径等规律性的内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成熟和完备。这是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要求。因此，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样是自觉地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需要。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