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往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选拔和举荐官员上，也很有特色，实行“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

“四科取士”是指汉代选拔官吏的四种科目。据《后汉书·百官志·太尉·掾史属》记载：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四科”来自《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后来有人把这四个方面概括为“孔门四科”。《论语·先进》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门教授弟子，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

分科取士，是根据士人的不同禀赋特质，能胜任什么职位，就委以什么职位，很有科学性。四科中的“德行”科，具体是指忠恕仁爱的道德。这一科注重品行修为，引导人心向善，教化净化社会风气。“言语”科，主要是选择长于辞令的人，来办理外交事务。我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有一家就是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为战国时期著名的说客。到汉代，由孔门四科的“言语”科，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取士科目。汉代太学中专门设此科，培养“言语”科人才。“政事”科，是指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人才，就是各郡县的一把手，如县令、知府、太守等等。到了605年隋朝科举制的确立，通过科举考试委以县令、知府、太守等职务的士人，是汉代“政事”科的发展。“文学”科，指的是擅长文学，可以任秘书掾、文学掾。掾在古代为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称，职责是负责起草朝廷各种各样的文书，也可以理解为做文字工作的人。

显然，汉代的“四科取士”所确立的标准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可以看出，其标准是德行、学识、才能、言语等。其实，这“四科”也就是早期儒家“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在汉代的翻版。

再来看看“取士”。“取士”就是选取“士人”，通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种科目选取人才，管理社会事务。《孟子·告子下》说：“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意思是说，士人不世袭官职，官职不兼任，选用士人一定要得当，不得擅自杀戮大夫。

四科取士，起于西汉，下讫东汉，沿袭数百年未改，为的是能选到“德才兼备”的社会贤达之士来管理社会事务，更好地为民造福。在执行过程中，至于是四科取士还是只用一两科取士，则由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对中国后世的官吏选拔有着深远的影响。

“光禄四行”是举荐官员的制度。说到光禄，首先要了解“光禄勋”。“光禄勋”是一个官名，为管理宫廷宿卫及侍从诸官的职位，总管宫殿内的一切事务，这个职位可以接近皇帝，地位十分重要。有了这个背景，“光禄四行”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指光禄勋察举选拔官吏的四种科目。

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通俗的理解就是：丞相和御史，可以提名委任自己的下属官员，向中央推荐各级官员人才。提名活动每年都可以举行，随时随地推荐和罢黜自己的属官，为的是优化官府职能，打造高效的政府。“光禄四行”制度，拓宽了选人用人的渠道，是社会政治生态的进步。特别注重把“德”作为居官的首要素质。

汉代名臣如群星般璀璨夺目，如主父偃、朱买臣、董仲舒、卫青、霍去病、张骞、桑弘羊等，基层地方官吏更是不胜枚举。这些干臣能吏的涌现，正是“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制度积极意义的一种体现。

历代治乱兴衰，归根到底是得人者兴、失人者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落实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真正让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奋发有为、锐意改革、实绩突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让阳奉阴违、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纵观中国历史，在历代历朝的官吏选拔中，始终把德才兼备作为基本条件，对选拔对象的德行、学识、才能等，有着严格而具体的要求。

党员干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选对人用好人，不仅对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和良好的政治生态意义重大，而且对维护好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保证党的各项事业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借鉴古代官吏选拔制度的优长，不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严把选人用人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作者：王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领导干部学国学组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