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繁荣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对百姓疾苦有着刻骨铭心的经历，对贪官污吏更是深恶痛绝。居官要清，为民造福，体现在“居官七要”说里。

什么是“居官七要”呢？在明代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卷十一·集法）中有记载，“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洽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第一要“正以处心”。指的是要端正内心，《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里有两个重点：一是不要被怨恨、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所左右和影响；二是心有所在，心有所安，做事情专心致志。内心端正，才能做事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内心端正，顺境时能把握住自己，逆境时能反求诸己，心态平和，不怨天尤人。立足本职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有着正确的价值观，这些就初步具备了做个好官的基本素质。这一点是“居官七要”之首，也是居官的基石。

第二要“廉以律己”。指的是从“戒贪”“戒争”两个方面严于律己。“戒贪”，是要戒除在财物上的贪念；“戒争”，是要戒除在功名上的欲望，这是对“正以处心”的补充和完善。曾国藩有《不求》诗：“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于世少取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诗句虽平实通俗，其理却颠扑不破，无论何时都有着积极意义。“贪、腐”二字，居官者往往容易陷溺其中，戒之慎之。这实质上是价值观的要求。

第三要“忠以事君”。何谓“忠”？就是要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干好工作，维护权威，顾全大局。中国戏曲中有一句“文官提笔安天下，武将统兵镇江山”的曲词，是对“忠以事君”的生动诠释。

第四要“恭以事长”。“恭”作恭敬讲，“长”是自己的上级领导。对上级领导要恭敬，要在工作和原则上保持高度一致。如果领导有工作不足之处，就委婉地提出来，不能看领导的笑话。恭以事长，不仅要尊重领导、尊重老同志，对他人也要有恭敬心。这种恭敬心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他人好，我们为之高兴，有随喜心，不忮不求；他人不如我，我们要有同理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既理解人，又帮助人。

第五要“信以接物”。何谓“信”？“人言为信”，就是待人接物要以诚信为本，诚以待人，信以处世。人之立身，唯在诚信，《论语》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居官者的诚信度，将会影响社会的诚信度。如果居官者不诚信，则会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百姓的诚信度。

第六要“宽以待下”。《中庸》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上者不欺凌、欺压属下，对待下属要宽厚、宽容，既能容短，也能容错。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如何识人知人用人，发挥他们的特长至关重要。在用人时，应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扬其长避其短，使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第七要“敬以洽事”。这是爱岗敬业的意思。工作要当事业做，勤勉踏实，兢兢业业，“择一事，终一生”。对待工作不能不作为和乱作为，更不应漠视群众利益、无视民生疾苦、遇到工作推诿扯皮。

做到做好上述“居官七要”，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了。曾国藩的诚意正心，从“诚、敬、静、谨、恒”上修身，理学修养深厚；其廉以律己，以“居官以不要钱为本”的八本堂家训，始终坚持“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其忠以事君，给咸丰皇帝连上《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奏折，无私敢担当；其恭以事长，对恩师、对长辈恭敬有加；其信以接物，正如胡林翼评价所言，“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其宽以待下，“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其敬以洽事，一则终身不废学、堪为人师长，二则敬慎不败、勤恒有成。

明代的“居官七要”虽然是针对古代官员的要求，但在当代，其价值仍不可低估。尽管时代不同，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这七个要点所体现的为官之道和为人之道依然具有启迪和指导意义。正心、廉洁、忠诚、恭敬、诚信、宽容、敬业的要求，提醒领导干部应守身如玉、坚守正道、担当责任，为人民服务，推动社会发展和谐繁荣。这些原则将引导领导干部为建设一个和谐繁荣的社会，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