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3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遏制”这个概念首次被用来界定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的战略。

什么是遏制？其本质是什么？

遏制并不是美国目前对华政策的官方用语，他们使用的是概念“战略竞争”。遏制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我方对美方战略的总结：美国在不择手段地遏制我们。

遏制曾是美国对苏冷战时的核心战略。冷战的起点就是1947年3月从杜鲁门政府援助希腊，当时，杜鲁门政府明确表示要用战争之外的手段来遏制苏联的扩张。从此美国告别了孤立主义，确定了一个远高于自身安全的战略目标：在全世界推行美国所信奉的“自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指出，“我们的自由社会不得不承认，苏联体制向我们提出了生死挑战”，“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不仅是针对我们的价值观念，而且是针对我们用于保护这些价值观存在的环境和物质能力。”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20/1号文件提出的遏制战略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1.把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减少到使他们不再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程度；2.使苏联掌权的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其信奉的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该战略文件也明说：“我们谋求苏联采纳这些概念，等于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推翻苏联政权。”这些内容后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20/4号文件中再次得到强调。而且，不管战后是什么样的政府在苏联执政，美国都要剥夺其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一切可能性，即使是非共产党的、亲西方的政权上台也不例外。这就是冷战的本质。遏制战略的这个本质，已经被以苏东解体为结果的冷战，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俄罗斯继续打压的战略所证明。

所谓“遏制”，就是要把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手置于死地。只不过不是采用武力摧毁，而是采用各种手段进行遏制，使其无法发展、孤立，直至最终垮台。美国的遏制战略也会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冷战期间对苏的“缓和”、以及现在对我的“战略竞争”。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实行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甚至同意与中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华遏制的一手。比如，在高技术领域用《瓦森纳协议》限制我们；在台湾问题上默许台独势力发展、不断对台军售，而限制我对台使用武力；对藏独、疆独、港独势力的支持。只不过当时美国还抱有这样的期望：通过接触把中国拉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来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使之成为一个接受美国领导、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国家，从而遏制的一手没有成为接触战略的主要方面。

当发现中国利用现存的国际体系迅速壮大，并坚持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美国意识到对中国的“接触”失败，从特朗普政府起就明确转向了遏制。

美国之所以要遏制中国，核心是中国不愿意西化和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不愿意放弃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并且显示出特有的文化、政治、制度、道路优势，正在进一步转化为日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能全面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因此被视之为最危险的战略对手。

对于美国对华遏制，国内有不同的解读：认为是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在高科技领域不断突破，动了美国及西方国家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的奶酪；认为是中国军力的发展已大大缩短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甚至完全可能成为可匹敌的对手；认为美国想霸住台湾不放，成为手中牵制中国的王牌和维持作为世界霸权的信誉，等等。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说到底，是美国的安全观根本容不下一个走自己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更容不下由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导致整个国际秩序的改变、最终失去霸权。

笔者曾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逻辑——遏制战略解析》中分析过这种安全观背后的逻辑，它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基于一神论的基督教文明一元化的世界观，以及由此产生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基本制度推向整个世界的使命感。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美国的文明内在地存在“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观念纳入它们的体制”的使命。对不同的文明内心具有像消灭异教徒那样的信仰冲动。所谓称霸世界，不但要用武力和经济力量征服世界，还要用美国人所持有的精神力量来改造世界。因此，美国天生与一个多元文明、多极化的世界水火不相容，更不用说对一个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了。

第二、基于其特有的世界观，美国总是首先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出发来界定威胁，从而把威胁放大；再由所界定的威胁出发来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和配置战略资源。因此，这是一个满世界找威胁，看谁都像敌人的国家安全观。

第三、美国的安全观所相信的基本逻辑就是实力，主要是军事和经济为代表的硬实力，把追求压倒性的绝对优势作为保证安全的首要条件，也是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在冷战过程中是这样，冷战结束以后还是那样。早在1991年冷战刚结束，老布什政府就准备了一份国防指导性文件要求努力防止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面对现在的中国就更是这样。

第四、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对地缘政治的关注已成为固定的范式，着眼于发现对手。从海权论开始，就表明这个未来的帝国目标远大，着眼于全球的地缘政治。不管是对控制关键地区还是控制海上通道，是实现军事准入、围堵对手，还是夺取战略资源，甚至开辟新的战场上，美国都有着深远的考虑。

第五、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西方国家的领袖，美国具有充沛的外交资源，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长于运用外交手段来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尤其把结盟作为其实力的放大器。另一方面，美国从其特有的安全观出发，对被界定为威胁的对象，就被认定为“邪恶”，可以不择手段，不受法律、国际组织的规则和道德的制约，采取任何做法来对付。美国常称某些国家为“流氓国家”，而美国的所作所为——拖欠联合国会费、对别国任意制裁、长臂管辖、关塔那摩黑监狱、竞争不过就抓捕华为高管、监听德国领导人、利用军事占领偷盗叙利亚石油、在军事行动中滥杀平民，国际流氓行为真是罄竹难书。只不过因其霸权，别人无法对其清算。

在这样的美国眼中，一个坚持要走自己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必定会被遏制就一点不奇怪了。只不过以前中国人习惯了美国实施接触战略时的思维与政策，从中国固有的和合共生的文化出发，认为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希望相互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实现和平、合作、共荣。但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早已过了所能容忍的边界，遏制中国成为了民主共和两党和国内精英的共识，在国家战略的天平上经济利益已完全被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压倒。在“战略竞争”的名义下，遏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和国家利益的化身，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轴。

遏制与反遏制，中国必须要经历的伟大斗争

自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中美关系虽时有摩擦，有时还很尖锐，但还维持在总体稳定的框架内，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极为重要的外部环境。“重中之重”经常被人们用来形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当时，对美考虑的主要是对台、对港、对疆、对藏及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在经贸领域中美两国关系还大体正常，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是我们学习和引进的主要来源之一。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无论是中美贸易战、对我高新技术企业的制裁和“脱钩”、对在美一些华裔学者的无端逮捕、对国内一些高校的制裁、在台港疆藏地区兴风作浪，以新冠病毒溯源为名把矛头指向中国等等，其目的都不是某种具体目标，而是要遏制中国。2021年民主党上台后，拜登政府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了对我全面遏制的局面。所谓“全面”，就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文化等各种领域，无一例外地进行遏制。这是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最具对抗性的时期。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就非常注意不让主要对手的主要矛头对准自己。在苏东剧变之后，邓小平又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使中国在波涛汹涌的国际格局剧变中，赢得了相当长的战略机遇期。但当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到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进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再想躲避美国对我全面遏制的战略矛头已失去了可能。

面对美国纠集着一些西方国家对我进行全面遏制，我们应该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反遏制。

反遏制不是寻求与美国的全面对抗，形成相互遏制的战略态势，而是寻找突破口，千方百计突破美国对我的制裁、围堵和打压，继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同时，反遏制就是要团结、争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与他们合作，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霸权主义收敛，使国际秩序更公正、更民主。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反遏制已别无出路。要取得反遏制的胜利，关键在三条：

一是通过反遏制，彻底搞清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彻底抛弃崇洋媚外的心态，摆脱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更加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

二是在反遏制过程中，重新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发挥好举国体制和运用好我产业门类齐全、市场广阔的优势，加紧攻关突破被西方卡脖子的瓶颈，建成独立自主的高科技产业链，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开拓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潜在市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能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发展格局。

三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建立国与国之间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权与尊严的基本规范；坚持以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与争端，坚持国际秩序平等、公正与民主的改革，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对国际争端促和促谈，为实现和平、发展、共荣的世界而努力。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这场遏制和反遏制的斗争，一定能激发起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团结起来，战胜各种挑战，克服各种困难，夺取最后的胜利。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自身已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之中：在世界上以霸权自居，到处干涉扩张，树敌过多，巧取豪夺，早已使战略资源和国际信誉严重透支；国内不仅经济社会高度分化，社会治理和人民健康都处于严重赤字状态；在极化的政治和选举制度中，民主、共和两党为追求选票而恶性竞争，使国内的舆论场和政策制定圈都失去任何理性的空间。今天的美国，已充分暴露出新时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也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付腐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美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其深远意义超出了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与否，也事关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

周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