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汪老说：“这个朋友值得交！”
我最早认识的是云汉的哥哥朱云鹏教授。1990年我们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记得有一次问云鹏一个有关台湾的问题，云鹏说，这方面我老弟比我厉害，我发个电子邮件问问他。我才知道了台大政治系的朱云汉教授。后云汉来上海，我们见面认识，应该已是1991年。
当时台湾当局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颁布了《国家统一纲领》，明确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和通过近程、中程、远程三个阶段实现统一的目标。两岸似有在政治上开始积极互动的迹象。在南怀瑾先生协助下，汪道涵汪老与台湾当局派出的代表在香港进行了沟通。随即，两岸分别成立了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简称“海协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作为政府授权处理两岸事务性问题的机构。通过两会的多次沟通，最后达成了“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并建议“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著名的“九二共识”，它奠定了两会交往和两岸各项往来的基础，也为两岸关系开辟一个新局面提供了政治基础。从此，两会正式开展工作，解决两岸在民间、商务往来中的各种问题，并开始酝酿两会会长汪道涵、辜振甫会谈，以正式签订所达成的协议。
但是，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一派乐观，底下仍然阴风不断。台湾领导人私下派来的人，今天来大陆做的承诺，明天回去后就可以推翻。记得汪老曾气愤地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对台湾的“传话人”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它反映了当时李登辉口头假统一，却真心谋分裂的两面性，也反映了当时两岸关系发展的复杂性。
在这个阶段，台湾来的学者、政治人物、台商如过江之鲫，朱云汉能进入汪老的法眼，是因为他在给《中国时报》写的一篇时评中，对正在酝酿的“汪辜会谈”讲了这样一句话：“台湾在这个时候虽难有大动作，但也绝不能搞小动作。”汪老觉得此话十分中肯，说：“这个朋友值得交！”知道我与云汉相识，即让我请云汉来上海，要当面交谈。我清楚地记得汪老与云汉第一次见面时说：“云汉教授，你还不到40岁，我快80了，让我们做个忘年交吧！”汪老之所以对云汉如此器重，是体会到云汉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真诚愿望，也看到云汉在台湾复杂的政治局面下能够抓住要害，敢于提出箴言。从此以后，云汉每来上海，必去拜会汪老，甚至有时汪老在外地参加活动，也让我陪同云汉前去交换意见。
二、从历史的纵深瞭解台湾问题
在认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上，云汉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
过去，人们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关注点，主要在国民党执政当局上，“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民众”的对台工作思路正是这种认识的写照，但对于台湾历史的内部的因素知之甚少。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一经公开，几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才知道李登辉并不认同国民党政权，也不认同他作为“总统”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部都是外来政权，并称之为“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然而，李登辉并未就此止步。
1995年6月，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坚决反对，允许李登辉到母校康奈尔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演讲时，一次不提“一个中国”，却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说法，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制造舆论。同时，他很直白地指出，“‘中华民国’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承认＂，“不满意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地位”，力求为台湾拓展体现主权性质的“国际生存空间”。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又公然声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内部关系。
从1979年北京正式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期待“国共实现第三次合作”起，到针对台湾所颁布的《国家统一纲领》，江泽民主席1995年1月30日在《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中提出关于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所针对的都是一个被认为是坚持“一个中国”认同、能接受国家统一的台湾当局和台湾社会，所以才有“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民众”的对台工作方针。然而当李登辉逐渐暴露出其主张“两国论”的真面目时，重新认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重新考虑对台工作方针，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云汉是比较早地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台湾存在像李登辉那样一代人反对”一个中国”认同。一次云汉来上海，详细介绍了日本占领台湾后，从1938年开始改变殖民政策，从残酷镇压变为企图为永久领有台湾而实行的“皇民化”运动。所渭“皇民化”就是在台湾要铲除中华文化，强行移植日本“皇民文化”的社会和文化改造运动。日本统治者强迫台湾民众烧掉自己的祖宗牌位，在家里只准供奉天皇牌位；关闭所有用中文教学的学校，包括私塾，全部推行日语教育；要求台湾居民用日本名字登记户口。这也就是为什么李登辉在23岁之前叫“岩里正男”的原因。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在台湾掠夺战争资源，征召兵源参加日本军队，一方面也在台湾进行了建设，比如建设铁路运输系统，普及电力系统，对台湾居民住家开窗改厕，推广卫生运动，使当时台湾的现代化程度要快于祖国大陆。正是这个“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奠定了深厚的亲日文化基础。日本战败投降后，赴台湾负责接收的国民党要员曾有这样的感慨：“幸好皇民化只搞了8年，如果再搞8年台湾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蒋介石政府到台湾后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废止日语教育，强制推行国语。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皇民化的历史，台湾形成了容易滋生分离和分裂倾向的土壤，这对实现国家统一带来更复杂的挑战。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台湾社会中“本省人”污名化和反对“外省人”情结的源头，并深远地影晌着台湾的政治进程。20世纪80年代台湾开放“党禁”，90年代台湾开始“民主化”以后，这个事件终于成为国民党当局的历史“原罪”,也成为民进党等反对势力攻击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失去执政“正当性”的重大因素。无论国民党如何道歉，都无法洗脱这一历史“原罪”。大陆史学界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是：“台湾省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从当时国内正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的大背景，和谢雪红、杨克煌等台湾共产党员以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先行者们组织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残暴镇压和领导人民起义的英勇斗争来看，这样的判断并没有错。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反映出这个事件的复杂性，更没有看到“皇民化”运动所隐埋在台湾社会中，最后滋生分裂倾向的因素。
云汉提供了对“二二八事件”认识的另一个视角：客观上，当时的台湾与大陆在现代化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距。台湾城市中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普及程度很高，去台湾接收的中国军队士兵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根本就没见过这些设施。台湾民众过去见惯的是军容整洁、军纪较严的日本军队，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在这方面要比日本军队差很多，欺压百姓的情况也不鲜见。因此，在欢庆光复的同时，一些台湾百姓也对所接触到的中国政府和军队产生了反感。
在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中，台湾是日本的一个重要兵源基地。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十多万台籍士兵被遣返台湾。当时的台湾百业凋敝，失业率很高，百姓生活十分艰难。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妥善安置这些被遣返的台籍士兵，他们的不满成为散布在整个台湾社会中的乾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等于提供了火星，迅速酿成熊熊大火。这些从日本军队遣返的台籍士兵都接受过军事训练，很容易就集结为一支准军事力量。他们在台南抢夺了军火库，准备暴动。但一个偶然的因素阻碍了他们形成战斗力。国民政府在台湾受降时，把日本军队交出的枪支与弹药分台北与台南两个军火库存放。台南军火库虽被抢了，但里面只有枪支，没有弹药，无法形成作战能力。正是这个偶然的因素，给国民政府争取了从大陆调动军队的时间，对这场暴动进行了镇压。虽然这个因素并不能改变“二二八事件”的整个性质，但确实为认识“皇民化”运动的后果和台湾光复后社会的复杂性，也为认识今天和以后的台湾提供了更多的注脚。
作为曾经占领台湾的日本，从来就没有放弃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20世纪60年代，日本以民间基金会的形式，在台湾鼓励台湾史的研究，每年支持开台湾史研究的研讨会，以高出数倍月薪的稿费，吸引台湾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撰写有关台湾史的论文，使台湾史的研究在台湾成为一门显学，逐渐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来，并从中选拔研究骨干，凝练台湾作为独立主体的话语。正是以这样滴水石穿的方式，为建构“台湾认同”和为瓦解中国的国家认同打下了基础。
正是在与云汉的这种交流中，我们从国家认同的高度，对在台湾反分裂和实现国家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所需要做工作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
三、是“民主化”还是“国家建构”?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标志着西方的话语、制度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西方的政治学者都在鼓吹“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台湾的许多学者更是憧憬着要做“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优等生”。可是，随着李登辉不断推动“修宪”、修改教科书，台湾的“民主化”中翻滚着“本土化”的浊流，特别是当李登辉一步一步暴露出其“台独”的面目时，引起了台湾一些坚持中国认同学者的警惕。1996年台湾所谓第一次选民直选“总统”，弥漫着“人民是头家”的喧嚣，云汉的恩师胡佛教授敏锐地指出：台湾正在进行的不是民主化。所谓民主，是在国家认同确定的条件下，选民通过对政党和候选人的投票，来决定公共政策的取舍。而台湾进行的是一个藉“民主”之名，要改变“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试图建立新的“以台湾为主体”的“国家建构运动”。云汉与胡老师一起，开始对西方的民主理论、对台湾的“民主化”进行深入的反思。
1997年6月30日到7月1日，胡佛教授和云汉都受到国务院台办的邀请，赴香港出席香港回归盛典。他们亲眼见证了英国米字旗在1997年6月30日24点从香港降下，同时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的区旗在7月1日零点升起；亲眼见证了驻港部队进驻香港；亲眼见证了江泽民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也亲眼见证了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临时立法会议员、法官的宣誓就职；亲眼见证了香港居民对回归祖国的欢欣鼓舞。我相信能亲身见证香港回归，是云汉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时刻。云汉再来上海时，竟对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他参加这个盛典时的所见、所闻、所思。
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正式进入了实践，它的生命力开始绽放。香港回归以后，云汉也多次受香港特区政府邀请对香港的发展建言献策。云汉告诉我，特区政府曾请他坐直升飞机在香港转了一圈，以瞭解香港的区情。云汉发现香港毗邻深圳还有大片土地没有开发，他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建议是：大力开发与深圳毗邻地区，借助于深圳的活力，发挥港深两地的优势，再造香港的辉煌。但是，受香港内部各种条件限制，这个建议一直无法得到实施。直到中央政府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香港清除了乱港势力和以李家超为特首的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后，云汉这个建言的实现才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如有朝一日能够实现，相信云汉的在天之灵也会含笑。
四、努力瞭解中国，重新认识世界
云汉和他的恩师胡佛一样，对于推动两岸之间的交流，瞭解祖国大陆的发展明显有一种紧迫感。有一次访台，云汉带我去胡老师家中拜访，墙上一首陆游的《示儿》十分醒目：“死去元知百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想，这首诗不正是胡佛与云汉师生二人对国家早日统一的盼望和不见统一死不瞑目的写照吗？
胡佛教授四处募集资金，带领云汉和曹俊汉等有着共同理念的学者成立了“中流文教基金会”，用以资助两岸的学术交流，资助大陆学者有价值的项目研究，资助和奖励大陆优秀的大学生，并与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从2004年起创办了《世界中国学论坛》。借助于这个论坛，胡佛教授特别强调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出发来推动对中国的研讨，其中有两届论坛的主题都是按照胡佛教授的建议确定的，一是“和衷共济”，一是“和合共生”，体现了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来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的精神。
云汉除日常教学、负责“亚州民主动态调查”的大型项目研究外，还承担台湾“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一职，时常需要满世界飞，并主持筹建工程浩大的“蒋经国纪念图书馆”，十分忙碌，倾心付出。也正是这段时间的过度劳累，对云汉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透支。可以说，云汉是一位少有的对世界有关怀、有多方面瞭解的学者，也在对西方和整个世界的重新认识中不断反思着自己过去所学所教的西方政治理论。同时，他一有机会，就花力气认真瞭解祖国大陆，瞭解日新月异的发展，也瞭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记得他曾提到过参观在青岛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瞭解中国海洋研究的前沿，并在那里瞭解了超级计算机在科研中是如何实际应用的。
2000年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出版，作者在河南多地走乡入村访户，引领读者走进20世纪90年代的中原大地：中国农村从衣食饱暖的变化到乡情习俗的凝滞，从住房交通的渐变到干群关系的走冷，从行政指令集资贷款到乡村企业破产的历程，从农户收支的明细账目到农民负担日重的情况，从宗族家族观念的演变到乡村民主建设的困惑……是一本十分难得的农村现实情况的真实记录与对“三农”问题的思考。此书一出，即引起了极大的反晌。云汉也立即通过朋友联系到曹锦清教授，请他赴台湾讲学。
2017年8月，云汉通过中流基金会组织21名台湾学者，在国台办帮助安排下参观访问了新疆，畅走天山南北一直走到中哈边境的新疆最大口岸城市霍尔果斯，实地考察了这个被西方用“人权”严重污名化的中国最大民族自治区。这次参访使所有参加的台湾学者都大开眼界。云汉曾感慨地对我说了两点：一是没想到新疆的发展这么快！二是新疆已实现了由乱到治，对当时自治区党委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对于西方对新疆“制裁”的虚伪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厦门开会，云汉通过与厦门市领导的交谈，实际瞭解厦门的发展，以及从厦门始发的中欧班列的运行情况。在海南开会，云汉参观访问了省台办在脱贫攻坚中帮扶的村子，对国家到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略和基层实施扶贫政策的情况、效果进行了具体的瞭解。这些走访与调研，使云汉的家国情怀中不断注入新的、时代的内容。
五、着力推动两岸交流发展，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
21世纪初，陈水扁在台湾的执政倒行逆施，不断冲击两岸关系的红线，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对“台独”亮出利剑。美国人也担心陈水扁的肆意妄为而称其为“麻烦制造者”，台湾人民更是对陈水扁家族贪得无厌的贪腐行为忍无可忍，“红衫军”冲上台北街头，最终把陈水扁和民进党赶下了台。2008年，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给台湾主张在“九二共识”下实现两岸和平发展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云汉也高度期待两岸的和平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两岸关系的突破首先是在经贸关系上。台湾方面提出希望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2008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海峡两岸可以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从此，海峡两岸通过各种渠道为签订这个协议进行了密切的协商与沟通。最后，2010年6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于重庆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之后在一次见面时，云汉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两句话：“建明谢谢你这些年来引荐我多次拜会汪老，这些经验使我在与北京高层沟通时非常受益！”“这次ECFA的谈判北京不仅有诚意，而且准备得非常充分！”我不方便多问什么，但不免使人猜测：两岸在这次ECFA的商谈过程中，云汉是否扮演了某种重要的角色？云汉去世之后，今年2月8日在国务院台办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问对朱云汉教授去世有何评论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朱云汉先生民族情怀深厚，致力推动民族复兴，在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长期以来身体力行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贡献良多。我们对朱云汉先生因病逝世深感痛惜，并向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朱凤莲发言人所说的“身体力行”，使我确信云汉一定做了许多这样的贡献。
遗憾的是，在马英九执政第二个任期的政策，即停滞于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而无意推动两岸在政治上的商谈，“不统，不独，不武”成了马当局两岸政策的基调。在台湾“本土意识”高涨，“民主”成为“国家建构”有利工具的背景下，两岸关系必然不进则退。果然，2016年台湾又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再次上台，两岸关系又回到反分裂、反“台独”的主轴上去。对马英九的第二任期的两岸关系，云汉非常失望。蔡英文上台后，否定“九二共识”，美国对台的干预进一步强化，两岸关系进入“准危机”状态。对此，云汉也陷入焦虑状态。2018年9月10日，胡佛教授去世，而云汉那年也罹患癌症，这进一步加强了云汉对早日实现国家统一的紧迫感。一次见面时，云汉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包道格(Douglas H. Paal，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去日月潭游览，路边一个摆摊的老头叫住包道格，说：“喂！我认识你，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你。你是AIT（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简称）的。你们美国人不要管我们的事，只要大陆愿意人民币兑台币1:1，我们就过去了啦！”云汉说：“你看，台湾老百姓也希望统一。”我问云汉：“台湾的选举、政党制度都已经与‘国家建构’运动结合在一起。两岸要统一，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彻底打碎这种政治制度，是无法实现统一的。你是政治学的学者，这点应该比我清楚。”云汉说：“孙文总理早就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也是这样，该破的总要破，该立的也总要立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台湾一些主张两岸和平发展，又死抱着原有的“法统”制度不放，一直在“不统，不独，不武”的“小确幸”中滚来滚去，还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不同，云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具有透彻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能从历史的潮流来理解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海峡两岸必然的走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岛内也有人对云汉竭尽排斥之能事，云汉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过程中就曾遭到过这样的经历。但这些始终未改云汉的立场。
三年疫情，一直无法再和云汉见面。只是从直接和间接的讯息中，知道他在台湾找到一位有经验的中医，通过吃中药，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也一直希望等疫情结束，能有与云汉再见面的那一天。2022年11月27日晚，在新冠疫情管理政策面临调整之际，忽然接到云汉的微信通话，问我一些内地城市的情况，我介绍了所瞭解的一些情况。当问到云汉病情时，他的口气还是比较乐观。可是，没想到一个月后云汉就出现严重心衰，再一个多月后就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生前，云汉的生命是如此多彩，贡献也如此多面。一旦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才感到其损失难以弥补。真是“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周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信改革开放发展基金会谘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