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走进黄羊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8 次 更新时间:2007-03-08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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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明   彭海纳   周忆粟  

目录

一、引言 (周建明)

二、山·雨水·他们·我 (彭海纳)

三、走进黄羊川 (周建明)

四、西部支教的日子 (周忆粟)

五、再访西部 (周建明)

六、走出黄羊川看西部的发展 (周建明)

引言

周建明

黄羊川是甘肃省古浪县的一个镇,是在古浪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一个贫困乡镇。多山少雨,使这里的土地已无法养活这里的人口。而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以及远离工业文明的地理区位,使这里的人们无法搭上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列车,与东部地区的人们,与城市中的人们一起奔向小康。2005年夏天,当我走进黄羊川时,那里的面貌已有所改变,但人均收入只有1123元,在15058的全镇人口中,还在国家贫困线——年收入625元以下的还有2311人。其实,黄羊川只是中国西部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被不断拉大。当东部地区的人们已经进入小康的时候,西部的很多人民还没能告别贫困。

但是,党中央没有忘记西部人民。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先后提出,表明要让西部人民共同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决策。东部的人们也没有忘记西部的人民。一批批志愿者从城市来到农村,从东部来到西部,通过支教、扶贫以及提供医疗服务来促进东西部鸿沟的缩小。更可贵的是,一些来自台湾的同胞,他们以对西部同胞热忱的关怀,对中国发展的坚定信念,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援助西部发展的行列中去。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黄羊川有了与西部其他乡镇不同的一段故事。

1999年,在台资企业天津英业达公司工作的专利工程师彭海纳,深感于所看到的贫困与自己所享有的高薪之间的不和谐,心里感到非常不安,他感到不去为西部人民做点什么,良心无法得到安宁,便毅然从公司辞职,作为天津市团委所组织的志愿者,走进黄羊川,开始了在黄羊川职业中学为期一年的支教。这是第一位走进黄羊川的志愿者,也是来自东部,力图为改变西部的面貌,提升西部的教育尽一份心力的人。没有想到的是,它成为黄羊川以后变化的一个重要引子。

彭海纳向原来公司的同事们求助,希望能为这里的孩子捐赠一点旧的电脑和图书。当这些电脑和图书到达学校后,所产生的反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公司的总经理林光信先生在2000年9月29日接到了黄羊川职业中学23位同学所写来的信。读到当这些来自祁连山麓的孩子们在信上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课本以外的图书,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示感谢,同时又问,天津是否也有楼?因为在黄羊川只有两幢楼房,这位出生与台湾台中,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又长年留学和执教于美国的总经理心潮再也无法平静。林先生当年是唱着“青海青,黄河黄,祁连山下好牧场”的歌从台湾去美国留学的,他为今天在祁连山中仍然还存在着如此的贫困而感到震惊,也决心要去黄羊川看看。他当即就买了机票,利用十一长假走进了黄羊川。在和学生交流,走家串户进行访问的过程中,他所亲眼看到的黄羊川的贫穷深深打动了这位长期在国外和东部地区生活的IT老总。看着学生们只能吃家里带来的馍,就着凉水当午餐,老乡因干旱少雨而没有收成的无奈神情,顿时觉得黄羊川就是他的精神家园。他必须要为改变这里的贫穷做点什么。林先生问黄羊川职业中学的校长,如果让学生喝上开水,每周吃上三餐带肉片的面汤,每月需要多少钱?回答是需要2500元。从此,林先生每月捐2500元,用于改善学生的伙食,能喝上开水。然而,林光信认为,给钱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的心灵得到释放,开启他们的心智。他深信,只有利用互联网络,才能达到在西部发展经济,开启孩子们的心智。

紧接着,英业达公司给黄羊川职业中学捐了电脑和网络设备,派遣员工培训学校的老师,帮助学校建起了校园局域网,与互联网相联结。很快,师生们都学会了上网。在网络上,他们能够跨过大山和距离的阻隔,有机会看见外面的世界。

在此同时,林光信先生大学的同学,英业达公司副董事长温世仁先生一直在中国的西部走访,在思考如何加快西部发展。这位成功的企业家,考虑的已不是赚钱,而是中国的未来和西部的未来。他走遍了西部的每一个省,也深深地为那里的贫困而感到不安。西部不仅自然条件差,而且长期所积累下来的“愚、贫、弱、私”是西部落后的真正根源。他发现西部开发不能走东部的那种工业化的老路,认为西部与其说是缺乏工业化,不如说是缺乏“数码化”。他更不能同意有人认为西部开发需要50年,100年才能成功。他认准的道理是,我们不能让生活在西部的3亿人口两代人、三代人地再生活在贫困中,必须让他们尽快地脱贫。而长期服务于IT行业,使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那种能够跨越时空,缩小知识与信息鸿沟的作用在现代发展中的巨大能量。如果在西部通过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可以事半功倍地推动西部的发展。他发现,在2000年中国8亿农民(其中劳动力4亿多)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大约为1700亿,但是美国IBM、惠普、COMPAQ、戴尔四大电脑公司的雇员大约为50万,但创造的价值是2100亿。美国在2亿8千万人口中所拥有的软件工程师为540万,而中国的大学每年培养的软件人才仅4万。在信息时代中国的落后,突出地表现在信息人才上的落后。因此西部的发展,必须从缩小数码鸿沟上着手。

温世仁先生所具有的胸怀、知识和经济实力,和在对西部的关怀中正在酝酿着一个带有梦想的实验,那就是要通过创办一个公司,来全力推动互联网在西部的推广与运用。当他和从黄羊川回来的林光信先生谈起这个想法时,两人一拍即合。温世仁先生决定投入5000万美元,建立千乡万才科技有限公司,准备在十年中在西部913个县级单位(104个县级市、809个县)每个县都办一所会员学校,共建立1000所会员学校,在那里推广学习信息时代所必须的技能SET(软件、英语、电脑操作),使学校成为当地的网络中心,通过“以校领乡”,使西部乡镇的知识与信息水平逐步同东部发达地区同步。通过辅导农民利用电子商务和引进外部的知识改善农牧业,让农民具有就地创造财富的能力,使人才留在家乡。然后进一步投资建立“网络城乡中心”,借助于经营某种商业模式来促进东部和西部的交流和联结,吸引人们从散居的自然村落聚集于“网络城乡中心”附近,促使劳动力从农业向服务业转化。同时,千乡万才准备培养10000名数码工人,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远程雇佣,让那些数码工人在人留当地的情况下,就能够通过互联网络参与生产,使西部人民可以就地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使经济和社会都能同步发展。[1]。

“西部开发,十年有成”就成为千乡万才公司的一个响亮的口号,更是温世仁先生的人生目标。当人们问他,如果他的构想十年不成怎么办?这位来自台湾不同凡响的企业家第一个反应是:“让我们努力做。”接着就说出了感人肺腑的誓言:“如果十年不成,我死后就把我埋在西部的草原!”

有幸成为千乡万才公司的第一个会员学校的黄羊川职业中学,在一个富有创造力和充满关怀的构想下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本来在祁连山的大山中默默无闻的黄羊川也遇到了新的发展机遇。这样,从彭海纳在黄羊川支教而开始的故事,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不幸的是,正当千乡万才事业蓬勃开展时,温先生于2003年12月7日突发脑溢血去世。但是,千乡万才的事业在林光信先生的带领下仍在继续。现在,会员学校已发展到155所,并开创了把西部青年输送到东部就业的“西才东用”的项目,帮助着西部早日摆脱贫困,也为西部培养着人才。林光信先生正在带领千乡万才公司推广“穷人也能使用的网络”,探索建立网络新农村——这是千乡万才公司对如何使用网络来促进西部发展,帮助那里的人民摆脱贫困的进一步探索。这批人用这样的话来期许自己:

告别贫穷——

让中国8亿农民直接与网络世界链结,

让广袤的西部越上新科技的发展平台,

这是多么美妙的前景,

这是何等的气魄!

“千乡万才”工程聚集了一群怀抱这一理想的人,

他们活跃在黄羊川‘

活跃在中国西部的穷乡僻壤,

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传统的愚公精神

正在改造中国的面貌。

从黄羊川开始的千乡万才事业本身包含着多重的含义:来自东部、来自台湾对西部同胞不竭的关怀;源自于对人本身和生命的尊重而产生的爱、源自于利他精神对于仍限于贫困之中的同胞的无法心安;建立在对信息时代的理解基础之上对中国西部发展走数码化道路的构想;建立在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信念之上而产生的坚强的信心。许多人对于温世仁、林光信先生的行为觉得难以理解,因为他们的行为已明显脱离了“经济人“的模式,不是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这样做),而是把帮助西部人民摆脱贫困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有些人也对他们的做法没有信心,似乎这是在要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千乡万才的魅力也正在这里。这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发展观,不同的世界观的碰撞。正是在这种碰撞中,才让人体会到什么是高尚,什么是远见,什么是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目标。千乡万才公司的实践会有曲折,困难和挫折无法避免,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已经在21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感动着和鼓舞着更多的人投入到扶贫帮困,帮助西部开发的行列中去。

2004年初春的一天,林光信先生特地到上海来看我,探讨温先生去世后千乡万才事业如何发展。林先生在讲到西部地区的贫困时,仍难过地落下泪来。自古以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一个来自台湾,长期在美国学习工作,已成为社会高收入阶层的人,能够为西部今天依然落后的面貌,和同胞的贫困落泪,把西部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本身就使人无法不动容,无法不钦佩。我有幸被林光信先生聘请为千乡万才公司的顾问,使我有了一个切入点,不仅可以对千乡万才事业本身,也可以对贫困,对西部的发展作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些有长期插队经历的一代,对农民、农村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节,对贫困有着身同感受的体验。2005年,我第一次走进黄羊川,在长期进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之后,有机会用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眼光来考察千乡万才的事业,来了解西部,来感受那里的贫困,思考西部的未来,也深为西部人民坚忍不拔地为改变家乡面貌的精神所感动。《走进黄羊川》就是这次访问的产物。

当2004年林光信先生第一次访问我时,我的儿子周忆粟也在场。千乡万才的故事也深深地打动着他。2005年,周忆粟从大学毕业,他决心作为志愿者去千乡万才公司的会员学校支教一年。在千乡万才公司的安排下,他去了陕西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第一中学。由于不是属于国家统一组织的支教活动,他在当地被作为一名代课老师——至今西部的义务教育还是靠许多代课老师在那里支撑着——经历着与他过去的人生完全不同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从一个养尊处优的东部学子转变为一个西部地区的代课老师,而且在那里感受到贫困,感受到我国义务教育体制上的种种弊病和西部老师们和农民的艰辛。他的最大收获是,能够被100多名同学所接受,能够唤起他们对学习的热情,而他自己也融入了当地的社会,成为西部地区的普通一员。这段经历,将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财富。

这本书包括了这样几个不同的故事、体会、观察。然而它的主题是清晰的:帮助西部地区和那里的人们尽早摆脱贫困,使他们获得和东部地区的人们同样的发展机会,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了解工人与农民,就不当的什么叫人民;不感受贫困,就不懂得什么叫社会责任;不到西部,也就不会完整地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西部,关心那里的人民,能够加入到帮助和促进西部发展的行列中来。

山·雨水·他们·我*

彭海纳

1999年初,我在台资的英业达天津公司工作四年后辞职,作为天津市团委首批接力扶贫计划的志愿者来到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乡职业中学支教。由此,我的生命与这里的大山,这里的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年,是我毕业后最充实和愉快的一年,在干旱、贫困的黄羊川我变得淳朴、自然、真实、快乐。如果你整天沐浴在阳光中灼热的直射中,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一种情感在生活,你也会感觉到幸福的。孩子们的情感,和那里的阳光一样直接,毫不掩饰,他们的情感直接到达你内心的最深处。每次离开他们几天,心里都会很挂记,会想带点什么礼物给他们呢?看着他们的眼睛,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我知道这是我最可珍贵的东西。渐渐的,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他们的快乐、忧愁成了我的快乐和忧愁。我的皮肤逐渐和黄土融为一体,血液里流淌着干涸,和所有人一起企盼着下雨的日子,因为我知道,雨水就是希望,就是他们脸上的笑容,是他们继续读书的暂时保证。雨水和黄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也折磨着他们,我深切的感受到人生的苦难,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我知道,我所能做的,就是珍惜时间,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哪怕是一点点。

“长长的一条路,就是一个举行告别仪式的巨大广场”,放假前的那天,我不在学校。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一路上不断碰到学生们回家,每一次告别都让我不得不更坚强,这时,一辆三轮摩托车拉着几个学生尘土飞扬的开了过去,车上的一位小姑娘用手捂住了脸,那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为了告别,为了总结,为了感谢,我写了《山·雨水·他们·我》,这是一封信,写给我的同事们,他们为这所学校寄来了几千册图书和十几台电脑,我想和他们分享我的感受。

那时是2000年的夏天。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还会那么多次的回来,更不会想到我今后的工作和黄羊川这片土地密切相关,想不到黄羊川现在变得世界知名。当周建明教授让我把这段经历在叙述一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2006夏天的黄羊川,故事多得怎么也讲不完了。于是我试着和2000年的那个我对话,重新写了《山·雨水·他们·我》。

感受西部的老百姓——《走进黄羊川》之一

周建明

《南方周末》曾刊登了甘肃岷县小寨村的故事,小寨成了要饭的品牌村。我不怀疑那可能是事实,但我要说的是那不代表西部人民。西部人民中优秀的品格我们还没有充分地了解和感受。我要说的,就是我在古浪所感受到的西部老百姓。

真正感受到古浪人的品格是在八步沙。31日下午3:00多,正好还有点空,想去看看明长城遗址,坐公共汽车去了土门。土长城的遗址多少有点令人失望,只有十多米长的断壁残垣。从地图上看离沙漠应该不远了,问老乡只有4公里,决定搭车去沙漠看看。老乡把我们带到的是八步沙。到八步沙看到碑我才知道这里就是被誉为新时代愚公的六老汉治沙的地方。当年从媒体上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被感动过,但没有想到居然在古浪不期而遇。只要看看这个碑文,就可以理解什么是古浪人的精神了:

八步沙治沙造林碑记

昔腾格里沙漠南缘,古浪县境东北之八步沙,大漠连绵,风沙肆虐,危及交通,侵蚀田园,沙进人退,生态失衡。

1981年年逾半百的土门镇农民石满、贺发林、张润源、郭明朝、罗之奎、程海组建林场,联户承包,立志治理沙患。风霜染华发,树绿八步沙。后石满、贺法林病逝,郭明朝病退。三人之子石银山、贺中祥、郭万刚继承父业,与张润源、罗之奎、程海一道矢志不移,治沙不止。历经十八载不懈努力,植树逾千万株治沙四万余亩,亘古荒漠呈现一片绿洲,不毛之地焕发盎然生机。他们用生命和汗水铸造的光辉业绩,受到林业部和省委、省政府表彰奖励。赢得社会各界的交口称颂,被誉为“当代愚公”。石满荣膺全国治沙造林劳动模范。

为弘扬六位老人自强不息,改造山河,战天斗地的豪迈气魄;心系沙海,以苦为乐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不畏艰险,契而不舍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特立此碑,以展昭英模,彰其后人,继续不忘。

甘肃省绿化委员会

甘肃省林业厅

中共古浪县委员会

古浪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

谁看了这个碑,看到面前已经得到治理的沙漠都会肃然起敬。今天得到治理大沙漠已有7.5万多,林场又承包了10万亩沙漠进行治理。308省道从边上通过,远处从宁夏到武威的铁路上列车正在飞驰。再往远处,已经能看到庄稼地了。这就是这几位农民二十多年来的治理所带来的。今天,当年的6位老汉中2位已经去世,3位已经年老而不能再干活在家休息。只有66岁的张元润老汉仍带领着其他几位老汉的儿子继续着治沙的事业。他们代表的是西部人的真正品格,这才是古浪的财富。

8月5日,我有机会在李天智场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古浪治理沙漠的主体马路滩林场。马路滩林场虽然只有15年的历史,但它的前身土门林场,和古浪县治理沙漠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八步沙还只是内陆型沙丘,而林场治理的是真正的腾格里沙漠。古浪人三十多年来锁住了县内132公里风沙线,马路滩林场治理沙漠35万亩,保住农田20多万亩,并找到一条科学治沙的路子。沙漠栽草成活率达93%,远远高出80%的国际平均水平。林场用地下水,开辟了生态经济社会圈、生态经济圈,有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更看重的是更外围的生态圈,那是不经浇灌而使植被逐渐恢复的。那种自然恢复的生态是最为稳定的。李场长告诉我,在一亩沙漠中恢复生态的成本大约是300元。但是可以想象,它所创造的生态效益,要远远高于300元。

李场长告诉我,植被恢复到40%,沙就基本被固定住了,到60%,沙漠表面就结壳,不起沙了,到80%以上,沙漠就可以慢慢被土壤化。在植被正在恢复的生态区,我们看到野兔在地里奔跑,沙丘在慢慢被削平。这种治理都是靠人工进行的,在种草季节,每年4月和10月,工人吃住都在沙漠里,艰苦异常。

看完马路滩,我对代表古浪人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那就是艰苦奋斗加科学精神。林场送给我他们自己办的内部刊物《风沙线》,其中的文章从数据、统计、方法上来看都很专业。可惜的是林场与外部的交流,特别是与搞治沙的同行交流还太少。据说在网上搜索“马路滩”已能找到1000多条。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网站。如果他们能懂得利用网络,设立自己的网站,不仅可以了解许多信息,而且也一定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这就是温先生提倡的用网络来加快西部开发的道理所在。

对八步沙和马路滩的考察,我对西部人的敬意油然而生。有了这样的精神,西部开发大有希望。温先生曾说,我们前进的动力来自于对苦难同胞无法忍受的关怀,我要补充的是,还来自于西部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千乡万才才会成功。西部人民正在用他们所拥有知识、资源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改变着西部的面貌。我们所做的,是通过网络和各种手段,使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能够使他们的奋斗取得更大的成果,在更短的时间里实现西部的开发。这就是我这次考察中在古浪所看到的西部精神。

难过的一天——《西部支教的日子》之一

周忆粟

昨天改作业,一个名叫LD的女生的作业让我很不满意,写得非常潦草。于是今天下课就让她重做。中午给我拿来。其实作业做得不好的人有很多。但是我对她特别不满意,有个特殊的原因。因为她和她弟弟LH都在我们班。但是两个人的学习都不好。弟弟LH是能偷懒就偷懒,上个礼拜撕的作业就是他的。平时我也叮他挺紧的,但是小家伙就是听不进去。老是想着打乒乓球。

其实开学以来,LD的作业一直完成的还可以,如果不能说很不错的话。但是昨天的那次作业,写得横七竖八的。而且因为上周我刚刚训话过,她还这种态度,我一下子就火大。

中午的时候,她挺晚才把作业拿来。进房门的时候还有点怯生生的样子。我看了下重新写的作业。虽然比上次好一点,但是还是挺乱的。要在平时我肯定毫不犹豫给个C。我问她:”最近怎么作业都不好好做啊。”

没说话。

“回家都干吗了?出去玩了”

还是没说话。

“爸爸妈妈呢?”

“没在……”

“没在?去哪了?”

“出去打工了。”

“哪里打工?去西安了吗?”

“没,去陕北了。”

“那家里还有别人照顾你们两吗?饭哪里吃的?”

“没人了,饭都是我做的。”

“可你钱从哪里来呀?”

“妈妈一段时间给我。”

“爷爷奶奶在吗?干吗不跟他们住?”

“他们不管我们了……”

听到这里,我再看看她的衣服,外套已经很脏很旧了,好像回想起来LH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换过了。我感觉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从正面击来,把我按在椅子上起不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他们新的班主任也在我旁边,我看了他一眼,眼中也是无奈。我只能说”好吧,有困难来找老师,但是作业要好好做。”就让她回去了。

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我觉得之前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苍白无力——早上我刚刚向他们强调所谓”水平和态度”的问题。可是和她生活所面临的状况相比,根本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

事后同事说,这就是现在的社会,都顾着赚钱,不管小孩了。我不想太多苛责父母,兴许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但是在今天我亲眼到了这样的留守儿童以后,却体会到他们生活的境遇。连一个完整的家都没有,难道我还能够指望他们认真学习?谁要为他们来负责?父母?学校?

PS,明天决定和总务老师谈谈,哪怕我出钱,也让他们住到学校宿舍里面。

在东乡感受贫困——《再访西部》之一

周建明

这次在西部走访,对贫困感受最深的是在东乡县。

我们去的目的是考察台湾慈济基金会在东乡做的慈善事业——水窖工程。那里每年的降雨量在350毫米左右,都是山区,属黄土高原,海拔在2600米左右。分散居住在山梁上的东乡族老乡,种的是坡地,完全靠天吃饭,而吃水要到十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去挑。水窖工程是给每一个贫困家庭资助一千元左右的建材——水泥、黄沙、砖,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建起一个可以储存雨水的水窖,以解决常年的吃水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工程,帮助他们解决了大问题,也使他们从每天挑水的承重负担和花费大量时间中解放出来。

到东乡本来准备住招待所,但停水停电,无法住,就去了20多公里外的州府临夏住下。晚上,从州政府的官员那里了解到,临夏地区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排在甘肃的倒数第二位,仅比甘南藏族自治州强些。全地区八个县级单位中,有七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山多水少,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农业主要种植小麦和土豆(当地叫洋芋),完全靠天吃饭。第二天去东乡,意外地老天下起了雨。当地降雨十分少,很高兴干涸的土地能多遇一次降水,但去山村的土路却完全不能跑车,许多想去看的偏远山村去不成了。只能沿公路考察,主要考察了董岭乡的情况。

在对靠近公路的临近村庄考察之后,在农家边吃午餐边议论时,我受到了震动。第一个震动是一位干部讲的话:我看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没有让这里的人民共同分享!

常年生活在动部地区,习惯于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发展的人们,并不到东乡这样的地区,是难以体会这句话的分量的。

第二个震动是乡党委书记的话:社会主义新农村离我们这里还远得很,连吃饭、孩子念书、群众看病问题都没有解决!

董岭乡,有11个行政村,共1100户,5600人,耕地20572亩,人均收入900元,40%是困难户。最能够反映董岭贫困的还不是收入,而是教育和医疗。全乡11个行政村中,有5个行政村没有学校和教学点。这就意味着那里的孩子无学可上。当地的农户全都住在分散的山上,隔一个村去上学对小孩来讲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全乡5600口人,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为什么,因为贫穷,分来的医生护士后来都走了。可以想象,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的医疗条件,群众的医疗卫生如何能得到保障!全乡仍有5个行政村不能通车,自然村不能通车的就更多了。即使在东乡县,县医院的条件也只能动一般小型外科手术,稍大一点的病,只能送临夏或兰州。农村妇女生孩子还只能叫接生婆在家里生产。

和当地的干部讨论怎么解决贫困的问题。他们说,当地正在推行1430项目。也就是鼓励1家农户种4亩地的牧草紫花苜蓿,可以用圈养的方式养活30头羊。紫花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可以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而4亩紫花苜蓿所能养活的30头羊(当地引进了小尾寒羊),可以收入5000-6000元,基本解决一家的经济收入。只是在起步阶段需要扶持资金投入,以使农户在减少种粮食的情况下,仍能保证口粮。我知道退耕还林国家实行每亩一年给200斤粮,20元钱的政策,连续给8年,以保证林木的成活。如果对退耕还牧也能实行同样的政策,就可以解决当地农民的经济问题了。

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当地干部也提出能否在东乡知青中培养乡村医生的问题。如果在回乡知青中挑选乡村医生的培养对象,送到卫校培养一到两年后回乡服务,国家对于他们提供一定的补贴,或许可以形成比较稳定的,像过去赤脚医生那样的乡村医生队伍,在村里就近为农民服务。

当地还存在缺燃料的问题。东乡无霜期只有180天左右,冬天需要取暖。煤运到这里据说要550元一吨。老百姓如果没有经济能力,就只能铲草皮烧。这对于生态本来就十分脆弱的黄土高原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为什么不推广沼气呢?据说是因为气候冷,产不了气。而推广太阳能,则有需要有一笔较大的投入。

最关键的还是学校。必须让各个村子的孩子都能就近上了学。只有上了学,孩子们才会讲普通话,才能走得出大山。否则,如那里的老人们所说的,就是出去打工,也无法跟别人沟通,担心得很。值得一提的东乡县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东乡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全县27万人口,80%以上是东乡族。东乡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如果不上学,就不会普通话,连出去打工都不方便。因此不受教育,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在与干部们的讨论中还了解到,县里为扶贫下了很大的力气。县级单位的每个部门包一个贫困村,每个干部包一个贫困户,县级干部每年要求从工资中提供3000元,科级干部每年2000元,一般干部每年1000元扶持贫困户。这对于当地收入并不高的干部,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可见县委、县政府对于扶贫所下的决心。

在村里时,我给好奇来观看我们的几个孩子留了影。给孩子照相总是高兴的事,可是,这次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不光是因为这些孩子因为缺水,从生下来就没有洗过澡,也因为我们到访的那天是星期二,这些应该上学的孩子却因为家里的贫困而没能去上学。

民政局的马局长告诉我,东乡全县的人均收入是1050元。全县24个乡中,像董岭那样情况的有13个乡。

当我匆匆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数字时,完全理解了干部门为什么会感受到那里的人民没有和发达地区一样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完全能理解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离我们还远着呢”的心情。不到这些穷乡僻壤,就不会完整地理解什么是“中国”。不走近这些在农村务农、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和工人,就不会理解什么是“人民”。不亲身感受贫困,就不会理解我们国家要实现的“共同富裕”、“全面小康”的分量。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进入小康的人来说,应该负有责任,也要为仍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民能同样进入小康提供一份关怀和帮助。当我们的党和政府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尺度,已经不是GDP和平均的国民收入,而是我们的国家与社会,能否让全体人民都能过上体面、宽余的生活,能够使他们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它的一个标志,就是要让西部这些仍处于贫困中的人民,能够摆脱贫困。否则,即使是东部的GDP再高,包括我们在内的一部分人的收入不断提高,这都不能算作是社会主义。我想我们生活在东部的人,都应该有这份自觉,心里都要记着这些西部还处在贫困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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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林光信:《黄羊川:网络联结梦想》,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温世仁:《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温世仁、林光信:《告别贫穷——八亿农民的出路》,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

*本文作者彭海纳是第一个走进黄羊川的志愿者,200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志愿者,现为中国千乡万才科技公司负责会员学校的建基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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