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筹安会率先提出民国国体未来应该变更为君主立宪体制的主张。针对该建议可能带来的列强不承认和引发国内动乱危险，外交官汪荣宝则提出民国立君或总统世袭两种国体选择与之竞争，并获得了政府内部诸多实务派官员的支持。但因这两种建议的不伦不类，故汪论遭到筹安会和时论激烈的批评，最终袁世凯决定采用君主立宪制作为之后中国的国体选项。然而由于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不得已采取了原先被他抛弃的民国立君选项：对内称帝国和皇帝，对外仍保持民国与总统称谓。朝野关于这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颇值得进行钩沉。
关 键 词：筹安会 汪荣宝 总统世袭 民国立君 君主立宪
学界有关洪宪帝制的研究颇多，但基本忽略了袁世凯发起洪宪帝制之初，朝野上下曾就民国该走向何处即未来中国应采用何种“国体”有过一番激烈争论。①这场争论直接影响了袁世凯关于未来中国应该采用何种国体的看法，对民国命运和洪宪帝制的走向影响深远。但因为材料比较分散和缺乏第一手材料的关系，该争论鲜为后世研究者关注。②本文拟在既有报刊材料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资料，重建袁世凯复辟帝制过程中时人之中存在的三种国体建构方式的争论情况，以及其对帝制运动所造成的实际影响。
一、筹安会的言行
1915年8月中旬，筹安会发起“国体”问题讨论，在《宣言书》中批评民初中国实行“共和国体”之仓促，造成“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如果听任共和国体延续，“祸将无已”。进一步，筹安会《宣言书》还列举近来美洲各国特别是墨西哥采用共和政体后的乱象和惨象作为前车之鉴，并援引袁世凯政府宪法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在提交给袁世凯的备忘录《共和与君主论》中的见解，指出“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借此论证共和制不如君主制适合中国，最后《宣言书》表明其立会志趣：
本会之立，特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③
从宣言看，该会很像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团体，如杨度公开谈话中的标榜：
鄙人以国民之义务，集合同志，互相研究。所研究之范围，则仅限于共和与君主二者孰于中国为宜，专以学理与事实推论之。所谓研究，仅此而已……至于实际进行之办法，皆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本会所绝不议及者也。予今所最欢迎者，与予君主立宪宗旨相反之论。④
谈话最后，杨度重申自己坚持“君主立宪”的宗旨毫不放松，“欲救中国，非立宪不可；欲立宪政，非君主不可”。这种论调也是杨度之前在《君宪救国论》一文中所强调的：“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事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⑤在杨度看来，专制是中国达成君主立宪的必经之路，“以专制行立宪，乃以利国，所谓事半而功倍者也”，杨度这里幻想依靠“英主”的自觉和权威实现立宪，“挟专制之权以推行宪政”。⑥君主立宪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唯有宪政一立，则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有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贫者也；有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反弱者也。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⑦
然而筹安会的宣言和杨度这里的标榜有些自欺欺人，从其后杨度和筹安会的实际作为来看，该会无非是借学术研究名义迎合袁世凯企图称帝的隐衷，造成系“民意”促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假象。而为筹安会所批评针对的民初中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弊端，主要指向的是共和国体下因继承人问题容易出现大乱，这根本就是虚假议题。正如当时主张维持现状的汪凤瀛所言，新约法公布后，旧约法中所有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悉数取消，而且总统连选连任且能指定继承人，所谓的共和民国不过虚有其名：“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上之虚名词，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专制之例矣。”⑧筹安会的真实意图，如时论所言：“筹安会之宗旨在讨论国体，夫讨论国体即推翻共和之简单名词也。”⑨至于筹安会所宣传的学术讨论模式，无非是一个幌子，实质是歪曲利用成说，重谈杨度之前《君宪救国论》一文中的老调，到处宣扬共和国体之弊端和君主立宪制之益处而已。正如后来时论的直接揭露：“今筹安会之宣言，既绝对的主张君主，更无商量之余地矣！又何所用其研求？又何所用其讨论？”⑩
别具用心的筹安会《宣言书》发出后，因事关民国命运，广受各方关注，造成的影响极大，赞成者、反对者均有之，各种谣言也到处在传，真真假假，见诸报刊，引发纷纷舆论。正像稍后时论所谓：“自筹安会一经出现以来，更改国体问题轰动全国，甲论乙驳，众讼纷与，莫所穷极。”(11)不仅见诸言论，筹安会还开展实际的行动，到处发电和宣讲拉人入会，扩大声势，各种努力之下，其影响迅速蔓延开来。
二、汪荣宝的主张及其反响
筹安会图谋变更国体颠覆民国的言论与举动，引发了诸多人士的担心和忧虑。驻比利时公使、法学家、当时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会长汪荣宝即担心像筹安会所主张的那样更改国体会面临外国政府重新承认的问题，更害怕引起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引发外国大规模武装干涉，出现中国亡国局面。他参考比利时、法国等国经验提出民国立君说或总统世袭说这两种二而一的建议，主张或在民国设立立宪皇帝制度，对内称帝，对外仍保持民国称谓；或者让总统世袭，保持政体稳定，共和国体同样维持不变。(12)汪荣宝认为这是调和君主立宪论者与维护共和国体论者两造分歧的较好解决方案：
比利时，王国也，而其宪法则为民主主义。由此推之，共和国可以制定君主主义之宪法，宪章明也。今筹安会成立，谓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似欲改为帝国。以予所见，与其屡屡变更国体，毋宁与比利时做一反比例，于共和国中制为君主主义之宪法。果尔则政体虽更，而国体依然不动，可得由是实行，适于历史民情之政治也。予拟对于新宪法断行此根本意见，归国后晤见大总统二次。然此次宪法当综合新《约法》与前清《宪法草案》，从事起草，若无大异议，其终了之日必较早也。照目前预定期间为三个月。而民国将改帝制之说今又盛行，惟予见大总统时，察其言动，实未稍示帝制自为之意。余终以为今后之中国，若得综集政治上权力于总统一人，当必不至有称帝之希望也。(13)
此后，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即便是到了筹安会力推的君主立宪制即将成为现实之时，汪荣宝仍在坚持应该在中国推行总统世袭或民国立君，并“自诩先见”。(14)实际上，考虑到汪荣宝此后在洪宪帝制期间的表现以及此前其父汪凤瀛坚决反对杨度和筹安会变更国体主张的表态，汪荣宝这样的主张实际可能反映了他对袁世凯、筹安会图谋复辟帝制举措的不满，只是作为驻外公使身份的他不便直接表达反对和抗议，只好提出此种看似怪诞的建议来表达对规复帝制之举的不支持。
汪荣宝的观点见报后，随即就有中外时论表达了关注。像《神州日报》就有评论认为较之清末梁启超等人主张的“虚君共和”之说，取而代之的是“民国立君”主张，“世界未有前例，今姑假定其名曰实君共和，岂非共和主义之一大进步乎？”(15)较之这样不痛不痒的支持，更多媒体则是发表了批评意见。有评论即认为总统世袭制这种见解为“离奇怪异之事，遂百思而莫解其所从来”，“噫嘻！是将一手欲掩尽天下之耳目乎？抑借共和犹存以相慰乎？”进而该评论揭露此种论调之实质：
而今以君主之灵魂而加入共和之躯壳，是共和之魂魄散于无形之中矣！而鄙意殊为不然，既欲保存共和二字之虚名，何必多此一番扰动？既欲以回复帝制为目的，固不如一刀两断简捷，易总统之名称为大皇帝可矣！又何必假惺惺作状，以此可爱之魂魄而附入可憎之躯壳乎？然则以此掩耳盗铃之计以诳我国人耶？是彼辈终为自欺耳！(16)
包天笑也在《时报》上发表评论对此进行讥讽，认为这个奇怪主张或可保住“中华民国”这个招牌：
国体问题因避去国际上承认手续之困难，见见趋近。所谓民国立君、总统世袭之论调，创世界未有之奇局，固自我而作古矣！然而亦已留得中华民国四字在也。(17)
《申报》上则发表短评讥讽道：“‘民国立君’‘总统世袭’皆为闻所未闻之新名词也”。(18)
支持共和反对帝制的舆论对汪荣宝的良苦用心同样不理解，也借机对之进行挖苦嘲讽。像激进的上海《中华新报》就发表评论批评汪荣宝的这两种主张，并嘲笑这种意见连帝制派都不愿意接受：“一时引为笑谈，夫总统安得世袭，世袭便非总统；民国安得有君，有君便非民国。以绝对不相容之四字联缀而成一名词，理不可通，例无可考，果其实现，中国则将成何种类之国家，当局其为何种类之元首耶？光怪陆离，宜乎不值帝制激进派之一顾矣。”(19)章士钊(9月17日)也严厉批评了汪氏提出的这两种意见，认为总统世袭、民国立君“诸谬论”“为其最新之方案”，在他看来，“此较之径立君政、变换国号，尤为左道惑众至哉”。(20)
在华英文媒体如上海《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也非常关注汪荣宝的意见，特意对之进行了报道，并连带说及筹安会对汪荣宝建议的不满，以及上海一些媒体《申报》《时报》《神州日报》《新闻报》《上海亚细亚日报》对汪荣宝提议和筹安会的态度。(21)天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也关注了总统世袭一说引起的反响：
总统世袭之说，近颇为政界要人所乐从，其意盖视此为一种调停之法，与中国官场习惯之心理极为投契。然据普通人士之观察，则为此说者殊不免牵强迁就之病。总统果或世袭，试问在实际上与君主有何区别？倘将来时局果至于此，则总统除名义外，概与皇帝无择，不过对外尚具共和国之名而已。(22)
可以说，汪荣宝的主张不仅让维持共和国体者不满，也让希图颠覆共和国体者不满。像杨度在报刊上即间接回应道：“予之宗旨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虽举国反对，予必一人坚持，无论何种利害祸福皆非所计。若反对仅出于文字语言，更不必计较。”(23)
事实上，在反对总统世袭与民国立君论的理据方面，杨度与前引支持共和者的论据颇有共通之处。两造皆认为这两种主张很荒谬，不但缺乏先例，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如主张君主立宪的帝制派报纸《上海亚细亚日报》，即批评两论为“谬说”，民国立君论“太觉牵强，不成办法”，总统世袭说“尤无理由，绝无一顾之价值”，在该论看来，这两种主张证诸法国历史先例“万万不能成立”，中国完全没有模仿必要，如果照行模仿，“他日必有第二次变革事实接踵而来，其祸害之中于国家者将非言思拟议所能及”。(24)该报稍后又发表评论认为倡导民国立君说者的目的看似是“为了免除国际承认之手续”，实际上“无非借外力以自重，其行可鄙，其心尤可诛”。(25)
饶是如此，汪荣宝等人的这种论调很有市场，“可谓应时势之要求”，其说与筹安会的君主立宪说、各军头的“纯粹帝制说”“鼎足而三，势均力敌”。再据《新闻报》的分析：
一般华人较为赞成，而尤以商界及稳健派为最。盖彼等之目的，惟在安宁而已。大约此谋必将采用，以无变更现行国体之必要，而又合总统左右人之所需也。至民国立君说，在外人不免以为奇异，以为世界无此等国家，但以华人中希望安宁与调和，君主派与民主派之意见者以为此制与中国最合，以行政权将永远在一姓之手，又可免继承之危险云云。(26)
不仅如此，袁政府内部支持此论者也众多，“政界中重要人物，无论新派旧派，附和此说者甚多(此辈皆总统素许为公忠体国之人)”(27)。如据早时《新闻报》等报的报道，1915年9月2日，梁士诒宴请汪荣宝、曹汝霖、杨度等讨论国体问题，席上实力派人物、为筹安会提供财政支持的梁士诒认为当下国体变更“难得国际承认”，从而支持民国立君说“颇力”，外交次长曹汝霖亦认为现阶段办理国体变更难得各国一致承认，故他赞同总统世袭之说。其时正在座的杨度对两人立场并不反对，“且亦赞成其说”，“谓宪法规定总统世袭、国体不变亦可”，讨论中各人达成共识，决定“中华民国大总统”七字不改，“世袭”一条再议，并往见日本顾问有贺长雄，请其作文将此意宣布。(28)而《神州日报》上也刊有内容大同小异的报道，其中对杨度发言所述尤为详细：
次由杨度发言，谓鄙人发起筹安会，原因民主国体每当总统改选之时，易惹起纷争之祸，思欲弭此祸。故倡国体之改革，若能将逐鹿总统之祸设法消弭，则民主国体亦无妨仍旧。但欲消弭此祸，非总统世袭不可，应如何于中华民国之宪法上明定总统世袭之条，尚须诸君讨论云云。(29)
复据当时在袁政府内担任要职并为黎元洪高参的张国淦回忆，当时副总统黎元洪等人鉴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形势不可逆转，为应对与反制筹安会的主张，黎元洪及其身边诸谋士(主要是湖北帮)多主张总统世袭制，认为这样可以“有君主之实，无君主之名”，“‘中华民国’的四字招牌得以保存”。(30)此建议经由黎元洪上达袁世凯，其原呈内容有针对筹安会提出的总统继承人选容易引起大乱的问题，黎元洪有针对性地提出：“窃以为总统之号不宜变更，继承之法当为厘定。”认为采用总统世袭制可以有四个好处：
为今日计，莫若定总统世袭之制，为各国开一先例。扬厉练习，后起有资，利一。先朝旧人，易于驾驭，利二。开国守成，政策一致，利三。以国为家，关系密切，利四。综此四利，既有君主之实而避其名。天下之人，复晓然于国体之不更，储君之确定，皆可以相安无事。事关宪法，亦无外人干涉之端。且与大总统先后誓令(袁世凯两次就任大总统，均宣誓保卫共和，防止复辟——引者注)，尤无违反。解除危险，绥靖人心，长治久安，莫善于此。(31)
黎元洪的主张也得到袁政府内部若干高官的响应和配合。袁世凯的亲信、时任财政总长周学熙也呈请袁世凯采用总统世袭制，为此特意上呈文陈述利害关系，劝其只需改变继承人办法即可，不必更改国体导致“国本”动摇，借此游说袁世凯。政事堂左丞杨士琦等人实际也支持总统世袭制，其他高官如章宗祥、曹汝霖、魏宸组、周树模、张一麐、朱启钤等人也均支持此议。(32)时任国务院参议的徐佛苏则担心总统世袭制“于法理事实冲突甚大，恐怕仍不免招各国之疑虑”，还担心中华民国作为共和国，如果宪法上明白规定世袭总统，就会成为“非驴非马之制度”，无法“昭示来祀而公布世界”，遂别出心裁提出为解决这个难题，仅需让现任大总统推荐后任大总统之时，“只当限于一人，举贤举子，纯任自由”。各人建议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希望以“继承问题饵袁”，将国体变更问题调整为继承人问题，变相缓解袁世凯急于更改国体称帝的步骤，让袁世凯做事实上的世袭皇帝，而不必“明白宣布”，“作和缓一时计也”。据张国淦的看法，以上这些官员的建议代表了当时除国民党外大部分不赞成帝制者的看法。(33)故有媒体即报道：“某总长主总统世袭说甚力，政界多数赞成，国体名义决不改，免承认困难。”(34)另有媒体表达了同样意思：“政界中重要人物，无论新派旧派，附和此说者甚多。”(35)《大陆报》甚至刊出“总统世袭制为大多数人支持，筹安会即将终结”这样乐观的标题，认为袁世凯已经不会再支持筹安会的主张。(36)
凡此表达和报道，虽不乏传闻和谣言成分，却大致反映了媒体舆论以及时人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袁世凯、筹安会复辟帝制的心愿。可惜的是，类似建议虽为袁世凯所知，但袁世凯并未表示更多意见，他仍在观察各方反应。
三、筹安会的反制
不管如何，以上这些或真或假但看起来煞有介事的讯息被媒体部分公布后，引发很大反响，且立即招致筹安会的公开反对与杨度的辟谣。为了与汪荣宝等人的主张争胜，并能在同各派系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赢得袁世凯信任，在未来的帝国政府中分一杯羹，面对坊间盛传筹安会主脑杨度亦支持总统世袭制的情况，杨度马上登报自辩，表示媒体中所言的自己赞成总统世袭制，“实系误会，某惟知抱定君主立宪四字一不放松，且谓总统世袭非驴非马，世界所无”。(37)而《新闻报》上也据此刊出模仿杨度口气的戏谑文，表面是在嘲笑总统世袭说，称此说将会本为“国民公仆”的总统之后代永远为“仆役”，“陷总统于奴籍，使其子之孙、孙之子阅万世而不得解除”。(38)实则借此讥讽挖苦杨度和袁世凯推行世袭君主的野心。
至于民国立君论的主张，筹安会视其为“君主立宪说一最大之障碍”。(39)支持复辟帝制的《北京亚细亚日报》模仿梁启超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代表筹安会发表了《异哉民国皇帝说》一文，反对总统世袭制之外，重点反对了民国立君论(即民国皇帝说)，并辟谣说袁政府内部高官无人实际支持民国立君论：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虽有各省公民之继续请愿，及军界之表示赞成，然皆不过要求速为正当之解决，并无何等具体之主张。而近日社会上发生一种浮议，如所谓总统世袭说者是也。此说揆诸学理、衡诸事实，均无一而可。在倡此说者，本属少数，且自知此说既无充分之理由，又与主张纯粹帝制说之军人一派走两极端，全然行不过去，乃更进一步倡为民国皇帝说。此说即对外保存民国之名义，对内恭上皇帝之尊号，似此非驴非马，识者均目为滑稽之政谈。而外间有谓政界要人力主此说者，又谓某总长奔走其事者。兹经本报调查，始知此说毫无根据，现在政界中虽发生此民国皇帝之一说，并无何等积极主张之人，即有一二人偶与人提起此说，亦属个人之意见，并无何等实际之活动。而一般浅识者流，欲借其说以打消君宪，遂张大其词，一若此说即为现时国体问题之归结。不知国体问题何等重大，须当听诸大多数国民之总意，尤须有民意机关代表此大多数国民之总意而为之解决。彼一二人之主张，一二人之活动，欲持无理取闹之民国皇帝说，以解决此重大之国体问题，窃见其心营日拙也云云。(40)
其他支持帝制的报刊如《国华报》等也连续刊文反对民国立君之说。(41)
筹安会内部，孙毓筠和同为“六君子”的刘师培也公开撰文，“极力反对”这两种主张。其中孙毓筠著文“痛驳总统世袭说”，(42)在文章中孙毓筠认为主张此说者的依据基于内政外交会面临困难，故愿意维护旧有的民国体制，只要在约法中加入“大总统世袭”一条，就可以避免因为总统人选更替而带来的纷扰；在外交方面，也可避免列强由于新的承认问题，借此刁难或索取新的利权。面对此种论调，孙毓筠批驳道，这样的见解不了解共和民国之实质，“与共和不相容者，非大总统与皇帝称号之殊，实在民选与世传之别。斯理至浅，宜为论者所知。即使不改称谓，但加世袭，是精神已截然不同。安得谓不事纷更仍为旧贯？”进一步，孙毓筠诡辩道，若仅为此虚名担心招致外祸不愿意变更国体，是“至愚”的行为，“且夫皇帝、总统之称由实，而为名异者也，以其非传子故名总统，以其世及，故名皇帝，是以先有传贤传子之实异，然后乃为总统、皇帝之名别，非有总统、皇帝之实，以后复有传贤、传子之分。简言之，既传子则不得为总统尔！”至于为众人所担心的变更国体会招致列强承认乃至干涉的问题，孙毓筠认为根本无须担心，民初共和初建，形势未明，“各国断不能于戎马未靖之时即承认临时政府为继续清廷之机关”，但目前局面远非民初共和肇建之时可比，中国“统一已久，地方宁谧，改革国体之说本出于人民之公意，国家犹是国家，政府犹是政府，列邦安能不为绝对之承认？况邦交之分际，当视是否影响于其国家。若邦交如故，而但限于从事内部之改革，外人安得为左右袒如斯？”所以有无大总统之名，并不会导致外交困局。接下来，孙毓筠又提出不可采用总统世袭制的理由，国体之分在实不在名，君主与总统之差别“实以选举与世及为其枢纽”，既然总统世袭，自然民选制无存在必要，总统世袭，自然等同于皇帝世及，既有其实，为何还要保留总统之名？紧接着，孙毓筠又提出“不可不用君主立宪制”的理由，中国既不适宜于民主，当然应该规复君主旧制，“君主之能获长治久安者，以君主之位，极为尊严，绝非他人所得觊觎，故一睹帝王之称，即启人绝对不可侵犯之观念。夫然后小心翼翼戴此大君，以一人之安危定天下之治乱。”如果当前形势之下能保留总统之名，“得无使黠者生心，观其名而思其实，浸假而中原依然为逐鹿之场”。推考当下，民主不适合国情，民意偏向采用立宪，君主立宪才是最适合拯救中国的制度，也才是最适宜发扬国家主义的制度，因为民主共和不能发展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发扬之要件，首在于有雄伟之君主，能左右人民，使一贯其精神。”通过这样的选择性取证和立论，很难逻辑自洽的孙毓筠大言不惭地鼓吹此后国体应该采用君主立宪制，并攻击主张总统世袭制者包藏祸心。
与孙毓筠大力抨击总统世袭制的论调相配合，刘师培则“继之又力与民国立君说相搏，关于理论与时势皆非所宜”，特别发表了《民国帝政说之驳议》一文，批评“民国立君”论，“不合于学理，亦于今日时势决非合宜”，“由是所行制度在民国、帝国之间，互相冲突，互为抵触，非古非今，不中不外，为五洲万国所未闻”。“民国之中何容有帝？……既为帝制，何得有民国之名？”(43)
但孙毓筠、刘师培和筹安会均回避的关键是，号称民主共和的民国尚不能立宪，改为君主制后的皇权独裁制国家就能够实行立宪吗？正像章士钊质问帝制派一帮人为何力推君主立宪时所言：“此诚彼辈自鸣得意之语，而亦自欺欺人最甚者也。盖民主之时不能立宪，何以改为君主即乃能之？有识之伦，无从理解。”(44)更关键的是，如果国体改为君主后，君主反对立宪或不愿立宪，那结果当会该如何？如之后时人对于筹安会力主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宗旨的诘责：
虽然国体纵变为君主制，若望其政事果能改符合立宪之事，则殊属困难，将来该会之发起人等对于入会人员及一般国民，苦于无辩释之词，定应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域也。(45)
对此质疑，杨度其实早有预防和回答——他的解决之道是依靠君主的自觉和民意的期盼立宪心理，让宪政和君主互相保障：“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异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无以为人心收拾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安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故自此而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而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46)
根本上，杨度于筹安会口口声声所坚持并为之辩护的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如章士钊所言的“伪立宪”，(47)只有君主(皇帝)而无立宪，把立宪希望寄托于君主的良心发现和民意的殷切期盼，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杨度等人不但借以欺骗民众，更借以麻醉自己，从道德和学理层面为自己积极服务于袁世凯的帝制大业找到顺理成章的理据。此后，筹安会及其变体宪政协进会念兹在兹的就是怂恿和帮助袁世凯尽早称帝、登基，至于独掌大权的袁世凯称帝登基后是否愿意立宪、帝政下是否有条件立宪则根本不顾。一如媒体所披露的六君子之一胡瑛“其趣进君主专制之微意”：
若日满清之覆也，正坐废弛而苦不能专制，兹则将来新帝国之勃兴，但求国事不废弛者，遂纯粹专制而不立宪，或阳为立宪而阴行专制，皆于国家无害。甚且谓吾民所受之福利，视实行立宪之国家犹有进焉，亦未为不可。(48)
其实在袁世凯那里，任何分享或制约其权力的措施他均无法容忍。芮恩施曾同称帝后的袁世凯有过“私下的非正式谈话”，试探袁世凯对君主立宪制的看法，发现时人认为袁世凯会实行立宪的想法“过于乐观”，袁世凯会以各种借口阻挠立宪、加强个人权力。(49)而当时的批评者也有言：“大皇帝意中只有所谓君，并无所谓宪也”，袁世凯称帝申令中所言的“天生民而立之君，亿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足以表明“其专制架子已摆到二十四分”，只是在西南反袁战争爆发后，袁世凯不得不稍作收敛，“乃始欲涂饰一二面目以为调和之地，而又不欲真立宪，乃提一奇特议案”，打算将原来选举自己做皇帝的所谓国民代表“改为立法院当选人”，以便继续进行操纵、维持其统治地位。(50)因此，袁世凯复辟帝制成功后，有时论再次指出筹安会诸人无法保证的是，如果国体改为帝制之后，君主不实行立宪又该如何：
然君主立宪四字，命名甚美，倡更国体诸元勋果能使总统蜕化之大皇帝开诚布公，掬谊热遴干材，以组织责任内阁，刻日实行君宪乎？抑分作两截文字，变共和为君主，告成功于一半，嗣后立宪与否，一任大皇帝之盛意钧裁，百尔小臣无庸越俎代庖乎？(51)
对于此问题，帝制派媒体与筹安会(宪政协进会)只能靠强词夺理来应付，不断重复“改建君主必能立宪”，(52)强调“全国民意”是改建君主后必能立宪的保证，“以共和而能行宪政乃属例外，其不能行宪政者，实通例也”，相反改建君主后却能实行宪政，“以现在全国民意均能觉悟，故知共和之不足以立宪”，只有去除共和这个障碍，宪政才能产生，而只有借助在上位者的“自觉”和“指导”，宪政才能得以确立。借此许诺与“保证”，帝制派为其支持袁世凯定于一尊的行径进行掩饰。
不难看出，杨度及筹安会所谓的君主立宪，实则为专制帝王之代名词，他们只是借倡导君主立宪名义可以堂而皇之地怂恿袁世凯规复帝制，为“圣主开基”立功，自己正可借此飞黄腾达，至于其举动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能否真正实现君主立宪，则非其所计、非其所问，甚至迎来君主专制，亦为其乐见。正如杨度此前所谓：“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53)对此章士钊也早有预判：筹安会“事前张皇其词，非策士之奸言，即妄人之目论。默计帝政既立，此等掩耳盗铃之立宪论，即当弃若筌蹄，而其跋扈于朝野上下之间，将仍为开明专制之说”。(54)
四、争论结果
此次有关国体的讨论引起时人广泛的关注，但在筹安会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的坚决反对之下，而与之对立的汪荣宝等官僚，缺乏公开站出来阻止袁世凯和同筹安会对抗的勇气，“无一能具出头反对之魄力”，(55)关键时刻都采取了附和观望、自保为上的做法。早已是民国世袭总统的袁世凯权衡再三，受到名正言顺观念影响的他拒绝了世界各国缺乏先例的总统世袭制，(56)也认可了筹安会诸人对民国立君说系非驴非马的批评，放弃了他原本比较感兴趣的民国立君这一选项，最后袁世凯决定选择采用筹安会坚持的所谓君主立宪制。“民国立君”和“总统世袭”两个当时颇引起时人瞩目的选项遂成为弃儿，不过朝野围绕此的争论却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大业进行了很好的舆论造势，其间卖力表演的筹安会功不可没。
让袁世凯与筹安会没有预料到的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举动却遭到列强尤其是日本的强力杯葛。在紧锣密鼓地推动复辟过程中，袁政府外交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争取列强特别是日本对于袁世凯恢复帝制大业的认可，其特色是以“民意”赞成帝制为依据展开对日外交活动，一厢情愿地期待或想象日本会由此支持其恢复帝制。而在日本声言打算干涉情况下，袁政府试图将规复帝制行动变为内政事宜，避免给日本干涉提供借口，同时联合英美反制日本，并造成恢复帝制的既成事实，让日本被迫承认帝制。(57)
只是不能如袁世凯所愿的是，早以倒袁为目标的日本政府在10月底、11月初，多次联合列强向袁世凯发出恢复帝制可能导致内乱、应该暂缓帝制的警告。日本及列强的外交威胁让袁世凯及政府中负责外交的官员颇为紧张，遂有个别不明就里的官员重新提出总统世袭制的旧议，建议袁世凯暂停帝制运动，改行总统世袭制，“既可杜外人之干预，又可省无数之手续，且一转移间，未来之帝制易为现成之世袭，改头换面，一举而数善兼备”。(58)可惜这个重提实行总统世袭制以维持民国招牌的呼吁如同昙花一现，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因为这时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形势已经骑虎难下，“实行固足以偾事，消灭则不免贻讥，不得已而行强迫之法，倒行逆施、掩饰一切”。(59)帝制派为敷衍列强和日本的抗议，复辟帝制步骤开始表现得外松内紧，暗地里步骤更加快速，他们希望规复帝制大业不应受外来干涉的影响，为避免夜长梦多，依靠军队的支持和威慑，应按照既定的规复帝制步骤迅速实行，“一切应行之新政次第宣布”。
然而云南公开起兵讨袁这个突发状况，以及日英俄法意等国给予袁政府的外交压力——他们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造成内乱影响其在华利益，让袁世凯不敢立即举行正式的登基仪式，不得不表示年号虽改为洪宪，只是对内称中华帝国皇帝，但对外仍称民国大总统。(60)这样的局面恰如筹安会初起之时汪荣宝等人提议的“民国立君说”那样的结果：为避免产生列强承认问题，在民国设立皇帝制度，对内称帝，对外仍保持民国称谓。(61)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的这一妥协做法，让“民国”“洪宪”与“总统”“皇帝”两个分别对立的符号并存于一体，方案公布后即遭到时人与媒体嘲笑。如有时人戏谑称其为“民国皇帝”“洪宪总统”，或“皇总”或“帝统”。(62)《时事新报》也有评论对此进行挖苦，并特别嘲笑了筹安会：
此说起于两三月之前，其实筹安会诸人不当斤斤焉诋为非驴非马之下策耶？不谓无聊至极、无可奈何，卒亦不能不降心忍气，出此下策，不知筹安会诸人昔日豪谈而今安在也？(63)
稍后时人徐兆玮在洪宪帝制失败后的回顾中也批评袁世凯最终采用的政治体制：“君主共和四不像，征诛揖让两无成。”(64)
不过面对此民国立君局面的出现，不自量力的筹安会变体宪政协进会(筹安会1915年10月16日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因其认为规复帝制的计划已经完成，此后任务是促成君主立宪制度，遂改名)非常不满，遂于1916年2月13日发表《救国宣言》，通电各省军民长官，痛斥“虚伪之共和无须维持”，再度重申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国，号召大家一致讨伐招来“外侮”的云南，拥护君主立宪和袁世凯登基。(65)可惜该通电应者寥寥，仅有个别省份军民长官复电表示支持。如山东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15日所做的回复：
宪政协进会鉴：元电敬悉。贵会提倡君宪，全国表决赞同，立久安长治之策，遂毕雨箕风之好，尽筹伟略，钦佩莫名。滇逆借拥护共和之名，以行其破坏之实，倒行逆施，甘冒不韪，似此行为，本无讨论之余地，现在国基已定，天命攸归，万不可因边隅一二人之障碍，致掣全局。务祈贵会抱定宗旨，积极进行，不胜盼祷。(66)
无怪乎《顺天时报》目其此通电为“无聊之呻吟语”，显示宪政协进会之黔驴技穷，“其辞气声色似觉灿烂归于平淡，与开幕时电报书词迥不相牟”。(67)稍后，《顺天时报》又专门发表评论，逐一驳斥宪政协进会这个通电，指出此举“徒惹中外人士之讪笑也”。(68)
宪政协进会为何急于让袁世凯登基？除了刻意迎合袁世凯称帝心切、早日达成所谓君主立宪之外，如稍早时《上海亚细亚日报》发表的评论所言，他们还期待袁世凯登基(“正位南面”)后，有“日光出而爝火息，天泽定而乱机绝”的效果。(69)再据唐在礼1961年10月的回忆：
因为外面不稳，所以筹备帝制的几个中心人物更急于请袁早日即位。那时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时间越拖，天下越乱，如袁能早一天即位，就可对全国各地用皇帝无上的权威实行镇压。因此，行过朝贺典礼之后，就把预拟的电报发出，用皇帝的名义通令全国……(70)
这大概的确是很多热心帝制者发电请求袁世凯登基的幕后情况和现实需要。所以有时论认为那些急于劝进登基的人，其真实目的仍在借此实现个人欲望之满足：“轰轰烈烈所为何事？无非求登极以后得应茂赏，以达其升官发财之目的耳。”(71)
过去对洪宪帝制和袁世凯的研究，很多学者基于后见之明，从全知视角出发将袁世凯复辟帝制举动视为蓄谋已久的阴谋诡计，是一场袁世凯全盘操纵的独角戏，系民初以来袁世凯大权独揽的必然结果，而忽略了规复帝制过程中袁政府内部存在的杂音和异议，以及袁世凯一度面对的多种选项——洪宪帝制其实并非唯一的选择。只是在当时各种论述相互竞争的过程中，袁政府内部分实务派如汪荣宝等人所提出的总统世袭和民国立君主张学理上有欠妥帖，虽更具有现实必要性，更有利于维护袁世凯的长远统治和当下的社会稳定，而且也获得了诸多体制内稳健者的支持，但却招致媒体舆论与筹安会的口诛笔伐，最终为袁世凯放弃，从而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筹安会主张获得袁世凯青睐，中华民国由是改为中华帝国，袁世凯成为皇帝，年号洪宪。
吊诡的是，虽然筹安会的鼓吹在理论上为袁世凯颠覆民国、规复帝制之举进行了大力背书，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筹安会的诸多立论均系诡辩或强词夺理，由此不但暴露了其要求更改国体背后的阴暗目的，同时还暴露了袁政府内部的矛盾与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引发了时人和时论极大的关注度，并让不少有识之士由此产生担心与恐惧，纷纷走上同袁世凯的离心或决裂之路，大大损耗了袁世凯统治的合法性，所谓“筹安而全国反因之不安”。(72)抑有进者，袁世凯和筹安会的操作，也让帝制反对者提早筹划反袁之举，更让日本决心全面介入各方谋划的倒袁大计，以达到其推翻袁世凯统治之目的。(73)故此，当日本秘密支持下的护国运动爆发后，外强中干的袁世凯便不敢直接称帝登极，而是采用了对内称帝对外仍称民国大总统的怪异政治体制，留下“殆真千古一遇之怪物”这样的讽刺。(74)
[本研究受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谨致谢忱]
①当时人所讨论的国体，多数系指我们今日所言的政体，当时已经有不少明智者如汪凤瀛、梁启超等人清楚认为所谓共和所谓君主立宪，皆为政体，而非国体。但为了尊重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用法，笔者这里沿用“国体”表达。关于近代时人的国体、政体用法及其混淆情况，可参看范贤政：《“国体”与“政体”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与分化》，《学术研究》2014年第3期；王宏斌：《“政体”“国体”词义之嬗变与近代社会思潮之变迁》，《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等等。
②曾有学者根据张国淦的回忆提及袁政府内部部分高官主张总统世袭一事。参看张超：《周树模、庄蕴宽与民国初年的两次复辟运动》，《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③《筹安会之成立》，《大同月报》第1卷第9号(1915年9月15日)，第35页。该宣言在不同报刊上有不同版本，内容大致一样，惟本文引用的这个《大同月报》版结尾部分内容稍多。
④杨度：《谈筹安会(1915年8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册，第589-590页。
⑤参看杨度：《君宪救国论(1915年4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册，第565页。
⑥汤虎余稿：《主张帝制之理由原来如此》，《神州日报》1915年10月14日，第1页。
⑦参看杨度：《君宪救国论(1915年4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册，第567页。
⑧汪凤瀛参政：《致筹安会杨皙子论国体书》，该文先为各报公开发表，后又被收入寉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乙卯九月刊行，出版者信息不详，“国体类”，第21页。
⑨湘中言午子：《吾之筹安观》，《顺天时报》1915年10月5日，第3版。
⑩《研究之多事》，原刊《新闻报》，转见寉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国体类·杂录”，第32页。
(11)《来件》，《顺天时报》1915年8月26日，第4版。
(12)参看《是是非非之变更国体谈》，《神州日报》1915年9月4日，第3页。参看《汪荣宝之民国立君说》，《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2日，第1张第1页；《民国皇帝又备一说》，《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4日，第1张第1页；《译电》，《时报》1915年9月11日，第1张第2页；《愈趋愈奇之调停》，《时报》1915年9月24日，第2张第4页。
(13)《是是非非之变更国体谈》，《神州日报》1915年9月4日，第3页。参看《汪荣宝之民国立君说》，《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2日，第1张第1页；《译电·北京十日大陆报电》，《时报》1915年9月12日，第2张第3页；《民国皇帝又备一说》，《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4日，第1张第1页；《译电》，《时报》1915年9月11日，第1张第2页；《愈趋愈奇之调停》，《时报》1915年9月24日，第2张第4页；《汪荣宝主张总统世袭说》，《时事新报》1915年9月14日，第2张第3版；《汪荣宝之行止及谈论》，《新闻报》1915年9月15日，第1张第3版。
(14)《汪荣宝在公府之宣言》，《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11月19日，第1张第1页。
(15)《杂书七则》，原载《神州日报》，转见寉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国体类·杂录”，第28页。
(16)朱志血：《君主乎……共和乎……》，《神州日报》1915年10月18日，第1页。
(17)笑：《留得中华民国》，《时报》1915年9月6日，第1张第2页。
(18)觉迷：《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1915年9月7日，第4张第13版。
(19)昶：《汪荣宝》，《中华新报》1915年11月19日，第1张第3版。
(20)秋桐：《民国本计论》，《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第18页。
(21)"Wang Jung-pao,Chairman of Constitution Committee,Is in Favor of Monarchy," The China Press,September 11,1915.
(22)转见《西报评梁任公文字》，《新闻报》1915年9月10日，第1张第3版。
(23)杨度：《在北京与某人谈话(1915年9月7日)》，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册，第590-591页。
(24)子奇通信：《国体主张之各方面》，《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1日，第2张第3页；叔牟通信：《民国立君说之无谓》，《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3日，第2张第3页。
(25)几伊通信：《各国对于吾国时局之态度》，《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2日，第2张第3页。
(26)《汪荣宝之行止及谈论》，《新闻报》1915年9月15日，第1张第3版。
(27)《国体问题纪闻》，《时事新报》1915年9月12日，第2张第2版。
(28)《专电》，《新闻报》1915年9月5日，第1张第2版；《有贺长雄恐难交卷》，《新闻报》1915年9月6日，第1张第3版；《政界重要人物之态度》，《新闻报》1915年9月8日，第1张第3版；《筹安会之分派观》，《申报》1915年9月6日，第2张第6版。参看：《是是非非之变更国体谈》，《神州日报》1915年9月4日，第3页。参看《汪荣宝之民国立君说》，《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2日，第1张第1页；《民国皇帝又备一说》，《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4日，第1张第1页；《译电》，《时报》1915年9月11日，第1张第2页；《愈趋愈奇之调停》，《时报》1915年9月24日，第2张第4页。
(29)《民国立君说之展开》，转见寉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国体类·杂录”，第15-16页。
(30)参看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6-67页。
(31)参看张国淦：《北洋述闻》，第202-203页。
(32)参看《总统世袭说之现势》，《时事新报》1915年9月12日，第1张第3版、第2张第2版。
(33)参看张国淦：《北洋述闻》，第203-206页。
(34)《专电·北京》，《新闻报》1915年9月14日，第1张第2版。
(35)《民主世袭说之变调》，《新闻报》1915年9月16日，第1张第3版。
(36)"President to Be Hereditary Is General Opinion; 'End of Chou An Hui Near at Hand'," The China Press,September 8,1915.
(37)《杨度反对总统世袭》，《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2日，第1张第1页。参看《总统世袭说之辩驳》，《新闻报》1915年9月14日，第1张第3版。
(38)烛龙：《戏拟某参政驳总统世袭说》，《新闻报》1915年9月17日，第4张第3版。
(39)叔牟通信：《民国立君说之无谓》，《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13日，第2张第3页。参看《民主世袭说之变调》，《新闻报》1915年9月16日，第1张第3版。
(40)该文转见《国体问题之最近趋势》，《申报》1915年9月18日，第3张第6版。
(41)转见《国内专电》，《时报》1915年9月16日，第1张第2页。
(42)参看《孙少侯也做文章》，《时报》1915年9月13日，第2张第3页；《孙毓筠驳总统世袭说》，《时事新报》1915年9月13日，第2张第2版；等等。该文原名为《论国体书》，又被收入寉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国体类·甲说”，第48-52页。
(43)《刘师培君对于民国帝政说之驳议》，《顺天时报》1915年9月12日，第3版。该文又见：《申叔之高论》，《时报》1915年9月14日，第2张第4页；《国体声中之见闻录》，《时报》1915年9月15日，第2张第3页；《是是非非中变更国体谈》，《神州日报》1915年9月15日，第3页。
(44)秋桐：《民国本计论》，《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第3页。
(45)《筹安会之进退维谷》，《顺天时报》1915年10月30日，第2版。
(46)参看杨度：《君宪救国论(1915年4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册，第569页。
(47)秋桐：《民国本计论》，《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第6页。
(48)友箕：《帝政论之归墟议》，《神州日报》1915年10月14日，第1页。
(49)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5-146页。
(50)北京通讯员余三：《看他怎样下台》，《民国日报》1916年2月29日，第2张第6版。
(51)时中：《我亦希望实行君宪》，《顺天时报》1915年12月12日，第7版。
(52)参看曾铭绶：《论改建君主必能立宪》，《上海亚细亚日报》1915年10月7、8、9、10日，均在第1张第1页。
(53)参看杨度：《君宪救国论(1915年4月)》，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册，第563页。
(54)秋桐：《民国本计论》，《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第9页。
(55)《总统世袭说之现势》，《时事新报》1915年9月12日，第1张第3版。
(56)《筹安会之非难声》，《申报》1915年9月13日，第2张第6版。
(57)有关洪宪时期袁世凯政府的对日外交活动及日方反应情况，可参看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天津：《大公报》社，1934年，第1-41页；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承红磊：《洪宪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政府的对日策略》，《近代史学刊》第1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5-106页。
(58)参看《总统世袭制之提商》，《益世报》1915年11月24日，第2版。
(59)《帝制实行与军队》，《时事新报》1915年11月26日，第1张第3版。
(60)参看《帝制问题近电》，《神州日报》1916年1月5日，第1页。
(61)《是是非非之变更国体谈》，《神州日报》1915年9月4日，第3页。
(62)参看天忏生、冬山合编：《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上卷，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第46-47页。
(63)干青：《民国之名实》，《时事新报》1916年1月5日，第2张第2版。
(64)徐兆玮日记1916年8月11日，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1674页。
(65)《读宪政协进会因滇乱布告全国文志感》，《顺天时报》1916年2月17日，第2版；《宪政协进会发表救国宣言》，《北京亚细亚日报》1916年2月14日，第1张第1页。
(66)《各省覆筹安会电》，《爱国白话报》1916年2月18日，第2版；《靳将军等力持君宪之要电》，《北京亚细亚日报》1916年2月17日，第2版。
(67)《无聊之呻吟语》，《顺天时报》1916年2月14日，第3版。
(68)《读宪政协进会因滇乱布告全国文志感》，《顺天时报》1916年2月17日，第2版。
(69)无怀：《登极与滇乱》，《上海亚细亚日报》1916年1月16日，第2张第4页。
(70)参看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见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66-167页。
(71)《新评二》，《新闻报》1916年1月14日，第2张第2版。
(72)时中：《防乱政策》，《顺天时报》1915年11月19日，第7版。
(73)唐启华教授从外交视角认为“外交因素应是帝制失败的主因”，袁世凯“不肯对日迁就，殆为其失败主因”。参看唐启华：《洪宪帝制外交》，第354、355页。不过从内政层面看，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实缘于内政失败，外交失败又加速了内政的困境。时人对此也有评论：“外人之为我虑也，则曰内乱、内乱。吾国人之自为虑也，则又曰外患、外患。其实苟无内乱，则外患何自来？苟无外患，则内乱亦不足畏。而今则内乱也、外患也，俨若有相挟以俱来之势。其为外人利我内乱乎？抑我国人乐有外患乎？俱未可知，而要其互相依托，彼此交引以为重，则其势彰彰矣，奇乎不奇？”臞：《奇乎不奇》，《神州日报》1915年11月3日，第2页。
(74)浩然：《新评一》，《新闻报》1916年3月25日，第1张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