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新时代的现代化分析之前，我先介绍一本书，是两位美国学者威廉·斯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写的。

这是一本奇书，名字是《第四次转折——世纪末的美国预言》。

这本书上说美国有一个80年的大周期，从18世纪70年代的独立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再到20世纪30—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如今。美国基本上80年一个轮回。在这80年里，每20年又是一个小周期。

从二战到肯尼迪遇刺，是美国最近80年大周期的第一个小周期。美国欣欣向荣，每个人信奉的理念都差不多。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思想解放的20年。里根之后20年是展开时代，也就是威廉和尼尔这本书的写作年代。他们预期到2005年，美国要进入最后一个20年，即危机时代，几乎预言了2008年金融危机。

书中还推测说，美国从2005年到2025年的这个小周期将以什么方式结束？要么是内战，要么是跟外敌打一仗，然后再创造一个新历史。

这本书把我关于历史线性进步，尤其是直线式进步的观念彻底打破。历史会循环，包括大循环和小循环。后来我想，这一理论用到中国也适合。

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人也可以分为开创、生长、展开（繁荣）、再生的一代。毛泽东代表开创的一代，邓小平代表快速生长的一代，江泽民和胡锦涛代表展开的一代，中国经济在全球上升到第二位，而且遥遥领先。从2017年开始，中国进入大周期的最后一个小周期：再生的一代，即新时代。

新时代要干什么？如果按照美国这两位学者的理论，新时代对应的是两件大事。

第一，纠偏。

中国在上一个发展阶段中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大，不可否认。但也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腐败问题。腐败在某些地方几乎成为一种文化。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十分深入，但十九大之后仍然有人敢腐，这很奇怪，所以要以一种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反腐，让他们不敢腐，建立一种新文化。

第二，强化党组织的生命力。

党组织的生命力一旦衰退甚至涣散，容易导致政治和经济结成不该有的联盟，对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高质量发展不利。因为政商合流容易导致公权力的商业化，甚至导致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形成不该有的市场壁垒，影响公平竞争和市场活力，最终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我在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过程中实地调研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读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我发现那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知识精英、商业精英和政治之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联盟，无法让整个社会形成良性的竞争。

还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平等。

我们国发院有一个调研团队每两年做一次全国性调查，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最高峰是0.52，什么概念？这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的水平。众所周知，那些地方贫富差距巨大。我们最穷的10%的人口只拥有全国总收入的0.5%，资产为负，靠借钱生活，最富的10%的人口拥有全国总资产的70%、总收入的40%，这就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要纠偏。

经过多年的纠偏，反腐已经接近尾声，党组织的生命力也得到了提升。不平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进一步努力。

面向未来，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还有几个重要的内容需要进一步建构。

第一，要重建党的权威，包括党的组织权威、党的理论权威、党在群众心中的权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重建理论。

我们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但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基于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价值意味着只有工人创造价值，资本不创造价值。在现实中，工人往往只拿一部分收入，工人工资之外的收入都被归为剩余价值，也就是剥削。有剥削就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基于此理论，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不容易代表全国人民。如果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点不更新，下一步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还是不是存在阶级属性？因此，这一关键理论需要重建。为此，我们要认真重读《资本论》。

我们以前把《资本论》当作一本实证的著作来读，但它开篇和定调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种假设，不是事实观察。所以《资本论》是一部典型的哲学著作，而不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在观察的基础上建设新理论。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的底层就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存在阶级和剥削，从而很好地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如果劳动价值论只是一个假设，尤其是如果这个假设不牢靠甚至有错，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重建理论。

对于今天有很多讨论的共同富裕，关键点一定是投资老百姓的收入能力，而不是既有财富的重新分配，否则共同富裕的内涵就与老百姓内在的价值观不同，就意味着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

因此，二十大报告里有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把富人的钱直接分给穷人和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当然不符。

第三，最后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创新体系，也就是新型举国体制。

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是外部环境变化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其次是面向未来，世界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台海局势也存在变数。万一出现极端情况，中国被全面封锁，没有自己的创新体系，产业链不能实现自我循环就容易陷入被动。

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走过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路程。如今，我们要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发起冲击，过程中难免遇到新的变数和挑战，因此全面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尤其是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十分重要。

（本文节选自作者于2022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73期EMBA论坛上的演讲。全文已收录于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出版的《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