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日本对华态度及中日关系深受日美同盟的影响和干预。近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美战略实力日趋均衡，这让日本长期处于遭盟主美国“抛弃”的疑虑中。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日美在对华问题上步调愈发一致，日本试图以“制华”来稳固同盟关系。日本整体战略指向“西倾”，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凸显，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或将因此迎来“范式之变”。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一直受到日美同盟的影响及干预。即便日本的战略自主性有上升趋势，中日美三国之间的互联互动日益增强，这种干预甚至规范作用也没有消失或减弱。日本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是稳固日美同盟，在此前提下根据自身利益制定或调整对华政策。大多数情况下，日本是通过调整日美同盟关系来应对日显重要的“中国问题”。可以说，日本对同盟状态的认知以及对同盟的管理结果，很大程度上会结构性地影响其对华政策调整及中日关系走势。

在日美同盟的管理上，日本与许多“次级盟国”一样，一直在努力应对两大难题，即“被卷入”和“被抛弃”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过度依赖日美同盟，有被卷入或陷进美国对外战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则有被盟主美国“抛弃”的风险。就日美同盟及中日关系而言，随着时间推移，日本更加担心的是“被抛弃”的风险而非“被卷入”的风险。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加速取得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中美战略实力与博弈能力日趋均衡，这使得在日美同盟中居于弱势地位的日本更加难以打消遭美“算计”及“抛弃”的疑惧，始终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安意识。

同为美国的亚洲盟友，韩国、菲律宾和泰国，一贯非常重视并小心翼翼地注意避免“被卷入”风险，但日本的行为却日益显示其更专注于应对“被抛弃”的困境。这符合同盟理论所指出的，对“被抛弃”的恐惧会导致弱势盟友采取各种对冲和保险策略。

中日建交50多年来，日本数次调整对华关系，皆与同盟状态即遭遇“被抛弃”风险有关。1972年提速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和2019年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同中方达成“十点共识”，分别与“尼克松冲击”与“特朗普冲击”直接有关。不久前，日美同盟曾因“特朗普冲击”受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日本在强固同盟的同时，还大胆开展了一些基于战略自主行为的尝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于“被抛弃”的严重疑虑及担心，在战术上以大幅度的对华接近进行了对冲和保险策略。

2021年1月，拜登出任美国总统后，美日同盟愈加关注中国。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一大重点是联合盟友的力量，在对华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实施全方位对华打压。在拜登对“特朗普冲击”采取修补措施后，日美同盟的对华政策比之前更为协调。这也是近十多年来，日美同盟在对华议题上分歧最小、日方“同盟困境”感知最弱的时期。日美双方在一些战略性议题上走得更近，在协调行动上迈出了新的重要步伐。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特朗普时期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拜登的对华统一战线，日本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对日美同盟的信心，加强了“联美制华”、强硬对华的政策倾向。

近期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日本以积极配合美国在安全、外交及经济领域实施“制华”举措作为交换筹码来稳住同盟，同时积极图谋利用东海、台海及南海问题作为战略棋子，诱压美国及日美同盟深度介入。日本不再像以往那样担心被卷入中美冲突，反而煽风点火，密切配合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甘愿站到军事对峙前沿。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日本整体战略指向“西倾”，并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走得更近，中美日三角关系更加失衡。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集中凸显，制衡中国开始成为日本对华外交乃至整体外交的主线。

当前日本对中国的防范与戒备，甚至可以说已超过中日建交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岸田政府围绕人权外交、军事转型、经济安全、台湾问题、“岛海”争端等的涉华政策不断示硬逞强，进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和摩擦，对双边关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战略上倒向美国的趋向明显，在重大敏感问题上消极动向频仍，对华转用对抗性策略的一面显著提高。这种强硬与鲁莽的应对，正使中日关系以及两国相处之道面临历史性的“范式之变”。

在这种关系格局下，两种态势及趋向已引起世人高度关注。一是，在中美战略博弈及中美、日美关系中，日本日益加速推动形成“同盟制华”的基本格局。日本调整对华关系或会保留转圜余地，但均属于战术性对冲而非战略性变革，在可预期范围内不会超出日美同盟框架的约束。二是，日本为减少“被抛弃”的同盟困境，正以增强并借助同盟扩展的方式，承担新的安全角色及防务职能。这些战略新方向，正悄然撬动日美同盟关系的属性和架构，其后果亦有可能极大地改变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地缘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