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亚洲及中国周边国家中，日本是对华采取制衡战略的最典型国家。当前，其围绕“制华”虽在大力推进依靠自我力量的内部制衡，但仍需主要依靠强化同盟与均势的外部制衡。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大国博弈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日本的这种内外制衡显现同步走强、互促交融趋向。同时，日本为解决内部制衡的实力差距和手段欠缺问题，正着力推进经济安全政策与攻击军力构建；为解决外部制衡中存在的“同盟疑虑”问题，正采取以“两海”为抓手拴留美国、同时打造“准同盟”体系并引之入亚的两大举措。日本对华制衡也面临各种艰巨的内外制约因素，为中日关系策略性转圜留下了一定操作空间。宏观看，制衡作为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要义，导致中日政治安全关系总体趋于紧张，也使中国改善对日关系的努力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 键 词：日本安全战略 对华制衡 结盟 准同盟 中日关系
面对中国崛起，日本正按照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在亚洲国家中较为罕见地采取经典的制衡(balancing)战略。近年的学术文献，在这一点上共识大于分歧。①日本官方文件、智库报告、精英言论、主流舆论显示，其自认陷入了二战后最糟糕的地缘政治环境，其中最主要因素是中国崛起并“改变现状”。围绕国家安全政策尤其对华制衡，日本国内不同战略学派存在着较高程度的共识，分歧限于时机、范围和程度，而非道路和方向。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进入拜登执政时期后，基于对内外形势判断和自身利益诉求，日本转换特朗普时期的战略制衡与战术对冲相结合的思路，对华采取“高度制衡”战略。②日本一度在各种利益、国家安全和价值观的权衡中设计微妙平衡的对华政策，然而如今其一项制衡议程即“制华”似乎掩盖了其他所有政策的存在感。日本常态化地推进对华制衡，给中日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危害。这一问题在探讨中日关系时无法回避。迄今的文献已有所涉及，但结合新形势的系统研究成果以及相对完善的分析体系尚待构建，即相关问题主要不是日本多年来是否在对华制衡，而是在国际大变局下其对华制衡的新动向、新机理和新特性。鉴于此，本文聚焦军事安全领域议题并旨在回答如下问题：如果用制衡③概念来解释日本对华安全战略，那么其本质和特性是什么？为何是制衡而不是对冲等其他选项？日本意图依靠的是内部制衡还是外部制衡，其正迈向内部制衡导向吗？日本在新形势下的对华制衡受限与困境为何，又将在哪些领域加以修正和突破，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何种可能的规范与影响？总体而言，日本更新对华制衡，对中国安全环境带来诸多冲击，也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复杂化和困难化。
一、概念辨识与分析框架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推动其战略思维及安全政策转型的主要理由一直是中国的崛起。2013年12月，日本二战后首个《国家安全战略》就透露出以下信息：通过强化能力和改革国家安全机制，加强日美同盟，并与其他海上“民主国家”结成更紧密的联盟，以制衡崛起的中国。④在整个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外交防务领域的官方文件，每年都在高调反复渲染安全环境险峻及中国“军事威胁”。2021年7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声称中国正加大对地区海域的领土主张力度，对日本和该地区构成不安因素，直接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⑤将邻国崛起作为风险与威胁并持有高度警戒，预示着日本不可能采取对华结盟、追随战略，而主要采取制衡来进行应对，制衡才是其对华安全战略的核心指向和要义。
(一)文献回顾与基本共识
在国际关系学文献中，邻国或守成国如何应对崛起国是一个重要的经典研究课题。结构现实主义对此采取“制衡/追随”二分法的研究范式，即一国应对崛起国可有两个战略选项——“制衡”或“追随”(bandwagoning)。制衡主要是通过对外结盟、对内强军来达到均势及威慑，以抬高假想敌国崛起障碍和进犯成本；追随则是向对方表示屈服及接受其支配和指挥。⑥
国内外学界不满足于此二分法者，采用“对冲”(hedging)作为“第三条道路”，来(部分)解释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对华战略。⑦但是，其中有将对冲“泛用化”的现象，认为东亚很多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对华策略都属于对冲，哪怕该国采取了比较经典的制衡策略；⑧或者，即使意识到“对冲泛滥”，但也只是将对冲解释为“制衡—追随”谱系下的策略组合。⑨这说明“对冲”并没有突破“制衡—追随”二分法的框架属性，即把“对冲”概念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补充及延伸。一国在战略与安全层级实施对冲，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不面临直接威胁、没有意识形态划线、主要大国未进入全面对抗。或者，对东亚国家来说，拒绝与美结盟、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坚持独立政策的次级国家，才可采取对冲策略。⑩显然，对以日美同盟为战略与安全基轴、与美高度军事合作的日本来说，其在内外环境上不具备这些条件，对冲只能是战术性和局部性的策略行为。(11)
冷战结束尤其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对华战略究竟是制衡还是对冲，曾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辩论，以2010-2012年前后为界，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十年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代表性观点是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J.Samuels)等学者2002年提出的政经分离“双重对冲”策略，认为日本选择的是“安全盟美、经济靠中”。迈克·望月(Mike Mochizuki)在2006年的文章中提出了接触加防范的混合战略。(12)这反映出，在中日国内生产总值(GDP)逆转以及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等重要事件及时间节点前，国际学界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分析是相对乐观的。(13)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国内外学术文献基本形成共识，倾向于认为日本对中国崛起采取的是较为典型的制衡战略。(14)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在其2010年著书中提示的“硬对冲”实际已包括13本对华内外制衡的主要内容；(15)比约恩·克伦宁( E.M.)2014年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指出：2010年以来的日本安全政策改革，其军事重点首先代表了对中国崛起的传统制衡反应。(16)古贺庆在2016年的论文中提出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和2012年钓鱼岛危机后，日本对华战略一直是以制衡战略为主轴，而非“合作与防范并存”的对冲战略。(17)克里斯托弗·休斯(Christopher W.Hughes)则在2016年以“怨恨的现实主义”来概括2012年以来安倍内阁的对华策略正转向“硬制衡”和“软制衡”。(18)亚当·利夫(Adam P.Liff)在2019年论述称，日本的对华战略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益迈向“制衡”方向，对冲战略对此的理论解释力明显不足。(19)
(二)理论推导与经验事实
可以认为，日本的对华制衡是最符合经典理论预期的国际关系现象。制衡是解释日本对华政策尤其形成风险源的一个总的根源性学理概念，也抓住了中日关系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关键特性。
一般而言，在国际关系当中，美国是守成国，中国是崛起国。但在东亚地区，日本主流政治精英的自我身份定位较高，自负地认为中国是崛起国，日本并非中等国家或次级玩家，而是守成国或因为与主导大国的特殊关系成为霸权体系维护者即守成体系的核心成员。正如安倍2013年公开宣示的那样：日本“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次级国家”，“日本要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领袖”。(20)《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防卫白皮书》及《外交蓝皮书》等日本政府文件也反映了此种立场：美国霸权体系下，中国的崛起是“改变现状、挑战秩序、构成担忧”，妨害了日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追求。(21)
这意味着，日本不愿在东亚区域接受中国占有主导地位，也不会放弃自身在维护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方面的重要角色。大国崛起是实力及权势长期不对称增长的结果，与其相对照的是原有大国的相对衰落。(22)大国崛起背后的权力相对变化会引发安全困境，守成国的策略往往会转向制衡乃至遏制。(23)在以守成国身份自居的日本看来，无论是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本身还是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过程，都是对体系主导权以及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挑战。其思维定式当是采信了现实主义的如下法则：守成国是这些风险的最后承担者，不可能通过对冲将风险转移出去，对崛起国的态度就是要么接受它要么消除它，守成国的工具箱里很难有对冲这一选项。(24)所以，日本选择在中国崛起深刻改变亚洲权力格局之际，提升自身军力、强化结盟，在对华安全战略上采用了典型的现实主义制衡逻辑。此种行为与东南亚或南亚国家采取的顺应、追随和对冲策略有着明显不同。
当然，日本对华制衡不时伴有“战术对冲”等伪装或改造。安倍执政时期，日本对华采取了一系列看似接近和示好的外交姿态。这一切基本发生在特朗普执政时期(2017-2020年)，即日本对美国霸权信誉以及日美同盟承诺缺乏信心和安全感之际，日本采取了战术性对冲及策略调整。也就是，日本对霸权国的“承诺不确定性”做出了一种对冲，而此对冲主要是象征和信号，是诱压美国能够回调政策而非脚踩中美两只船的战略对冲。(25)当外部条件发生反向变化时，日本对华战略的钟摆又会回到高度制衡的位置，这就是其对华政策显现姿态摇摆不定与机会主义色彩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2021年拜登上台以后，日本的对华战术性对冲很快就止步不前。目前的中日关系，仅就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的规范性影响而言，是从“特朗普阶段”转换到了“拜登阶段”(2021-2024年)。在这个区间内，日本认为，美国霸权必定打压中国，中美战略竞争定当加剧，美国将越来越需要而不会抛弃日本，中美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划时代性的对日“越顶外交”。日本开始相信拜登政府力行“协商团结”盟友之举，因而对日美同盟抱有高位信心。异于此前的安倍施策，菅义伟内阁判断，在拜登时期日本有必要也有利好条件对华加码制衡，所以其对华政策思路已转换到一种高度制衡路线。(26)
(三)分析框架：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
在概念和形式上，制衡包括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和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新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自助的世界中，一国寻求安全最好的保护手段，是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内部制衡是通过加强自身实力尤其军事力量，依靠独自能力来提高敌国入侵本国的成本。外部制衡主要是通过与第三国缔结同盟关系的坚定的军事承诺，来防御、威慑或遏制共同的对手或敌国，(27)包括通过这种方式防范和阻止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变得过于强大以至成为主导。
在自助和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内部制衡在理论上被认为比外部制衡更可靠和稳固，因为其依赖于独立的策略和行动。但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下的相互依赖的系统，几乎没有国家能靠内部制衡或单一手段保障国家安全。新现实主义学派并不认为内外制衡可以截然分开并各自采取行动，实际上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和互相嵌入的。此正如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Waltz)指出的：当力量不平衡时，国家试图增加自己的力量，或者与其他国家结盟，使国际力量分配达到平衡。同样地，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亦认为，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只不过是同一行为的两种不同形式。(28)
以上两种制衡，实际都是为了达到均势的目的。正如华尔兹将均势理论视为其结构现实主义综合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制衡是达到均势的手段，是均势理论框架内的谱系一环。在无政府主义结构体系里，相对能力是结构的可变因素，国家行为体由于相对能力的变化(在权力争斗中落后的国家)，采取对外手段和对内手段来实现其目标，调整国内政策样式和联盟格局，将有望导致变化发生、促进均势的形成。(29)
日本使用的制衡，是一套组合工具，形式上看分为内外制衡，就属性而言，又可分为硬制衡(包括“有限硬制衡”)和软制衡(包括“间接制衡”)。(30)当今世界，各国在采取任何一种制衡选项之前，都必须综合考虑所有的制衡选项，尤其鉴于硬制衡往往会带来直接冲击，有限硬制衡或软制衡有时会成为更有利选择。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特别在安倍晋三、菅义伟执政时期，日本对华内外制衡战略不断发展、推进，下文所述的属于内部制衡范畴的军力发展以及属于外部制衡的对美结盟，是典型的硬制衡，而准同盟构建等则属于“有限硬制衡”或“半软制衡”。
二、内部制衡：能力强化与困境
国家行为体信任内部制衡，因为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日本推动对华内部制衡，总体思路和基本方策分为如下两档。首先，从当前考虑，保持对华战略威慑和总体均势仍然要依靠美国。这样，即便中日发生冲突，中国也无法动用战略打击工具。在这一前提下，日本要尽量增强常规军力及攻击能力，以“成本强加”方式实现对华威慑和吓阻。其次，逐步为未来提前做好准备：面临中期内中美形成战略均势或同盟发生变故的可能情况，日本自己应具有很大的能力独立应对中国“安全威胁”。日本对华内部制衡，在安全领域体现于推动国防政策和军事现代化的变化上，这将对中日及日美关系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打造制衡利器：自主防卫与攻击军力构建
多年来，日本一直在推进针对中国的内部制衡尤其是硬制衡。所谓硬制衡，即严格意义上的制衡，指当事国针对对手采用的军备竞赛升级、武力威慑甚至激烈的实力打压。据此可将敌国置于危险境地，增其进攻成本和代价，从而加强威慑和吓阻作用。日本认为自身对华内部制衡的能力严重不足，所以应在可能范围内加速补足一些短板和弱项，构建军事竞争非对称优势。实际上，日本自卫队已拥有了相当的打击力量及精锐作战能力，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在防卫领域不但大力解禁或松绑“软件”，还调整军力结构和态势、督导自卫队发展高精尖武备。
对安倍这样的保守政治精英和现实主义者来说，最具吸引力且容易着手的内部制衡议程，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改革，即政策松绑与软力量释放，尤其创建一个与世界主要国家类似的安全与防卫架构。为了在军事上抗衡中国，日本已努力改革一些国防政策上的“过时限制”和“扭曲事象”(31)，以释放存量、提高国防效率。安倍重掌政权后，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方针，改革并强化国家安全决策与协调机制，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和国家安全保障局(NSB)，并大幅提高了自卫队现役将校在防卫省的地位和决策权。此外，安倍还着力消除政策和法律障碍——对日本国防政策的其他限制，作为对华内部制衡战略的一部分，例如大幅放宽武器出口和国防产业对外合作的禁令。最重要的是，安倍内阁于2014年修改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府决定，使日本理论上能够与美国更有效地进行合作，并与澳印等准同盟或伙伴国家探索新的防务合作。2015年，日本又通过“新安保法”，广泛拓展了自卫队在操作方面的地理范围，以及在一定条件的行动自由——为外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持或选择保卫美国和其他友邦军队。英国的日本安全问题学者朱利奥·普格利泽(Pugliese Giulio)就此总结道：“安倍利用了日本对中国威胁的认识——这是他帮助培养的一种情绪——使曾让他陷入困境的安全立法合法化。”(32)上述这些改革，不一定会导致日本军力在数量上发生重大变化，但在未来会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表明，大国经常进行内部制衡，为此总在迅速复制当时的主要军事创新，以在军事能力上达到与对手的平衡，增加对抗能力。(33)日本近年的强军轨迹似乎恰是这一逻辑的脚注。2013年，安倍政府制定二战后日本第五个《防卫计划大纲》，大纲强调“统合机动防卫力量”和“岛屿防卫”建设，着力更新海空自卫队装备，并开始在东海与西太平洋举行大规模的单独或双多边军事演习。2018年，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针对中国军力发展进一步出台系统应对措施，提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特别注重武器系统尤其主战装备的换代升级、打造陆海空天电网“跨域作战”，(34)其对高科技及常规军力的追求目标已接近“正常大国”水准。其间的新动向，具体体现在如下三点：(1)紧盯高边疆及全域防卫能力建设，从以前尾随跟跑美军(在军事思想、理念和政策、能力等领域)转换到谋占军事制高点、掌握国防主动权。事实是，从2019年到2021年，防卫省及自卫队陆续成立了规模不等的跨域和高边疆部队，例如“网络防卫队”“太空作战队”和“电子战部队”等；(2)攻击型尤其远程打击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力量建设正式被提上日程，进入推进落实阶段；(3)加快完成军力部署调整和战场态势营设，打造西南群岛“要塞化”，构筑第一岛链北部的防空、反导和对舰的闭环导弹打击网。与此相关，近十年来，日本政府特别注重两栖战力的建设，组建水陆机动团，与美军配合反复演练夺岛作战。当前，三点之中尤须关注第二点即自卫队攻击力量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高精尖”模式发展，自卫队具备了强大能力，拥有包括不依赖空气推进(AIP)型号在内的22艘先进潜艇、包括F-35隐形战机在内的380多架战斗机、含有8艘“宙斯盾”舰和4艘直升机航母在内的50多艘大型水面舰艇。(35)尽管如此，2020年6月，安倍还是指示内阁着手修改201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尽快确定发展攻击力量的方针。(36)日本政府急于规划新安全战略，动因是其认为依靠原有的“专守防卫”方式和手段，已无法应对包括“导弹威胁”在内的周边险恶环境。日本在2020年夏季出人意料地取消了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计划，引发了关于日本是否应该通过获得对敌攻击能力来增强其防卫力量的国家辩论。其结论是进一步推进军事领域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路径是建立强大的常规威慑武力，以攻代守、构筑攻势防卫，以高效的进攻性手段达成新形势下的有效威慑和反击军力。2020年12月，菅义伟政府做出日本自主研制防区外发射导弹(stand-off missile)的内阁决议，(37)明确了谋求更进一层的远程攻击能力的方针。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美国正倾向于允许日本超越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常规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得先制攻击能力的可能性。事实上，日本也正利用日美同盟机制购买高科技军事技术，加速国防自主及攻击军力建设。2018年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出台后，自卫队意图发展的新攻击能力系统模式计有：改造“出云”号和“加贺”号护卫舰为航空母舰，搭载F-35B隐形战斗机；投资远程(防区外)空射导弹，包括联合攻击导弹(JSM)、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JASSM)和远程反舰导弹(LRASM)，这些导弹预计射程在500-1000公里之间；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改良日本国产12式地对舰导弹，使之增程至900-1500公里；同时，列入预研项目的则有用于岛屿防卫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HGV)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HCM)等。(38)
随之而生的两点重要动态，值得高度关注。第一，日本军事方针和作战思想的范式转换。自卫队已重新开始考虑使用武力和打击工具，打破日本对“攻击”与“动武”的独特限制和模式，而不是在这方面仅仅依靠美军，并且目标直指中国。2020年7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主张，对准备攻击日本的敌人导弹发射装置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不违反日本宪法。(39)日本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表示，日本的防卫能力“会根据国际形势、军事技术水平等各种因素而变化”，并以如下措辞暗示了对外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在不局限于日本领土、领海、领空的地理边界的情况下，在自卫权范围内使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力量保卫日本。”(40)对此，著名安保政策专家北冈伸一给予了直白解说：“为应对中国威胁，日本须切换防卫战略，构建遭到攻击后能够立即反击的体制，使其认识到攻击日本的代价高昂。”(41)
第二，日本将“后中导”时代视为对华“陆基导弹制衡”的机遇。如上所述，日本新近推动的对华内部制衡利器，是以导弹为主的远程攻击力量体系。日本研判中国中程导弹对之构成严重“压力”，开始探讨有效的应对方案。2019年后，随着“中导条约”(INF)失效，东亚被美国卷入“后中导”时代，日本政界和战略界部分人士认为此是“可用之机”，自卫队可以开始考虑新的防卫合作议程：通过自主发展与引入美国新导弹能力的双轨路线，抵消中国的中程导弹优势并缩小己方导弹劣势，加强对华军事制衡及威慑工具。如此，将使中国在第一岛链和西太平洋的战略筹谋和战术行动复杂化、困难化，平添新的成本。(42)日本对独自发展以及日美联合部署中导的态度，可能会受到战略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果日本认为环境进一步恶化、中日军力差距决定性拉大，未来其姿态可能会比目前的表现更加灵活。陆基中程导弹作为海空发射导弹的重要补充，将会对日本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并使之对未来的研制和部署保持开放的选择。若如此，日本的军事规划者大概率会考虑如何将远程打击系统整合到一种新的军事战略中，即让自卫队在日美同盟应对中国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A2/AD)上做出更多贡献。(43)
(二)内部制衡面临的制约与困境
日本在推进对华内部“硬制衡”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和重要突破，但也面临着内外制约与独特困境。日本政治精英及决策层认为谋求增强军力尤其建设打击能力在军事上是有利的，但在现实推动中却面临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重重困难，需要克服宪法及法律、预算、技术和社会层面的各种障碍。(44)
1.经济状况与预算支出的限制。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内部制衡的基本变量，但近年表现总体欠佳。日本政治精英层多数不愿接受国家步入安静的衰落通道。直到2021年，日本政府连续不断推出宏观刺激政策，但真正的结构改革和调整重组难以到位，经济振兴的主要指标没有实现，GDP比起十年前增长有限。超高债务、人口老化、通货紧缩和市场低迷的重压，使得该国提升内部制衡的实力基础面临有限空间。这一条件也使得日本官方和战略界普遍认为，主要依靠外部制衡才能达到“制华”目标。(45)
大幅增加预算为新的军事能力买单，大举发展进攻性(甚至核武器)武备，在当代日本并不现实。有限的国防开支阻碍了东京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军力自强计划。为了发展攻击能力，日本要么大举增加国防开支并打破占GDP1％的上限，要么以延迟或牺牲其他关键防务任务为代价。然而，这些选项都不太现实。数年前，日本防卫专家就预测，日本若要实现防卫自主和独立打击(前沿部署与拥核)能力，需要将每年防卫费增至政府财力无法承受的2200亿美元左右。(46)所以，日本防卫预算即便突破GDP的1％，在中期(十年)内最多也只能达到1.0％-1.5％，即500亿-800亿美元左右的水准。安倍首相在任期间，扭转了日本国防预算不断下降的态势，甚至实施了创纪录的高支出，但这种预算的实际绝对增幅也仅为轻微程度。从2013年度到2021年度，日本防卫费用实现九连增，平均每年增加约0.8％，但金额仅多出70亿美元左右。
2.国内政治与民意因素的阻力。日本开发、部署和维护新的军事攻击能力，不但在预算方面，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成本也很高昂。首先，日本政治和政情变动、领导力问题，不时影响相关政策连续性。例如，前述2020年6月安倍就已指令修订国家安全战略，但菅义伟9月上台后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政策改革和应对疫情等的挑战上，导致“有关修订国家安全战略的讨论急速萎缩”。(47)与安倍相比，菅不太可能将自己有限的政治资本大量消耗于可能面临国内外关注和争议的新军事能力构建上。
同时，日本民众仍然对将军事力量作为政策工具的做法深感疑虑，并担心任何放松限制的举措都会导致国家陷入论争和冲突。日本安全态势的任何重大改变，都需克服来自政治和公众的阻力，尤其建构主义学说认定的反军文化与规范的强大约束。(48)安倍2015年推行安全立法，就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和支持率下降，其在任内几乎放弃了修宪的雄心。日本政府渲染的“中国威胁”，虽然导致许多日本民众疏华厌华，却没有化为公众的好战敌意。(49)因而，追求打击能力甚至仅仅宣布这样做，都将在日本民众中引起极大争议，政府领导人如果不是足够强势和集权，则缺乏足够动力去投入政治资本，来说服公众接受日本战后安全角色的急剧扩大。(50)
3.技术、实操与经验障碍。(51)自卫队在独立操作攻击能力系统和实施打击行动上，仍面临艰巨复杂的困难，例如移动的固体燃料导弹很难追踪和打击，因为其可以分散在战场上且保持隐蔽，可以迅速重新定位目标并完成发射。日本目前没有足够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来探测和监视机动导弹目标，也不拥有必要的察打一体作战任务系统。自卫队要么需要购买自己的大规模系统以获得独立的打击能力，要么只能严重依赖美方的资源支撑。中短期内，日本可能实现的目标是，依靠巡航导弹等对付敌国的固定目标，而美国则维持攻击移动导弹等的任务。(52)因而，日本还需要使自己的任务成为一个全面联合攻击计划的一部分，将日本打击能力体系整合到日美同盟的指挥和控制框架中。迄今为止，日本一直在抵制这一计划，而选择了与美国平行的指挥结构。
事实上，关于打击政策、战略原则、察打能力要求、触发事件、采购部署或攻击系统在日本如何训练等，日本政府尚未也难以做出任何官方公开阐明。自卫队作战仍然是纵向式的，没有足够的能力跨域作战进行通信、规划或操作。政府即使做出宪法允许国家拥有攻击能力的结论，仍然面临着为这类部队定义并规划战略、任务和参数的艰巨任务。
4.对外关系与国际因素的制约。面对大国崛起，日本一直认为无论是在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其与崛起国在常规兵器水平上至少大约处于同一等级，且其本土很难遭到攻击。但现在，远程打击力量可以轻易使日本本土遭到攻击。日本现在即使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常规兵力，也很难做出决断与显得弱小的他国进行战略对决与军事冲突。日本缺乏完整的战略独立性，不具备大国的战略纵深和天然资源。(53)自卫队中高层普遍认为，如果不大幅增加国防预算，或者不依赖美国在日本发动攻击后控制战争进程及升级，目前日本的军力将难以独力对抗中国，其对中国的主动攻击并无意义。(54)
从理论上讲，日本提高军事能力的捷径是发展核武器。一般估计，日本凭其科技及产业能力可在数年内制造出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然而此举的战略成本无法估量。日本获得此种军事能力将使自身陷入安全困境：加速亚洲的核扩散，使其他国家感到威胁和不安，导致军备竞争螺旋式上升，最终使日本更加不安全。所以，此策并非现实战略选择。同时，如果美国被认为鼓励或允许日本获得打击能力，日本的邻国，包括中俄朝韩，可能都会对日美做出负面反应和警示。
三、外部制衡：结盟与其制约
日本自觉无力单独制衡中国，近期无法设想没有日美同盟或外力加持的情况下独立应对“中国威胁”。但同时，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所言：即使没有美国的存在，中国在亚洲崛起也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不利条件，特别是存在日印及东盟等行为体的制衡行为。(55)日本战略界对此大体认同并倾向于认为，通过有效的外部联合，可以对中国形成有力制衡。(56)为此，日本充分利用“同盟”这一外部制衡的经典方式，同时还试图创新性地开发“准同盟”功能。
(一)同盟战略：经典操作与“拉美留美”
结盟是外部制衡的经典现象。面对中国强势崛起，日本认为美国实力是其不可或缺的终极安全保障，日美结盟是其遂行外部制衡的强大保障；在一个更加均衡和有效的联盟中，日美将能够调整联盟安排以适应当代和未来的安全现实，以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尤其是“中国威胁”。(57)
为进一步深化拓展日美防务合作、强化同盟威慑能力，2015年日美时隔18年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此次修订，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日方更显积极主动姿态。新指针使日美进一步接近“对等伙伴”关系，具有四个突出特点：第一，建立常设联盟协调机制(ACM)，升级双边规划机制，以高效无缝应对各个阶段的事态。第二，明确扩大实质性合作范围，包括情报、监视和侦察以及天网电等新兴领域。第三，根据日本集体自卫权部分解禁新动态，允许自卫队保护盟国友邦的军事资产。第四，呼吁美国和日本深化与区域伙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包括在伙伴能力建设中联合发挥主导作用。(58)
正如前述，当前日本对日美同盟信心较为充裕。2021年1月拜登上台后，日本积极影响并主动塑造促使美方政策调整，将日美同盟作为对华制衡的硬核基础。对此，美方亦将其外长及防长联袂首次出访国(日美“2+2”会谈)、白宫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等机会留给了日方。“后阿富汗撤军时代”，美国战略收缩并重心东移，意图从“反恐”抽身，深耕印太和东亚，集中资源对付中国。从欧亚大陆心脏回到陆海边缘地带，重建美国的战略前沿，应当是拜登主义的对外核心要义。这个趋势对日本、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具有某种结构性影响。日本基本倾向于将此认作应对“中国威胁”的有利因素：美国深度回归进程将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抬升日本的地位与作用，日美联合“制华”有可能更趋同步。(59)
但是，仍然有两点战略因素让日本担心不已。第一，美国战略收缩或孤立主义这一历史经验造成的记忆阴影。实际上，迄今日本已做出诸多对美合作努力来克服阴影：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包括之前在阿富汗、伊拉克、印度洋开展对美后勤支援行动，等等。正如日本政府当时向公众解释的那样，这些任务都是为了巩固美国在东亚对日本的承诺。经过“特朗普冲击”，日本更加担心美国对外战略出现反复和摆动，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能力和意图以及同盟困境中的“被抛弃”前景，总有潜在不安与焦虑。(60)特朗普治下，美国在对外决策时并没有十分考虑日本的安全利益，日本至少在2017-2020年间认知到维护国家安全仍需依靠本国力量。(61)美国知名日本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2019年在其著作中指出，安倍政府加速强化日本防卫力量，以及日本意欲成为一个有能力独立应对军事冲突的正常国家，表面上是为防范中朝，但其中同时也隐含着对美忧虑即对美国对日安全承诺不确定性的高度担忧。(62)
第二，超过以上程度的、对于未来日美中战略格局走势的深刻担心。未来十年左右，中美关系态势将逐渐呈现战略均势，两国在亚太实现妥协和共存、美军实施收缩或回撤，皆有可能。(63)即便有安全条约和延伸威慑，美国在关键时刻能否为日做出“牺牲”仍存变数，其战略变换亦有可能导致日美同盟失策失效。在当下日本战略家眼里，这将是一种灾难性的甚至最令人恐惧的战略局面。为避免这种局面发生，日本一定要让美国深刻介入地区事务、牢牢将之钉在亚太，使之不愿也不能脱身，这也是日本未来大战略的重中之重。(64)为此，除了运用过去的手法——政治确认、战略磋商、制度化联系与常态化演练提升互操作性，以及以“日美+”的小多边安排将美国嵌进地区安全合作网以外，日本目前着力推动的是以能够助美、利美的角色，拉住拴住美国，从而加强同盟军事安全合作，确保对华外部制衡的最大支柱。
具体而言，日本以美国热衷的“两海”(南海与台海)问题为两大抓手，炒作威胁，“伴美起舞”，拖美“驻亚入海”。首先，日本的南海政策实质上成为其对华战略制衡的重要一环。日本积极介入南海争端，深化日美在南海的合作，意在维系日美同盟主导的亚太基本格局尤其海洋安全秩序。同时，日本配合美国加大在地区层面制衡中国的力度，对日美与中美两组关系进行反向互逆调节，积极迎合美国战略需求，将之作为换取美军驻留亚太、在中日竞争中积极实施对华制衡的筹码。因此，日美同盟在南海地区开展的安全合作愈发频繁，采取了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和巡航、海上防务力量建设援助在内的多重措施。(65)
其次，更令人关注的是，日本图谋利用“台湾”作为战略棋子，诱压美国及日美同盟介入台海并实施制华。近期，随着强调台湾是中美冲突潜在导火索的报道增多，日本愈显“协美助台”的积极姿态：在双多边官方声明中多次提及台海问题，其多位政要更是妄言军事“保台”。(66)当前，日美正强化对台海局势的研讨与应对，初步形成加速准备军事介入的共识。未来，日美“威胁认知”将更趋同，存有围绕台海危机联手加强对华压制的趋向。日本确有“以台海制东海”的策略考量，但从大战略格局看，日本配合、助力美国介入台海，才可更有效果地使美国与东亚发生纠缠，拖住美国并使之赓续介人中日关系，以确保美国对整个离岸岛链的看管和威慑。让美国留在东亚并持续干预地区事务，是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最大战略。没有这一点，日本现阶段施行的一切对华安全战略都无从谈起。
(二)“准同盟”新战略：广域“建群”与外联内引(67)
某种程度上，日本推动“制华”的主要新特点，是着力在全球推动“准同盟”关系及其体系构建。这种安排更多的是一种“有限硬制衡”或“半软制衡”：一种非正式军事结盟关系，通常基于一定的军备建设互动、军事协调或地区安全合作等。(68)其具体内涵和特点可表述为：当事方在威胁界定与战略共识、安全磋商、装备技术交流、军事互操作性、部队互访与联合演习等领域都有广泛协议和具体实施。日本的准同盟构建，是日本囿于宪法限制和历史原因对外所能采取的、除日美同盟以外的一种次高级“联盟”方式，也算得上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结盟与制衡意涵的一个重要拓展。日本属意打造的两个准同盟战略板块，分别是“四方群”和“日欧群”。对照之下，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目前还难以达到准同盟的状态——东南亚各国基本拒绝“选边站”及卷入大国角斗场。
日本的这种准同盟体系，在属性上更多地体现为构建以价值观为基准的海上安全民主联盟，在形式上更多地展示出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的抱团与协作。日本并不幻想准同盟可以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关键，但是其无疑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再保险选项，也日益成为日本对华制衡的重要平台和补充装置。美国的知日专家迈克尔·格林曾言：一个强大的日本同时与海上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将限制北京方面的胁迫选择，亚洲和平一体化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战略平衡。(69)
1.充实升级四边机制(QUAD)
2007年，在安倍呼吁下，日美澳印举行“四边安全对话”高官会议。2012年，安倍重掌政权后提出“民主安全菱形”这一日本版“印太战略”的雏形，呼吁四国发挥更加积极作用来保卫两洋安全与和平，更明确地聚焦于海上安全并对抗中国。(70)这不仅是对日美同盟的补充和强化，更蕴含着未来摆脱对美安全依赖、构建日本主导下的安全合作网络的意图。2016年8月，安倍首次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中重要一环就是以共同价值观打造四边海上民主安全机制。其后，四国于2017年重启对话，2019年9月首次举行外长会议，至2021年3月首次召开视频峰会并发布联合声明，且首次超越政治磋商而设置具体工作组，推动“四边机制”实现重大升级。2021年9月下旬，四国预定还将举行首次领导人线下会议。
这意味着，四国合作在机制框架上基本成型，朝着小多边准同盟体制乃至“亚洲版北约”方向趋近，已成为日本对华持续制衡、综合性竞争的平台。很明显的是，日本在该机制中发挥引导和黏合作用，操弄其对华展开围堵和威慑，并促推四国“印太战略”对华开展体系对抗和秩序拼争。(71)当前，四边机制的对华传统军事制衡正在加速：举行越来越重要的联合军演，以更快的步伐推进双多边防务合作，例如，2020年11月在孟加拉湾首次举行“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2021年8月在菲律宾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其目标主要集中在牵制中国对海洋权益和国家主权的维护，削弱后疫情时代中国影响力的提升。
日本为构建和巩固四边机制，多年来还持续推进日澳、日印安全合作关系。日澳2007年即签署安全协议，直至2020年成为“特别战略伙伴”、签署部队《互惠准入协定》(RAA)，基本确立准同盟关系。同时，日印关系在近年来也迅速发展，两国安全交流及合作不断加深。随着印太地区力量平衡迅速变化，印度日益成为日本的区域战略伙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认为印度是中国的天然竞争对手。当前，日印已通过安全磋商(“2+2”对话会议等)、军事演训、有关部队互访与后勤支援及装备技术的协定等，达到了一种近乎准同盟的状态。此外，日本参与推动的四国框架中的多个三边对话与合作机制(日美澳、日美印、日澳印)业已形成，较为典型的是2015年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参加了美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以及2016年以来日美澳、日澳印三方会谈，不断就南海争端进行对华批评，就强化海洋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并推进实操。
2.广域结网：日欧安全与战略合作
近十多年来，日本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加强与欧盟的安全合作与政策沟通，大幅增加对欧接触频率与高层来往，同时也在利用这种关系推行自己的全球政策。2013年，安倍内阁在日本二战后首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将欧盟定位为具有相似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72)同年起，日欧双方陆续签署一系列战略或政治文件，尤其2019年生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不仅涵盖政治对话和政策合作，还包括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73)这些合作框架，确认了共同战略利益与协调意愿，为日欧加深政治和安全关系提供了保证。2021年4月，日本与欧盟举行最新一次安全与防务磋商，重点聚焦印太海上安全合作。当然，日欧的具体军事联系实际多是通过日本与北约(NATO)之间的合作实现的。2013年，日本与北约发表《联合政治宣言》，2014年安倍作为日本首相首次访问北约，双方签署了《国家伙伴合作计划》，内容涵盖联合军演、网络安全、防务人员培训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合作。2018年7月，日本驻北约代表处正式成立并运行，其被赋予承担双方在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联络和协调等任务。
近年，在国际秩序变动下，日欧日益倾向于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待双边关系，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安全关系。(74)应对中国崛起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被认为是贯穿日欧安全合作各个领域的中心事项，也是日本国内关于日欧合作的一个中心辩论议题。双方日益展现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促进海上安全为优先军事合作事项的战略意图。尽管在地理上存在距离，但日本非常努力地试图与欧盟及北约走得更近，通过扩大合作并借助这一平台来制衡所谓“中国威胁”。
不过，需要承认，尽管日欧展开了这些整体性的战略与安全合作，但双方军事联系的实体与操作仍须依靠与欧洲大国尤其英法德三国的双边互动来实现。(75)日本与三方的双边关系中，日英安全合作起步早、层级高，最早形成典型的准同盟关系：高层安全互动频繁、防务磋商级别高端、军事及装备技术合作机制完备、部队间互访合作与交流密切。而且，日本的“印太战略”和英国的“全球英国”构想都主张在国际层面发挥安全领导作用。2019年1月，日英领导人会谈宣称要锻造“同盟关系”，而安倍2020年2月宣称日英关系处于1902年结盟以来“最密切”状态。(76)日法安全合作总体上接近日英之间的水准，基本拥有类似于日英合作的框架、机制和内容，2019年双方签署的新版“日法合作路线图”重申寻求进一步发展特殊伙伴关系，并特别强调自卫队和法军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日德安全合作起步相对较晚但正在加速发展，双方2021年3月签署《情报保护协定》、4月首次举行“2+2”会议，此外亦已签署了部分类似于日本与英法之间的多种安全防务协议。
3.引导准同盟势力介入“两海”，制衡中国
印太尤其海洋领域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日本将此视为与域外力量开展全方位“制华”合作的关键舞台。(77)因此，日本引导准同盟势力介入南海和东海，开展日益频繁的安全合作，采取了包括发表涉海安全声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巡航、援助第三方防务力量建设等在内的多重措施，意图通过“两海联动”对中国制造更大的周边压力。
首先，日本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名，试图将准同盟势力——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引入东亚及南海，尤其对有意介入南海地区事务的英法德等国，更是通过各种途径拉之“入亚”，以“建群组团”方式联合牵制中国在南海影响力的提升。2019年10月，安倍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在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同时，日本将与英法德澳印等共享价值观的国家携手，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努力。(78)
日本的努力不乏“成果”。例如，2016年2月，日澳印三方举行副外长级磋商，对中国在南海“推进军事化”的动向表示“强烈关切”，并就强化海洋安全合作达成了一致。从2016年开始，日本主导或策动在G7外长会议和峰会声明或宣言中加入涉海内容，典型事例是2016年4月在广岛主导发表G7外长《海洋安全声明》，宣称“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加剧紧张态势的恐吓、威胁、挑衅行动，要求所有国家克制大规模填海造岛、构筑据点以用作军事目的的行为”，对中国进行不点名指责。(79)2020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日美澳印四方外长会议上，日本推动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重点针对中国在南海等地区的军事行动，同意携手维护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包括安倍、菅义伟在内的日本各级领导人，在访问欧盟、北约及英法德等国期间，都要频繁谈及南海争端，试图拉拢更多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进而规范和制衡中国“改变现状”和“挑战秩序”的行为。(80)
其次，比起南海方向，最新的动向是日本引导准同盟势力介入东海。围绕东海及钓鱼岛争端，中国过去面对的主要是日本或日美同盟的存在，但近年来，日本积极引入域外势力，推动多边干涉。安倍、菅义伟治下，日本拉欧介入东海争端，双方在军事安保领域的合作明显提速。从2021年5月至今，日本相继与法英德等国开展双多边演训。5月，日法美澳四国首次在东海区域举行“离岛防卫”两栖军演，从演习地点、科目及参演兵力看，四国军演明显针对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及前出态势，尤其意在威慑中国所谓的“夺岛意图”、牵制中国维权巡航活动。
2021年9月，德国向印太地区派遣军舰并停靠日本港口。同月，英国航母战斗群停靠日本以及参加联合军演，月初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登上英国航母后声称，“在东海和南海发生不依据国际法单方面改变海洋秩序的举动”，英舰驻亚“有助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81)日媒普遍认为，这明显是在牵制中国。而且，早在同年7月英国国防大臣访日之际，就对首相菅义伟罕见使用“同盟”措辞，侧面出示了日本引欧入亚、制衡中国的阶段性成果。(82)
除了美欧，日本还积极游说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介入东海争端，派舰机赴日进行双多边联合演训，试图以国际多边博弈的模式来强化对华军事威慑和制衡，吓阻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维持海上博弈优势。日本拉拢域外准同盟势力干预东亚安全事务，不仅会加剧周边地区紧张形势，也会使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的对抗持续升级，为东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带来新的干扰因素。
(三)日本对华外部制衡的障碍与限度
外部制衡作为当今一种更常见的制衡形式，也会遇到各种制约因素。其成功取决于一个持久和连贯的联盟体制，或接近于联盟的坚强的伙伴体系。然而，由于体系结构和地缘因素限制，对日本来说，这两条路径都存在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很难有效把控和确保。
1.“同盟疑虑”：团结、承诺和履约问题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及不稳定状态，从本质上导致所有国家更愿采取自助方式，并对联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总是缺乏足够信心。(83)正如华尔兹指出的：真正的外部制衡“只有在(大国)战争的压力下才会发生”，(84)联盟是不应过度依靠的临时安排，盟友各方的意图和利益并不固定，其间的合作往往难以协调和维持，(85)联合对抗威胁的承诺兑现也并不确定。正因如是，近十年来，日本需要利用各种双边场合，向美方就“协防”钓鱼岛问题再三进行联盟确认。
此外，即便最坚定的联盟也会出现技术故障和深刻裂痕，甚至常态性地陷入协调和行动困境，(86)例如，围绕成本分担及平等奉献等问题，容易难以达成共识而产生分歧和矛盾。(87)特朗普曾对美日安保体制及美方吃亏受损状况抛出严重不满，多次批评“我们的盟友不支付公平份额的军费”，2019年日美两国为此开启了新一轮“东道国支持”(HNS)谈判，美方要求日本一举增额四倍，并以从日撤军相威胁。(88)特朗普治下，美国显然只重视自己利益，不惜损害同盟关系，日美相互信任度由此明显下降。这也被认为是安倍对华策略性接近的一大动因。除了贸易摩擦，围绕朝核及对俄关系等安全议题，美国屡屡“绕日”而行，使东京的领导人不再相信可以依靠美国人来保卫日本。(89)2019年6月，美媒引述白宫内部人士称，特朗普总统正考虑让美国退出《美日安全条约》，因为该条约对美国不公平，只规定美须“卫日”却未记载日要“卫美”。(90)虽然日美官方后来都否认消息的真实性，但报道已让日本国内舆论哗然。因此，日方一度对美国承诺的可信性颇为怀疑，对同盟困境的“被抛弃”前景充满疑虑和不安。(91)
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战略的基轴，妥处“同盟困境”是日本外交的核心任务。尽管双边同盟的军事性质已明显加强，但日本的对美戒心仍在继续。近十多年来，也只是拜登主政后，美日对华认知及应对才更趋于一致。(92)两国不时互疑和摩擦，对双方同盟关系产生侵蚀作用，减弱了日本对完全依赖美国即能得到安全保障和繁荣环境的信心。在利用台海、南海问题缠拉美国之际，日本也不得不注意到：在处理这些敏感事项时需要保持微妙的立场平衡。这意味着，日本只能以“有限清晰的模糊立场”来设法确保美国介入，同时避免不必要地激怒中国乃至发生直接冲突。国际观察界也对日本过分积极的意图表示了提醒：“虽然日本出于对台好感以及支持日美联盟而对台湾表现出积极立场，但东京对华盛顿应坦诚相待，不要夸大自卫队可以做出的贡献。”(93)日本可以用炒作“两海”议题拴留美军，但看来这也只能是在顾及中日关系根本大局下的有限作为。
日本当前并不太怀疑美国的同盟重视战略，但对拜登执政团队的政策统筹力和战术执行力(尤其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暴露出的)多少感到疑虑和不满。如果拜登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变成“跛脚鸭”总统，其推行政策的能力将进一步遭到削弱。相比特朗普政府，拜登团队在推进对华打压上体现出一定战略谋划性，但实际效果尚未让日本信服，并且总体上其国际领导力和盟友关照力依然欠佳。日本国内仍在疑虑：拜登在遏华上是否为“言胜于行”的“奥巴马第二”，或者拜登的政策仍是特朗普政策的某种延续——只能在有利于美国霸权护持的前提下照顾盟友伙伴，在此之外则另当别论。(94)
2.准同盟体系构建的困境
按照日本的话语逻辑，中国日益“自信武断”“改变现状”的行为，应该引发广泛区域的联合制衡浪潮，然而在现实中见证的却是，印太等地区是一种“制衡不均”且“制衡不足”的局面。与能够看到的日美对华制衡相比，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并未制衡”。四边机制与日欧合作，这是日本寄予厚望的两个准同盟外援体制，但其问的多数国家只将中国视为一种“挑战”而非“威胁”，尤其对地缘政治结盟和军事斗争持审慎态度，对卷入大国冲突感到担心。包括日本欲倾力将之拉入准同盟圈以制华的其他印太国家，基本都反对强烈、有挑衅性的对华制衡举措，例如缔结条约联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和海军巡逻等。也即，这些有关国家乐见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无意配合其挑动事端、撺掇制华的政策行为，当然也更不愿加入日美领导的对华制衡联盟网。日本对此状况深感失望和焦虑，(95)因而当下其在国际及地区的各种双多边外交场合，往往不顾外交礼仪和中日政治共识，竭力攻击与黑化中国、挑拨中外矛盾，强硬姿态往往堪比或超过美国。
上述“并未制衡”之因，一些是体系结构性的，与全球化、国际治理及经济接触的变化有关；另一些则是中国作为东方崛起大国的独特形象和属性所致；还有一些反映了中国周边国家面临的成本、利益和激励计算。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的扩大，将各种国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削弱和限制了制衡的吸引力和效力，使极端形式的制衡变得不那么容易接受且代价甚大。例如，大多数欧亚及印太国家近年来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呈指数级增长，据此得到的是更多利益实惠而不是压榨和威胁。即使是日美澳印四国，其对华经贸来往也非常活跃，中国是此四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因素阻碍了更传统的军事联盟建设和遏制战略，取而代之的是对华软性约束与制度建设举措。这种转变代表着一种广泛的趋势性努力，即扬弃制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和新兴大国的崛起，而这正是当前日本不愿加以考虑和改变的。
同时，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日本着力借重的四边机制仍未筑牢制度性基础，各国皆有自我利益和盘算，没有明确的共同安全承诺，就“是否鼓励集体制衡中国存在分歧”。(96)东盟在印太处于居中位置，四边机制亟须东盟支持，但日美对东盟的争取工作一向效果不彰。日本拉欧入局、双方战略接近与安全合作之路也受到多重现实因素制约。当前，欧洲内部问题簇生，其更加强调战略自主。日欧安全重点定位存在差异，双方都把重心置于各自周边安全且难以开展高强度海外军事行动合作，使欧盟在对助日制华方面的安全贡献有限。(97)欧洲大国在经济上看好中国市场，对华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经贸关系，皆须在安全与经济、欧中和欧日关系之间寻求平衡。因此，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强化在印太的军事部署，展开在东亚的军事行动，并不等于甘受日本指使、为日火中取栗，更不等于支持日本在东海及钓鱼岛争端中的立场。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无政府世界中的国家在面临大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时，通常要在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做出选择，即加入守成国制衡崛起国或与崛起国结盟成为追随者。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东亚很多国家的行为既不属于制衡，也不算是追随，而是通过对冲策略在中美之间形成不选边立场。相比之下，日本显然采取了自己独特的、鲜明的立场。
综合本文所述，至少可得出如下几个有关日本“制华”的总体判断。(1)日本对华采取的是符合结构现实主义经典概念的制衡战略。这清晰地体现为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相配套的组合方略，并且内外制衡并进互促、手段交合，都在提速前行、做强走实。发展军力和对外结盟，是硬制衡的典型做法，所以日本对华制衡是以硬制衡为主，并辅以大力推进准同盟等软制衡。(2)日本的对华内外制衡，都遇到较大程度的制约和障碍，实现度难以“达标”。内部制衡主要受到成本高昂、资源不足、法律束缚、民意反对等国内障碍影响，外部制衡则存在着经典的日美“同盟困境”和伙伴“跟随不足”等问题。(3)日本实施对华制衡，正进一步抬升内部制衡权重并欲将之作为政策立足点，其发展非对称作战能力、攻击武备的意愿和势头将更加强劲、明显。不过，亦如本文所见，在可预见时期内，日本无力单独制衡中国，无法实现有效的对华内部制衡。(4)外部制衡的硬核是日美同盟。因而，为在东亚拴留美军、维护同盟的有效性，日本将加大对美配合、策应工作。这被认为是日本制华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日本还会持续加大力度鼓励友邦及伙伴参与介入对华制衡。日本认为，可以通过依靠同盟、准同盟组网的外部制衡方式，来应对安全困境及“中国威胁”。(98)这也是日本对华安全战略的核心要义。
日本施行如此制衡战略，将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如下多方面影响。(1)日本对华战略的主要属性是制衡，自带使中日关系内含张力的变量因子。内外制衡都会引起中国的不利反应甚或反制，造成安全困境和战略对抗。(99)此导致中日关系改善空间有限，两国很难构建官方层面的友好和互信关系，中国对日外交不大容易取得突破性成效，当然也会因此增加中国安全环境的不稳定因素。(2)至少中短期内，日本军备发展将不断有更新突破，更趋“疾步快跑”(包括防卫费突破GDP 1％限额)，并有针对性地充实强化“西南部署”。同时，近期美国系列战略收缩举措虽没有在日本引起“被抛弃”之虞，但拜登将友邦政府“军事怠政”辩作美军快撤的正当理由，却激起了日本保守政治精英和战略界“自我防卫”的高扬意识。(100)日本据此认为需要对华展示对决勇气和斗争意志，强硬推回中国施压与威慑。日本对华内部制衡的这种倾向，导致中日之间常态性地存在前沿紧张和突发事态的隐患。(3)日本推进对华外部制衡，导致其在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间的平衡站位面临结构张力，中日美三边关系严重失衡，日美关系无法承受中日关系有根本性的友好和深化发展。中近期内，日美互相配合利用、联手压制中国的步调将更显一致。围绕对华制衡的日美联动政策行为，战略上是美主日从、美高日低，但战术上日主美从、日牵美允的现象也将不时发生；日本为拴住美国，不乏在涉海等相关敏感议题上挑动矛盾、对美策应的冲动。因而，较长时期内，中国将面临日本策动日美同盟(以及“日美+”)对华施压的双多边博弈张力。(4)由于内部制衡难以充分实现，所以当外部条件发生不利变化尤其日美“制华”策略产生差异时，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可能出现阶段性“战术对冲”等相应调整，以避险止损；中长期而言，当外部条件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时，日本对华制衡战略本身亦会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届时中日关系当有新态势出现的可能。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参见张望：《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第86-92页；Adam P.Liff,"Unambivalent Alignment:Japan's China Strategy,the US Alliance,and the 'Hedging' Fallac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9,No.3,2019。
②此处的“高度制衡”，是指政策意图和推进方向，而非实际能力和终端效果。
③此处所提及的“制衡”，是属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概念范畴，主要体现在军事与安全领域。内部制衡的主要措施体现在保持经济增长、增强军事实力。其中，发展经济及增强实力是基础，也是重要路径。如果增强国力很难，则削弱对手实力、平衡相对收益，也是一种可行办法。日本正着力构建对华经济安全政策，以迟滞中国发展速度、延缓彼此实力对比差距拉大速率。由于纸幅所限，本文专论军事安全这一制衡概念的经典定义领域。
④「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ぃて」、2013年12月17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2021-06-06]。
⑤防衛省·自衛隊『防衛白書 令和2年版』、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20/pdf/index.html[2021-06-06]。
⑥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ddison:McGraw-Hill Companies Inc,1979,p.118;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1301,pp.156-7。
⑦包霞琴、黄贝：《日本南海政策中的“对冲战略”及其评估——以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为视角》，《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第42-64页。该文论述日本在南海对华实施“软制衡”，没有偏离“对冲战略”框架。
⑧参见：David 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7-85; Lópezi Vidal and Angels Pelegrin,"Hedging Against China:Japanese Strategy Towards a Rising Power",Asian Security,Vol.14,No.2,2017,pp.193-211；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21-49页；Kei Koga,"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0,No.4,2018。
⑨Kei Koga,"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0,No.4,2018.
⑩Darren Lim and Zack Cooper,"Reassessing Hedging: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Security Studies,Vol.24,No.4,2015,pp.696-727.
(11)在特定条件下，日本会采取战术对冲行为。参见吴怀中：《冷战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与亚洲合作进程——兼论区域共同体构建中的日本位相与趋向》，《日本学刊》2020年第3期，第1-44页。
(12)Eric Higinbotham and Richard J.Samuels,"Japan's Dual Hedge",Foreign Affairs,Vol.81,No.5,2002,pp.351-6.萨缪尔斯2008年在其著作《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不过，在2013年以后的论文中，萨缪尔斯已倾向于将安倍描述为对华“更像是军事制衡者而非双重对冲者”。参见：Richard J.Samuels,"Japan's Grand Strategy to Counter China",June 4,2013,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3/06/04/evolution-of-japans-grand-strategy/[2021-05-06]; Mike Mochizuki,"Japan's Shifting Strategy toward the Rise of China",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30,No.4-5,2006。
(13)同时需要看到，在这个时期尤其小泉纯一郎执政(2001-2006年)后期开始，研究界已注意到日本的安全政策、对华政策正向制衡中国的方向演进。参见：Michael J.Green,"Japan's Reluctant Realism: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in an Era of Uncertain Power",Palgrave,2003; Robert Ross,"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Security Studies,Vol.15j,No.3,2006; Michael Auslin,Michael J.Green,"Japan's Security Policy in East Asia",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Vol.2,No.2,December 2007; Christopher Hughes and Ellis Krauss,"Japan's New Security Agenda",Survival,Vol.49,No.2,2007。
(14)除了上述张望论文以及下注的四篇论文，还可参见：Michael J.Green,"Japan Is Back:Unbundling Abe's Grand Strategy",December 17,2013,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japan-back-unbundling-abe-s-grand-strategy[2021-06-06]。
(15)Richard Bush,The Perils of Proximity: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Brookings Institution,2010.
(16) Elias Mikalsen ,"Japan's Shifting Military Priorities:Counterbalancing China's Rise",Asian Security,Vol.10,No.1,2014,p.8.
(17)Kei Koga,"The Rise of China and Japan's Balancing Strategy:Critical Junctures and Policy Shifts in the 2010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No.101,2016.
(18)Christopher W.Hughes,"Japan's Resentful Realism and Balancing China's Rise",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9,No.2,2016.其具体手段则包括通过外交包围、军力扩充以对抗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和“军力投射”。
(19)Adam P.Liff,"Unambivalent Alignment:Japan's China Strategy,the U.S.Alliance,and the 'Hedging' Fallac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9,No.3,2019.
(20)参见：Shinzo Abe,Statesmen's Forum,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February 22,2013,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32202_PM_Abe_TS.pdf[2021-06-06]；《安倍放言日本要当亚太地区领袖》，新华社2013年10月27日电。
(21)参见日本近年政府文件，例如：外務省『外交青書 令和2年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4.Pdf[2021-06-06]。
(22)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0-166页。
(23)Robert Ross,"Balance of Power Polities and the Rise of China: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9,No.3,2019.
(24)施韦勒仔细分析了大国应对不满现状的崛起国的策略，其中并没有对冲策略。参见：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ing of Great Power:History and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Routledge,1999,pp.1-32。
(25)对比可知，在之前的奥巴马执政时期，日本积极欢迎并对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总体满意，并不积极采取对华战术性对冲策略。
(26)但同时，日本也无意使中日关系彻底破裂，因而在一定阶段中日关系不是没有战术转圜余地。
(27)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tional Politics,p.118;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156。
(28)参见：Kenneth N.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8,No.4,April 1988,p.625;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p.156-7。
(29)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10-20.
(30)硬制衡是传统的力量平衡，其手段是使用军事能力和军事联盟。软制衡不是建立在这些军事手段之上，而是建立在制度、外交联盟和经济制裁之上，主张利用经济和外交手段来约束强国，抑制它们行使权力和取得支配地位。参见：Thazha Varkey Paul,"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1,2005,p.53。
(31)Michael J.Green,"Does Japan Have a Strategy?",November 28,2012,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does-japan-have-strategy-7776[2021-06-06].
(32)Pugliese Giulio,"The China Challenge,Abe Shinzo's Realism,and the Limits of Japanese Nationalism",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5,No.2,Summer/Fall 2015,p.51.
(33)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8;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p.156-7。
(34)防衛省「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ゐ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ぃて」、「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平成31年度—平成35年度)につぃて」、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2021-06-06]。
(35)航空自卫队自2017年起陆续为主力部队换装了147架F-35A和F-35B隐形战斗机。2019年，防卫省正式宣布将“出云”号和“加贺”号护卫舰改造为航空母舰，至2021年8月已有两艘服役，两艘计划改装中。
(36)首相官邸「令和2年9月1 1日 内閣総理大臣の談話」、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discourse/20200911danwa.html[2021-06-06]。
(37)首相官邸「新たなミサイル防衛システムの整備等及び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の强化につぃて」、2020年12月18日、https://www.kantei.go.jp/jp/content/000075220.pdf[2021-06-06]。
(38)吴怀中：《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第18-23页。
(39)Yusuke Tanabe,"Pre-Emptive First Strike on Enemy Missile Base Constitutional:Japan Defense Minister",Mainichi,July 9,2020,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200709/p2a/00m/0na/001000c[2021-06-06].
(40)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Defense of Japan 2020,2020,pp.200-1,https://www.mod.go.jp/en/publ/w_paper/wp2020/pdf/index.html[2021-06-06].
(41)北岡伸一「対中安保戦略 守ゐだけから転換必要」、『読売新聞』2021年5月10日。
(42)村野将「『INF後の世界』と日米同盟—中国抑止に向け具体的な議論を—」、https://www.nippon.com/ja/in-depth/d00526/[2021-06-06]。
(43)围绕部署地点、实际效用、涉“核”敏感等复杂问题，日本推进“中导”并非易事，短期内尚无可能，但其政界和战略界对此的实际意图及动向需要关注。
(44)『戦略年次報告2019 自由·公正て透明性のあゐル一ルに基づぃ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9年、35-37頁。
(45)首相官邸「第二百回国会におけゐ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1004shoshinhyomei.html[2021-06-06]。此外，日本知名前安全事务高官或政策专家谷内正太郎、兼原信克、五百旗头真、北冈伸一、田中明彦等都提出，要靠外部联合路径才能实现对华制衡。
(46)武田康裕『日米同盟解体』、每日新聞社、2012年、190-192頁。
(47)『戦略年次報告2020 インド太平洋の今日と明日—戦略環境の変容と国際社会の対応—』、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20年、47頁。
(48)Katzenstein,PJ & Okawara,"Japan's National Security:Structures,Norms and Polic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1993.
(49)Pugliese Giulio,"The China Challenge,Abe Shinzo's Realism,and the Limits of Japanese Nationalism",The SA1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5,No.2,Summer/Fall 2015.
(50)Sheila A.Smith,"How Japan Views China's Rise",March 12,2015,https://www.cfr.org/event/how-japan-views-chinas-rise[2021-06-06].
(51)本部分的资料及信息，来源自日本《军事历史》、《朝云》等刊物，篇幅所限，具体不列。
(52)Eric Heginbotham and Richard J.Samuels,"Active Denial:Redesigning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Military Challeng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42,No.4,Spring 2018,pp.150-3.
(53)日本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估也说明了这一点。日本近年的《防卫白皮书》认为，朝鲜实质上已是拥核国家且有百枚以上射程覆盖日本的弹道导弹；中国除海空军力量激增外，还部署了越来越多的中程弹道导弹。
(54)根据笔者2017年12月8日在华盛顿对迈克尔·格林的访谈。
(55)Michael Auslin,"China vs.Japan:Asia's Other Great Game",The National Interest,October 18,2017.
(56)参见：北岡伸一『世界地図を読み直す—協力と均衡の地政学—』、新潮選書、2019年、17-20頁。
(57)参见：安倍晋三·田中明彦「日本復活の礎となった日米同盟再强化」、『外交』2020年11·12月号、10頁；岸信夫「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の刊行に寄せて」、2021年7月、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html/nk000000.html[2021-08-06]。
(58)防衛省「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2015年4月27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shishin/shishin_20150427j.html[2021-06-06]。
(59)宮家邦彦「米外交に暗雲 カブ一ル陥落」、『産経新聞』2021年8月26日。
(60)兼原信克『歴史の教訓—「失敗の本質」と国家戦略—』、新潮新書、2020年、190-198頁。
(61)例如，就笔者所知，至少在2019-2020年前后，岸信夫、中谷元、河野克俊、兼原信克等日本政军界要人，在多个场合表露出“美国靠不住”“中国是威胁”的焦虑心理。
(62)Sheila A.Smith,Japan Rearmed: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
(63)『戦略年次報告2019 自由·公正て透明性のあゐル一ルに基づぃた国際秩序の構築は可能か』、5-7頁。
(64)神谷萬丈「日米同盟のこれから—同盟强化と対米依存度低減をぃかに両立させゐか—」、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安全保障政策のボトムアツプレビュ一』、2019年3月、28-35頁。
(65)引人关注的是，多数行动是海上自卫队舰艇积极配合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在南海地区)执行巡航任务，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问的2020年4月，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也伴随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和“美利坚”号两栖打击大队在南海实施军事训练。参见：「日米抑止力、新型コロナで試 米空母不在の『穴埋め』急ぐ」、2020年4月20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0041900120&g=pol[2021-06-06]。
(66)2021年4月，日美领导人峰会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是自1972年日本和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日美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到台湾。日本在2021年3月的日美“2+2”联合声明、5月的日欧联合声明、6月的日澳“2+2”联合声明和七国集团(G7)峰会公报中也提到了台海“和平与稳定”，其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更是增加了对中国台湾的关注。
(67)广义而言，从日本的主观意图看，其准同盟网可被分为四边机制、日本与北约(欧盟大国)、日本与东盟国家的三层或三圈结构。日本确实一直意图在东南亚打造与东盟国家的准同盟网，但双方关系难具准同盟之实——双方的安全合作和伙伴关系多是对中国的一种牵制或软制衡。需要辨识的是，东盟国家普遍不愿与大国结盟或与日本形成准同盟关系，日本即便在与之关系较近或有意拉拢的越、菲等国之间，也没有形成与北约或四边机制那样的全层级防务联系。美国在“重视多边”的拜登上台后对东盟竭力诱拉，但对外也只能宣称不求之“选边站”。因而，本文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定义，狭义性地选取了两种较为典型的准同盟案例进行分析。
(68)Kermeth N.Waltz,"Evaluating Theor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December 1997,p.915.
(69)Michael J.Green,"Japan Is Back:Unbundling Abe's Grand Strategy",December 17,2013,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japan-back-unbundling-abe-s-grand-strategy[2021-06-06].
(70)安倍的观点显然是对19世纪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Mahan)海权思想的模仿。安倍身边的日本战略家，例如兼原信克等，有时引用马汉或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理论。
(71)蔡亮：《多维度对冲与兼容性竞争：“印太构想”下日本的对华战略剖析》，《日本学刊》2021年第2期，第11-13页。
(72)内閣官房「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ぃて」、2013年12月17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2021-06-06]。
(73)外務省「日EU戦略的パ一トナ一シツプ協定(SPA)」、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81941.pdf[2021-08-01]。
(74)小久保康之「蜜月時代に入った日EU関係」、『国際問題』第691号、2020年5月、41頁。
(75)外務省『外交青書 令和3年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1/pdf[2021-06-06]。
(76)孟晓旭：《“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3期，第11-21页。
(77)据英国《卫报》报道，2020年11月22日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智库之一“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发布了一份主张“全球英国”的报告。此份报告受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并为其撰写前言。安倍写道：“英国军队特别是英国皇家海军，将在印太地区受到欢迎。”
(78)首相官邸「第二百回国会におけゐ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1004shoshinhyomei.html[2021-06-06]。
(79)外務省「海洋安全保障に関すゐG7外相声明」、2016年4月1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147443.pdf[2021-07-06]。
(80)鶴岡路人「欧州のインド太平洋戦略—大国間兢争時代のEU—」、『外交』2020年3·4月号、130頁。
(81)「英空母クイ一ン·ェリザベスが初めて日本寄港 対中国で連携」、『朝日新聞』2021年9月6日。
(82)《英国部署军舰在印太搅局》，《环球时报》2021年9月8日。
(83)Samuel E Huntington,"Arms Races:Prerequisites and Results",Public Policy,Vol.8,No.1,1958,p.46.
(84)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67.
(85)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p.33.
(86)Kenneth N.Waltz,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8,p.105.
(87)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1.
(88)2020年6月，曾经担任特朗普政府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在其回忆录中披露此事。参见：John Bolton,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A White House Memoir,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20。
(89)Sheila A.Smith,Japan Rearmed: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Chapter 5.
(90)「トランプ大統領、日米安保破棄の考え側近に漏らしてぃた—関係者」、2019年6月25日、https://www.bloomberg.cn.jp/news/articles/2019-06-25/PTMUOE6TTDS801[2021-06-06]。
(91)特朗普在2019年6月访日前表示：“即使我们遭到攻击，日本也没有义务帮助我们。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电视观看攻击。”
(92)Zack Cooper,"Parsing Differing U.S.Views on Japan's Approach to China",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January 26,2021.
(93)Editorial Board,ANU,"The Taiwan Factor in US-Japan Alliance Relations",September 6,2021,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09/06/the-taiwan-factor-in-us-japan-alliance-relations/[2021-09-06].
(94)川上高司「バイデン政権で手放されゐ台湾と日本」、『Voice』2021年3月号、69-71頁。
(95)第26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https://www.nikkei.com/theme/? dw=17083100[2021-08-08]。在2021年5月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菅义伟首相参加的此次国际会议上，日本意图拉拢亚洲国家靠近日美同盟，但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多位政要的发言与日美对华战略倾向形成温度差甚至反差。例如，菲律宾总统声明不在大国竞争中站队，柬埔寨总理质问日媒“不靠中国还能依靠谁”，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一带一路”是区域融合之路，印度外长指出该国将推动多边外交而非向“四边机制”倾斜，等等。
(96)Kei Koga,Mie Oba,Ken Jimbo and Zack Cooper,"U.S.-Japan Cooperation On Indo-Pacific Regional Architecture",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September 2019.
(97)陈静静、张勇：《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欧洲研究》2021年第2期，第81页。
(98)参见：茂木敏充「日米豪印で中国の野望を封じゐ」、『文芸春秋』2021年5月号、140-142頁；秋田浩之「対中劣勢を挽回すう準大国の役割」、『Voice』2021年1月号、65-68頁。另外，日本政治精英层判断，2030年之前即21世纪第三个十年内，日本如果在同盟基础上筑牢国际统一战线，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领域仍可维持较大对华优势，能够在全球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99)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1,1978,p.160.
(100)根据笔者2021年8月27日与日本前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在线上会议交流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