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阳明学派（姚江学派）创始人。阳明学派是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一个著名流派，其学说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至日本，对日本乃至整个东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阳明先生有限的一生与《周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阐释心学的过程中也使心学与《周易》得以贯通。从这个角度来讲，阳明先生“将自己之心学纳入到易学的传承系统中，接续易学道统的努力最终完成”。
一 王阳明及其思想历程
王阳明（1472年十月三十一日～1529年一月九日），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阳明生于浙江余姚，十岁那年父亲王华中辛丑科状元，此后阳明随父亲寓居京师。阳明于弘治十二年（1499）春会试以二甲第七人举进士出身，始入仕途。武宗即位，刘瑾窃权。阳明因上疏救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人而触怒刘瑾，遭谪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五年（1510），阳明谪戍期满，升庐陵知县。后经多次升迁，于正德十一年（1516）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南、赣此时多盗贼，阳明恩威并用，最终抚平南、赣。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反。阳明作为地方大员，当机立断，募集义兵并广发檄文，出兵征讨宁王叛军。一个多月之后，宁王战败被俘，叛乱被迅速平定。战后，面对着武宗南巡、奸佞作梗的复杂情势，阳明沉着应对，周旋于政治旋涡中，不计功名利禄，“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江彬等乃无言”。同时，阳明尽力维护地方安宁，避免激起更大的动乱。史载，“当是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微守仁，东南事几殆”。
世宗即位，拜阳明南京兵部尚书，寻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世宗诏阳明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讨平叛乱。阳明莅任，以攻心为上，抚定思恩、田州。又以八寨、断藤峡危害郡邑数十年，以归师袭八寨、断藤峡，破之。然而，长年的奔波、讲学、征战耗尽了阳明的心力，当返程至江西南安时，阳明于舟中长逝，年五十七岁。死后，阳明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属绍兴县兰亭乡）。隆庆元年（1567），朝廷追赠阳明新建侯，谥文成，世称王文成公。
王阳明是一位对中国社会和东亚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纵观阳明一生，其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历程。幼时读书，在与塾师的交谈中，阳明已经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阳明认为，成圣是一件需要终生去追求的事，是自己的价值期许。21岁时，阳明因笃信宋儒格物之学而试图从竹子中悟取天理，后以过度思虑而累病，最终宣告失败。此后，阳明又研习辞章之学。26岁时开始学习兵法，27岁时又对道教养生之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8岁那年，阳明举进士第，开始步入仕途。
31岁时，阳明曾在阳明洞中修炼引导术，但随后又认为佛道并不能成为他真正的价值追求。阳明曾遇一闭关禅僧，遂以爱亲本性谕之，使得该僧涕泣还俗。34岁时，阳明与湛若水“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此时的阳明已经坚定了儒学的立场。不久之后，刘瑾擅权，阳明遭谪贵州龙场驿。
贵州的经历在阳明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里的“龙场悟道”，阳明悟得格物致知大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阳明的思想实现了质的飞跃，开一代阳明心学之滥觞。
此后，阳明不断完善其心学体系。38岁左右，阳明开始有知行合一之论。正德十六年（1521），阳明50岁，提出“致良知”之说。此时，阳明心学体系已经基本完成构建，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晚年的阳明致力于解读并阐发其心学，并在56岁时将自己的心学思想凝练为“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高度概括了阳明思想，使后人得以管窥阳明心学之大旨。
提出“四句教”一年之后，阳明先生长逝。
二 阳明与《周易》的渊源
阳明的一生与《周易》结下了不解之缘。实际上，据《王阳明年谱》，“（先生）高祖，讳与准，精《礼》《易》，尝著《易微》数千言”。由此可见，阳明很可能具有易学家传。成化十七年（1481），阳明十岁，父亲王华中辛丑科状元。此后阳明随父亲寓居京师，眼界更加开阔。弘治十二年（1499），阳明举进士第，步入仕途。但阳明仕途坎坷，于正德元年（1506）触怒刘瑾，被捕入狱。狱中，阳明作《读易》诗，写道：“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为节，虩虩未违道。《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关于这段经历，阳明在嘉靖七年（1528）作《送别省吾林都宪序》时回忆了当时情景，按阳明所说，“正德初，某以武选郎抵逆瑾，逮锦衣狱，而省吾亦以大理评触时讳在系，相与讲《易》于桎梏之间者弥月，盖昼夜不怠，忘其身之为拘囚也。”可见，在特殊的境遇下，《周易》成了阳明的一个精神支柱，而《读易》一诗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阳明的易学造诣。
此后，阳明遭贬贵州龙场驿。阳明离开京城之后并未直奔贵州，而是绕道钱塘，复至闽界。此时阳明隐有逃避之意，恰遇山寺，寺有异人，“因为蓍，得《明夷》，遂决策返”。《明夷》是《周易》第三十六卦，“利艰贞”。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亦明夷之义也”。按《明夷》卦的内涵，“当此苦难时期，君子应意识到立场的艰难，收敛光芒，艰苦隐忍，逃离险地，先求自保。隐忍逃避，是为了避免伤害，以争取时间，积蓄力量，迅速谋求挽救，待机而动，甚至不惜采取非常手段。但不可操之过急，必须谨慎行事”。可以看出，此次卜筮所得的《明夷》卦对阳明的决策赴黔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居处龙场时期，阳明苦闷之余遂潜心思索大道。正德三年（1508年），阳明作《玩易窝记》，写道：“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瞭兮其若彻，菹淤出焉，精华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于是阳明子抚几而叹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名其窝曰‘玩易’。”可以看出，阳明读易经历了从“未得”到“得之”再到“得而玩之”的阶段，其中“精粗一，外内翕”是阳明读易所得精髓。在《玩易窝记》中，阳明接着写道：“夫《易》，三才之道备焉。古之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观象玩辞，三才之体立矣，观变玩占，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动而化。神，故知周万物而无方；化，故范围天地而无迹。无方，则象辞基焉；无迹，则变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也。盖昔者夫子尝韦编三绝焉。呜呼！假我数十年以学《易》，其亦可以无大过已夫！”在这里，阳明明确地提出了“体立而用行”的思想，并在以后将这些从《周易》中所得之体悟融为阳明心学的一部分。
除了王阳明这些切身经历之外，其在易学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体现了阳明与《周易》的渊源。阳明生活于明代中期，此时的学术思潮正处于多元化的发展状态。实际上，明代易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独尊程朱解易、以心学解易以及调和理学易和心学易。明初，程朱的易学处于官学地位。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士子大多穷治一经而无暇他顾，将经学作为博取功名的工具。此时，易学的主流沿袭了程朱重义理、兼顾河洛先天的路数，重点在于解释阐发程朱思想。随着社会的渐趋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文教逐渐兴盛，明初经学研究的弊端开始显现。这种情况下，以颠覆程朱的易学为宗旨的思潮逐渐形成，阳明心学思潮正是其中的代表。阳明突破朱子学的框架，点明良知即是天理，主张由良知功夫直达天理。阳明以心学解易打破了明初独尊程朱解易的局面，也为明后期心学易的发展以及理学易和心学易的调和奠定了基础。
纵观易学史，汉易注重指示象辞之间的严整对应并吸收自然科学知识，多关注对文本字词固有意义的解读。而从晋、唐以来直至两宋则多注重义理方面的解读，显示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哲学思辨性。明代易学承续两宋易学，“确立了程朱易学在明清时期的法定权威地位，承传整合了以程朱为主流的宋代易学，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修正了宋代易学的缺陷，并形成了异于宋代的易学观点，推动了易学的发展，是易学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处于明代中期的阳明在冲破程朱的易学框架时也确立了自己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龙场悟道”之后，阳明继续完善心学思想，这其中也经历了将心学和《周易》贯通的过程，这是一个以《周易》论证心学和以心学解读《周易》的过程。
三 贯通心学与易学
作为心学大家，阳明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论述构成了阳明心学的组成部分。然而阳明并非专门的易学专家，留下的与易学相关的材料有限。甚至对于这有限的与易学相关的材料，其中一些是否出自阳明之手也一直存在着争议，这无疑给研究阳明与易学关系的学者带来了困扰。笔者查阅《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外集四》仍收录有《山东乡试录》各篇章。尽管编校者在《编校说明》中提到“卷三十一下原为《山东乡试录》，其内容多非阳明著述，且与卷上文体不类，故移作卷二十二《山东乡试录序》之《附录》”，但仍然没有说清楚具体哪些篇章不出自阳明之手，这其中包括《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两篇。据考证，阳明“必须遵守洪武戊辰年所制定的科举定制，将乡试中选者的程文收录于《乡试录》中，进呈于上，以供查阅。因此，《山东乡试录》所含之文章非王阳明之亲作，就从科举制度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尽管之前有主考官作程文以作为考试范文的情况，但在明代洪武年间制定科举定制之后，程文按规定应为中选者的文章。另外，“王阳明主考之弘治十七年，山东乡试所刻之《乡试录》刻本尚有孤本存于上海图书馆，而上海图书馆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山东乡试录》刻本，则为《山东乡试录》非王阳明之亲作提供了铁证”。由此可见，《王阳明全集》中与《周易》相关的《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两篇并非出自阳明之手。相应地，此前学者由这两篇材料出发研究阳明的易学思想所得的结论也就有待商榷了。
实际上，正如笔者所说，阳明并非易学专家，留下的与《周易》相关的材料实在太少。但我们也没必要局限于这些有限的材料，而忽视了丰富的阳明心学中的易学色彩。从“龙场悟道”之后，阳明就注意到了将心学与《周易》进行贯通。总体来讲，随着阳明不断丰富并完善其心学思想，他将心学与《周易》进行贯通的过程也经历了以《周易》论证心学和以心学解读《周易》两个主要的阶段。
在建构阳明心学的初期阶段，阳明注重从传统儒家经典中寻求理论依据。据记载，阳明“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五经》略遍，命曰《臆说》”。《五经臆说》现存仅13条，其中有7条是《易》论。在论《咸》卦《彖传》中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时，阳明写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诚发见也。皆所谓‘贞’也。观天地交感之理，圣人感人心之道，不过于一贞，而万物生，天下和平焉，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论《晋》卦《大象传》“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时，阳明写道：“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无与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由此可见，阳明已开始将天地自然之道与圣人至诚之心以及人心所固有的明德联系起来了。同时，阳明心学中“心即理”“致良知”等内涵也可以从这些《易》论中看到些许影子。我们可以体会到，在龙场的那段时间，阳明“中夜大悟”之后，自认为已得格物致知之旨，但又想求得儒家经典的理论支持。于是，“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周易》作为群经之首，自然是阳明求证的重要对象。这一时期，阳明心学尚不完善，阳明主要以《周易》等经典来论证心学。当然了，不可否认的是，阳明还受到宋明以来诸多心学思想家以及佛、道的影响，但是“儒家经典还是他返本以求、开新以创的主要依据，而仅就‘龙场悟道’言之，《易》学的影响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随着阳明心学的完善，阳明的理论自信也不断加强。阳明对心学与《周易》的贯通渐渐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即以心学解读《周易》的阶段。在阳明心学的话语体系中，心学与《周易》在本质上都通向了宇宙中的“常道”，这使得以心学解读《周易》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可以管窥一二，阳明写道“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可以看出，阳明在评论儒家经典时已经站在心学的角度了，以心学为主，为心学所用。在这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阳明继续写道：“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通过“吾心之阴阳消息”，“每个道德主体所存在的世界先获得了宇宙论或价值论上存有论的说明，人们的日用伦常所依存的世界场域才得以向人们敞开，人们的行为才有了可靠而为真的终极根据”。在《传习录》中，也记载了阳明对卜筮的相关解读，“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伪耳”。实际上，阳明笃信卜筮是从易体之用而言，认为“易之用不外乎卜筮，卜筮之用不仅是占卦，神明吾心是用之体。人类之所以要以易问诸天人，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的疑问，以期从不伪之天道那里获取人类所需要的信心和信息”。
从“《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到“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阳明以心学解读《周易》的脉络较为清晰地体现了出来。在阳明看来，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良知，所以能够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中随时知是知非。在良知的主宰下，每个道德主体都能成就完美的人格，都能成为“圣人”。而每个人的良知发挥作用的体现，也就是阳明所说的“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至于功夫论意义上的“卜筮”，则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解除自身疑惑进而使得自身良知得以发挥作用。总体来讲，阳明利用心学来解读《周易》，既体现出了阳明心学中《周易》的色彩，又增强了阳明心学的说服力，扩大了影响。
总而言之，阳明曾在贯通心学与《周易》上做出了一定的尝试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阳明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完善自己的心学体系，随着阳明心学影响力的扩大，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所起到的更多是注解心学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阳明深得陆九渊“六经注我”思想的精髓。
四 余论
作为阳明心学的创始人，阳明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正如笔者已强调过的，阳明是心学大师而非易学专家，其思想精华主要在心学部分，对《周易》的解读在根本上还是为了给心学作注解。更何况阳明留下的与《周易》相关的材料比较有限，且《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两篇已被证明并非出自阳明之手。那么，李贽所言“于是乃敢断以先生之书为足继夫子之后，盖逆知其从读《易》来也”就有言过其实之嫌了。客观地讲，“评价一个思想家学术的根本源流所在，应当就其一生学问圆熟定论之后，通观综论其整体学术精神内核的承接和由来方能断定，而不能只选取促成启发其学术开始产生的时间截点静态割裂地进行判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王阳明全集》中与《周易》相关的材料比较少而忽视《周易》对阳明思想的影响。总之，阳明的一生与《周易》结下了不解之缘，阳明心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周易》的色彩。我们既不能忽视阳明对《周易》的论证和解读，也没必要过分拔高《周易》对阳明及其阳明心学的影响。阳明的目的主要还是在于建立“心”“良知”观念与《周易》的联系。我们将会发现，阳明的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之后的心学学者以《周易》来注解心学。从此，“心学易”这一派别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