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东北林业大学林业经济系开设《西方经济学》课。当时，全国开设这门课的学校不多，在哈尔滨缺少教学研究的资料。我慕名到北京大学求教厉以宁教授。
厉老师热情接待了我，指导我阅读英文原版著作，并且允许我在北大听他讲课一个月。回哈尔滨之后，我按照厉老师指导的英文原版著作，编写了我的教材，并且寄给厉老师一份。厉老师收到我编写的教材后，非常高兴！他回信鼓励我，并且寄给我他的新书。听北大同学说，厉老师曾经在课堂上提到我编写的教材，说：“她只听了一个月的课，阅读了英文原版著作，编写出自己的教材。”
厉老师鼓励我考北大研究生。1984年我考取了北大经济系研究生，成为陈岱孙教授和厉以宁教授的学生。
陈老和厉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布置我们阅读大量中英文原版著作。陈老和厉老师允许我们在课堂上打断老师讲课，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的观点可以不同于老师的观点。两位导师培养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风格。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厉老师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尤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论。作为学生，我能感受到厉老师当时承受的压力。当时，厉老师用充足的论据和严谨的理论坚持己见，为我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厉老师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改变着我。
研究生毕业时，陈老建议我到专业性更强的中央财经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虽然我离开了北大，但是两位导师仍然一直指导我的研究工作。
“蓝田事件”时，当时我决定：不麻烦我的导师和学长，我一个人能够独立处理。厉老师看到新闻报道之后，才知道我遇到了这么大的事！厉老师生日时，我见到厉老师。厉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看着我，无言！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学生见到老师如何处理问题，当学生遇到类似问题时，就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因为老师已经言传身教了。
我有幸遇到厉老师，在我人生关键时刻，他引导我走上经济学治学之道！厉老师言传身教，让我在危机时刻，知道如何应对。
陈老和厉老师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会代代相传！
厉老师永垂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