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3年出版的《刘禹锡年谱》中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于北山在《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3期发表《<陋室铭>非刘禹锡作补证》,所谓“补证”，即北宋释智圆《闲居编》中的一段话 :“俗传《陋室铭》,谓刘禹锡所作,谬矣,盖阊茸辈狂简斐然,窃禹锡之盛名,以诳无识者，俾传行耳。”

吴汝煜在1988年出版的《刘禹锡传论》中,反对智圆这段话,认为:“僧人好作惊人之论，以耸动世人听闻,未必有所据而云然。智圆所论，未提出任何确切证据,故此说不能据为定谳。”在1989年出版的《刘禹锡选集》中,再次肯定《陋室铭》是刘禹锡在洛阳作。

今案:《闲居编》在中国久已失传,仅日本有刻本。诸桥辙次著《大汉和辞典》修订版第11册第820页引用了《闲居编》中一段话，于北山用作“补证”,吴汝煜表示反对。都未见到原书。

《续藏经》第二编第六套第一册登载《闲居编》。《全宋文》卷三一二据以收录。今将《雪刘禹锡》一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俗传《陋室铭》……俾传行耳。夫铭之作,不称扬先祖之美,则指事以成过也。出此二涂,不谓之铭矣。称扬先祖之美者,宋鼎铭是也。指事成过者,周庙金人铭是也。俗称《陋室铭》,进非称先祖之美,退非指事以成过,而奢夸矜伐,以仙、龙自比,复曰“惟吾德馨’。且颜子愿无伐善,圣师不敢称仁，禹锡巨儒,心知圣道,岂有如是狂悖之辞乎!陆机云:‘铭博约而温润。'斯铭也,旨非博约,言无温润,岂禹锡之作邪!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吾恐后进童蒙慕刘之名,口诵心记,以为楷式,岂不误邪?故作此文,以雪禹锡耻,且救后进之误。……”

看了上面的话,便知《大汉和辞典》所引用的,不是智圆的主要论点。智圆认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的论点，主要是:一不符合铭的体裁,二不符合刘禹锡的为人,三不符合刘禹锡文章的风格。吴汝煜反对智圆,应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批驳。未见原文而痛斥智圆“未提出任何确切证据”,未免厚诬古人了。

下面扼要地说一说我判断《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的理由:

(一)智圆自号中庸子,撰《中庸子传》。其《闲居编自序》云:“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情。”可见智圆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他兼宗儒教,嗜好文学。他的著作，可以为证。吴汝煜未考其生平,何能斥之为“僧人好作惊人之论，以耸动世人听闻”呢?

《闲居编自序》撰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雪刘禹锡》是书中的一篇,此文叹息:“俗传《陋室铭》,……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可见在1016年之前,假托刘禹锡作的《陋室铭》,不仅已写成,而且已流传。智圆提供这个情况很重要,有助于我们从“刻于琬琰”的角度对《陋室铭》进行考察。

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一《婺州碑记》中记载“政和中”郡民发现《陋室铭》石刻。政和(1111~1117)在智圆所说的“刻于琬琰”之后约100年，婺州发现《陋室铭》石刻,证实了智圆的话。

吴汝煜认为:“《陋室铭》见载于是书,足证其信实可靠。”“婺州虽非刘禹锡历官之处,但他的文章完全可以在那里流传、镌刻。”其实不然。王象之的记载,只能说明婺州有一方《陋室铭》石刻,不能保证此铭一定是刘禹锡手笔。

《舆地碑记目》卷二《和州碑记》也记载《陋室铭》。《舆地纪胜》述此事尤详。该书卷四八《淮南西路·和州·景物上》云:“陋室:唐刘禹锡所辟。又有《陋室铭》,禹锡所撰,今见存。”又《官吏》云:“刘禹锡:为和州刺史,有《和州刺史壁记》及《陋室铭》。”又《碑记》云:“唐刘禹锡《陋室铭》:柳公权书,在厅事西偏之陋室。”王象之将一件事重复叙述了三次，可谓郑重,但也不能轻信。因为:(1) 刘禹锡勤政廉政,关心民众疾苦。《和州谢上表》云:“伏以地在江、淮,俗参吴、楚。灾旱之后,绥抚诚难。谨当奉宣皇恩，慰彼黎庶。久于其道,冀使知方。”《历阳书事七十韵》云:“比屋惸嫠辈,连年水旱并。退思常后己，下令必先庚。”“受谴时方久,分忧政未成。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这是刘禹锡的自我写照，与《陋室铭》所谓“无案牍之劳形”的逍遥形态,判若两人，怎么能说《陋室铭》是刘禹锡任和州刺史时撰呢? (2) 刘禹锡工书,其自撰自书之碑,不仅见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通志·金石略》、《宝刻类编》等记载,个别的碑还有拓片存在。如刘禹锡在和州撰《陋室铭》,不必远道求柳公权书写,而且《宝刻类编》卷四记载柳公权所书之碑76件,没有《陋室铭》。王象之所云《陋室铭》为刘禹锡撰、柳公权书,俱不可信。

较早提到《陋室铭》的人，是钱唐释智圆。距离钱唐不远的婺州,有此铭石刻。我从这两个迹象推测《陋室铭》是浙江省的文士假托刘禹锡之名撰写的。南方潮湿，地面上有青苔。《陋室铭》所谓“苔痕上阶绿”，流露出南方人的口吻。北方干燥,房屋前后左右少见青苔。

(二)陋室,简陋的房屋。《论语·雍也》云:“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陋巷,指居室,非街巷,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王念孙说。)居室虽简陋,而房屋的主人崇高，就不是羞耻,而是光彩了。唐崔沔有《陋室铭》。韩愈《长安交游者赠孟郊》

云:“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云:“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三人笔下的“陋室”，各有用意,不能混淆。

据颜真卿《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东都副留守云骑尉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陋室铭记》,崔沔“为常侍时,著《陋室铭》以自广”。为东都副留守时,“河南府崇政坊买宅以制居”。“逆胡再陷洛阳,屋遂崩圯,唯檐下废井存焉。”大历十一年,崔沔子崔祐甫“乃刻《陋室铭》于井北遗址之前。”崔沔在长安撰《陋室铭》,陋室指长安的居室。崔祐甫在洛阳刻《陋室铭》,陋室指洛阳的居室。

韩愈称孟郊的居室为“陋室”,不过是形容“有穷者孟郊”(韩愈《荐士》)的房屋简陋,与崔沔以“陋室”为室名不同。

刘禹锡则把祖先遗留下来的房屋,谦虛地称为“陋室”。正像我们自称寒舍、蜗居一样。孟郊真穷,室是真陋。刘禹锡笔下的“瘠田”与“陋室”,都是谦词,田未必瘠,室未必陋。当然也与崔沔以“陋室”为室名不同。

简单地说,崔沔的“陋室”是室名。孟郊、刘禹锡的“陋室”皆非室名,前者是形容,后者是谦虚。既然刘禹锡笔下的“陋室”非具体的室名,就不能牵强附会地作为他撰《陋室铭》之证。

吴汝煜误解了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中的话,认为开成年间刘禹锡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撰《陋室铭》。今案:《通典》卷一七七《州郡》云:

荥阳郡(郑州)荥阳县“有京水、索水。楚汉战于京、索间是也。”可见刘禹锡所说的“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陋室未毁”的地点是荥阳。

这与他在《子刘子自传》中说“世为儒而仕,……葬荥阳之檀山原”,又在《汝州上后谢宰相状》中说“家本荥上”,完全符合,怎么能将荥阳的“陋室"误解为洛阳的住宅呢?

吴汝煜又提出开成年间刘禹锡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撰《陋室铭》的理由是“崔沔著《陋室铭》、崔祐甫勒石的洛阳掌故引起了刘禹锡的雅兴。他写作《陋室铭》,有继美先贤之意。”这个推测,不符合刘禹锡撰文的习惯。刘禹锡《秋声赋》引云:“相国中山公赋秋声,以属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绝。然皆得时、道行之余兴，犹有光阴之叹,况伊郁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愤。”就交代了他是受李德裕、王起两篇《秋声赋》的启发而写作的缘由。如刘禹锡是受崔沔、崔祐甫父子撰、刻《陋室铭》的启发也作一篇,文中必有交代。但假托刘禹锡作的《陋室铭》中无一字涉及崔沔、崔祐甫。

《陋室铭》的结语是“孔子云:‘何陋之有”这句话出于《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刘禹锡下笔不苟,“言言精确”(方回《瀛奎律髓》卷三评语),“字字稳切”(上海图书馆藏《刘宾客集》姚世钰录何焯批语),久有定论。如《陋室铭》是刘禹锡在洛阳作,怎么会以“九夷”比喻大唐的东都、自己的籍贯呢?

(三)《陋室铭》与刘禹锡的文格不类。刘禹锡撰铭,或四言，或七言,句式整齐。如《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空奚公神道碑》铭共44句,《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铭共52句,《许州文宣王新庙碑》铭共40句,《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清河县开国男赠太师崔公神道碑》铭共78句,《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铭共58句,《唐故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射史公神道碑》铭共74句,《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铭共38句,《佛衣铭》共42句,《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铭共44句,《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神道碑》铭共48句,都是四言到底。《陋室铭》只18句,计:四言六句、五言五句、三言一句、六言二句、又五言二句、三言一句、四言一句。这样杂乱的句式，与上述整齐的句式,形成尖锐的对比,怎么会出于一人之手呢?

(四)刘禹锡擅长碑版文字，“用笔端凝,谙金石之体”(《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刘宾客集》林纾评语),“矜炼雅健,金石文之正轨”(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评语),而“刻于琬琰”的《陋室铭》小气、俗气。就以开头四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说，完全违反常识。道教称神仙居住的地方为洞天、洞府、灵山、仙山。岂有仙居于矮山,龙游于浅水之理?

吴汝煜认为这四句“本之《世说新语·排调篇》所载康僧渊语”。今案:原文是“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日:‘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康僧渊反对“山不高”、“渊不深”,而《陋室铭)宣扬“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立意相反。

湖北应山有“大唐贞观四年三月勒石”的《观音寺界碑》(《应山县志》卷二三《文物名胜(五)·石刻》),开头四句为“盖闻山不在高,有僧则名。寺不在大,有神则灵”,与《陋室铭》相似。从“盖闻”可知这样的话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佛教徒可以套用，道教徒也可以套用，不过一称“僧”、一称“仙”罢了。《陋室铭》与《观音寺界碑》都套用庸俗的顺口溜,显然是一般文士所为,怎么可能是“有道"(赵执信《谈龙录》)、“有名理”的著名哲学家刘禹锡的手笔?人人皆知《观音寺界碑》无文学价值,《陋室铭》何能称之为“千古名文”(吴汝煜语)呢?

吴汝煜又认为《陋室铭》“调素琴,阅金经”可以在刘禹锡的诗歌中找到根据。琴、棋、书画,本是中国古代文人普遍喜爱的,唐代佛教盛行。不仅在刘禹锡的诗歌中,并且在许多唐人诗歌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根据,不足为奇。吴汝煜未注意《陋室铭》与刘禹锡的思想作风、生活环境大不符合。例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一副瞧不起群众的口吻，与刘禹锡《名子说》“欲尔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大小，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从而众说,其庶几乎”的思想作风不合。又如:“苔痕上阶绿,草色人帘青”，是一片幽僻荒凉景象,与吴汝煜所认为的“陋室"在洛阳,室主是正三品官的生活环境不合。苔不多,不可能“上阶绿”；草不长,不可能“人帘青”。苔多、草长,可见人迹罕至,又与“谈笑有鸿儒”相矛盾。

《陋室铭》既云 “调素琴”,又云“无丝竹之乱耳”,琴不是丝类乐器吗?明显地抵牾。既云“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又云“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反映出《陋室铭》的作伪者缺乏逻辑,拼凑成文,怎么能与“字字如镔铁铸成,不能易也”的刘禹锡作品相提并论,鱼目混珠呢?《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不选《陋室铭》,是有鉴别的。

《陋室铭》的流传，正在于它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我们不能惑于《陋室铭》的流传而误认它是刘禹锡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