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772—842），字梦得，世称“刘宾客”“刘尚书”。早年与柳宗元交谊深厚，并称“刘柳”，晚年与白居易唱和频繁，又有“刘白”之称。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家、文学家身份，刘禹锡还精通方药，深谙医理，并编纂《传信方》一书传世。长期的医书学习和多年的医疗实践，使刘禹锡在医疗和养生方面形成了自己极为独特的见解。
开成元年（836）至会昌二年（842）刘禹锡在洛阳期间作诗《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案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减书存眼力，省事养心王。君酒何时熟？相携入醉乡。“肘后检青囊”中的“肘后”本义是指《肘后方》，即晋葛洪所撰医书《肘后备急方》，意谓卷帙不多，可以悬于肘后，后因借以泛指随身携带的丹方。“青囊”是古代医家存放医书的布袋。古代术数家盛书和卜具之囊，也借指卜筮之术。刘禹锡在诗中说自己案头、身边总有医书相伴。阅遍医书，发现这世上应该没有什么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方术，只有养生之道。诗中提到的“方”与“理”，涉及医疗与养生的两个层面，而“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则不仅体现了刘禹锡的医疗观念，更蕴含着他对生命和人生的基本态度。
“应无治老方”
对于长生不老的渴望和神仙之术的向往，是中国古代上至帝王下至黎庶永恒的梦想。秦皇汉武凭借奇功伟业彪炳千秋，存世时几被奉为神明，但因迷信方士寻仙求药，死后终成笑柄贻笑大方。汉乐府中就曾经发出“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的感慨，但是这并未能阻断人类对于长生不老之术的渴望。与刘禹锡同时代的很多人，上至皇帝，下至同僚，都沉迷于金石之说，炼丹之术。宪宗颇迷神仙之说，因服食丹药，变得脾气暴躁，性情无常，最终未能得以善终。穆宗亦因食用药石，毒发身亡。至于朝官同僚，炼丹服药更是盛行之风。韩愈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写道：“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在文中列举了自己亲眼看到，亲自与之交往的因服金丹而死的七个人，如工部尚书归登，刑部尚书李逊，刑部侍郎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等人，不仅描述了他们因服药而导致身体上承受的巨大病痛，而且写到有的人临死之前方才悔悟“我为药误”。韩愈感慨：“蕲不死，乃速得死，谓之智，可不可也？”言虽至此，但韩愈本人亦未免其俗。白居易《思旧》诗中写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除了韩愈，元稹、杜元颍、崔玄亮也皆有炼丹服药之好，四人并未因此长寿延年，反而都在壮年之时去世。白居易虽然在诗中自得“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但其实他本人也是炼丹吃药的。许是烧药不得其法，反而因此幸免于难。在《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一诗中，白居易言：白发逢秋王，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一众高官文士之中，真正能对炼丹吃药这件事保持清醒头脑且身体力行的人是刘禹锡。他不仅自己没有迷信长生之术，而且委婉劝说白居易“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白居易没有痴迷于炼丹烧药之中不能自拔，也许有禹锡劝诫之功。刘禹锡的这种思想由来已久。观其诗文，他极少表达对于现实世界之外，特别是对仙界的怀想与渴望。元和三年（808）春，时为朗州刺史的刘禹锡游至桃源。写下《游桃源一百韵》。与很多作家把桃源作为仙境进行描写不同的是，在这首诗中，刘禹锡写道，“列仙徒有名，世人非目击”。这种表述是刘禹锡对于神仙一事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在其一生中没有改变。
“唯有达生理”
“达生”一语，出自《庄子·达生》篇：“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意思是说，对生命通达的人，不会去追求对生命没有帮助的事，对命运通透的人，也不会徒劳于命运中无可奈何之事。在刘禹锡看来，沉迷于金石之术的神仙之说，追求长生不老就是“生之所无以为”“知之所无奈何”之事，是有违达生之理的。那么，怎样才是“达生”“达命”呢？刘禹锡在夔州期间，曾写下《因论》七篇。其中在《述病》这篇文章中，刘禹锡通过与仆人之间患病及治疗经历的对比，发现平时因为兀然无知而诸事不擅的仆人，现在却恰巧因为兀然无知而很快痊愈。从医疗角度来看，同样的病症，同样的治疗手段却因为个体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疗效。究其原因所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病人对于疾病的态度。如果病人能不执着于病症本身，而是能尽量顺其自然，不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这会有利于身体的康复。反之如果不能“谨于摄卫”，甚至“卫之乖方”，该睡觉的时候还在劳作，该休息的时候还在活动，病了不懂得静养，心神不宁，对健康的恢复只能是有害无益。《述病》中的仆人与《庄子·达生》篇中的醉者如出一辙：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物而不慴。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当死生惊惧不能进入人的思绪，外物也就不会对人形成困扰乃至造成伤害。《述病》中的“以兀然而贤我远甚”的仆人，也就是《庄子》里的“醉者”。德全如醉，顺乎天道自然，也就能避害全生。这也是刘禹锡在《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一诗中所说“省事养心王”的达生之理。一方面身体出了问题，就要注意保养。知道眼睛不太好，就要节省眼力，减少看书的时间；另一方面要修炼心性，所谓“心王”，是佛教语，指法相宗所立五位法中的心法，包括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亦泛指心。意思是要洞明世事，清心寡欲。清心便可养心，也就达到了养生和健康的目的。
“方”与“理”
“方”为对症下药，医其表，疗其标，可治病。“理”乃安时处顺，达其里，固其本，为养生。一般的疾病可以通过不同的治疗手段来实现医治的目的，这是技术，是方法。然而，如果希图增寿延年，寄希望于方术，在刘禹锡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就需要通达性命之理。刘禹锡少时多病，从其诗文来看，成年后他的身体状况也一直不是很好。在朗州期间有诗“寂寂重寂寂，病夫卧秋斋”（《卧病闻常山旋师策勋宥过王泽大洽因寄李六侍御》），“世情闲尽见，药性病多谙”（《偶作二首》）。在和州期间写下“犹期谢病后，共乐桑榆年”（《奉酬湖州崔郎中见寄五韵》）。晚年在洛阳更是疾病缠身，写下“空斋寂寂不生尘，药物方书绕病身”（《秋斋独坐寄乐天兼呈吴方之大夫》），“身是芭蕉喻，行须筇竹扶。医王有妙药，能乞一丸无？”（《病中三禅客见问因以谢之》）等诗句。开成元年（836），刘禹锡以足疾辞同州刺史改宾客分司。除了足疾，刘禹锡还患有眼疾。刘禹锡17岁开始学医：得《小品方》，于群方为最古。又得《药对》，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问》，识荣卫、经络、百骸、九窍之相成。（《答道州薛侍郎论方书书》）他不仅熟读医书，精通药石，也学习切脉等中医实践。除了理论上的学习，也会亲自实践，以所学医治自己及家人。尔来垂三十年，其术足以自卫。或行乎门内，疾辄良已。家之婴儿未尝诣医门求治者。（《答道州薛侍郎论方书书》）刘禹锡在诗中所言“药物方书绕病身”，也证实了他在给薛景晦书信中所说的“其术足以自卫”“行乎门内”之言非虚。但有些疾病是刘禹锡力不能及的，只能求助专业医者。《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云：三秋伤望眼，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从诗中所写来看，刘禹锡至迟在中年就有了眼疾，不仅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而且看朱成碧，怕光怕风。诗题中的眼医婆罗门僧，是指印度僧人，他所使用的治疗工具“金篦”，也被称作“金鎞”。这是一种古代治疗眼疾的工具，形如箭头，主要被用来刮眼膜。诗末句“如何为发蒙”，所谓“发蒙”，即使盲人眼睛复明之意。《涅槃经》卷八：“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錍决其眼膜。”据说金篦之术可以使盲人复明。开成二年（837）冬天，刘禹锡作诗《裴侍郎大尹雪中遗酒一壶兼示喜眼疾初平一绝有闲行把酒之句斐然仰酬》，其中有句“卷尽轻云月更明，金篦不用且闲行”。刘禹锡眼疾初愈，所以说“金篦不用”。可见，婆罗门僧的金篦之术应该是有效的。
对于疾病积极治疗，然于长生之术，却无心追求。刘禹锡对“治老方”与“达生理”的认识可以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个性使然。白居易赞“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刘白唱和集解》）。所谓“豪”者，一见于诗，一见于人。前者意为禹锡诗风豪壮，气势雄健。后者意为诗人个性豪迈，遇事通达。旷达的个性使得诗人面对困境能积极面对，不致自怜自伤。同因“永贞革新”事件被贬至远郡，柳宗元沉浸在“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中无法自拔，终以病死柳州结束人生，47岁黯然逝去；而刘禹锡则能以豁达的态度积极面对人生，最后得以重返东都，乐享晚年，享年71岁，这在那个年代已是高寿。
二是个人见识。刘禹锡既是政治革新的积极参与者，又是具有哲学思想的学者型诗人，对自然历史人事所秉持之观念超过同时代的诸多文士。从其诗文来看，他于历史兴衰，人事更替具有极为通达之见地。《天论》中“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的哲学见解也贯穿其言行之中。然有唐一代，如韩愈、白居易等无不是饱读诗书，见识非凡之人，禹锡所以在此问题上见解超俗，迥异众人，主要因为下述第三点。
三是个人学养。此处学养专指刘禹锡在医学领域的造诣。刘禹锡本人有过数十年的学医经历，所编纂《传信方》一书乃是唐代中医方剂类著作，在当时及后世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编纂《传信方》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信”。所谓“信”，是指书中所编写之药方全部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真实有效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医学实践，没有经过验证，就不会收录入书。这种科学的态度和实践精神，也决定了刘禹锡对于医学方术，也就是“方”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效果有很明确的认识。炼丹吃药，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不管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都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当然就只能算作虚无之说，而非可信之理。“唯有达生理，应无治老方”，这是刘禹锡对待生命和人生的基本态度。他深谙医理，注重养生。了解药性，精通医术，身体有病会积极治疗，但不会不切实际妄求长生，违背自然规律。用“方”治病，用“理”养命。“方”“理”并用，才可全生。（作者系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