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记载:蔡天启与张文潜讨论柳宗元诗集中的“五言警句”,张文潜认为，“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二句，是“集中第一”。这是最早称誉这两句诗的评论家。其后,曾季狸《艇斋诗话》、汪森《韩柳诗选》、薛雪《一瓢诗话》、陈衍《石遗室诗话》、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等书,都曾表示同意张文潜的观点。

“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二句,见于柳宗元的《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诗,约作于元和六年。“秀才”是唐朝社会上对一般读书人的泛称。娄图南是唐初侍中娄师德曾孙,名门后裔，而科举失意。贞元六年,柳宗元已“闻娄君名甚熟，其所为歌诗传咏都中。”崔元翰、于邵等名流“相与称其文”。按照娄图南的条件,登进士第是大有希望的,可是元和时柳宗元在永州遇见他，“犹为白衣,居无室宇,出无僮御”。柳宗元留娄图南在永州住了三年,这两个失意人游山玩水,诗酒唱和,《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是二人唱和诗之一。

“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二句,“语意极佳”,佳在哪里?章先生说是“善于描写开元寺之月夜寂寞景象”,说得对,我稍作补充:因为娄图南科举失意,又在“病中”,所以柳宗元有意描写开元寺的月夜寂寞景象,借景言情,情景交融,切合其人,极佳之句。

汪森说,二句“声光俱见”,光指上句,声指下句,二句之佳,“正在‘曙’字,‘秋’字用得活耳。”这个评语,是对柳宗元诗法的深刻理解。

56.柳宗元诗有史笔

柳宗元不仅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对史学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写的《与韩愈论史官书》尖锐批评了韩愈所谓史官“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谬论。又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与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指出《国语》这部书以华丽的文辞掩盖着荒诞无稽之谈。《非国语》六十七篇是柳宗元的重要史学著作。余不多举。

柳宗元精通史学,诗歌中也有史笔,如:

《韦道安》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评:“子厚有良史之才,即以韵语出之,亦自须眉欲动。如叙韦道安毙盗辞婚事,生气凛凛。”乔亿《剑溪说诗又编》评:“通篇具史公义法。”

《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范温《潜溪诗眼》评:“《哭凌员外》诗,书尽凌准平生。”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评:“一诗等于作传一篇。”

《咏三良》孙月峰《评点柳柳州集》:“似史断不似诗。”

《柳州峒氓》近藤元粹《柳柳州诗集》评:“可为一篇风土记。”

前人指出柳宗元这些诗“具史公义法”、“似史”、“等于作传”、“可为风土记”,即称赞柳诗具有史笔。至于柳宗元《咏史》等诗,更是读史书有感而作。

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柳宗元《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末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是:“字字熔冶经史,无半点草料。”(“弘农公”是柳宗元岳父杨凭)明确指出柳诗从史书中汲取营养。

57.柳宗元诗的“增韵体”与“拾馀韵格”

柳宗元有一首《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灃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刘二十八是刘禹锡,张员外是张署。刘禹锡寄给张署的原作，只有52韵,柳宗元的和诗,增加到80韵。孙月峰评:“可谓金声玉振,增韵体亦前所未有。”

汪森评:“用韵极奇险而无字不典,无意不稳。六麻韵中字几尽矣,而笔力宽绰有余,此可悟长诗用险韵之法。”管世铭评:“韵愈险而词愈工,气愈胜,最为长律中奇作,称柳诗者,未有及之者也。”

柳宗元又有《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序云:“韶州幸以诗见及,往复奇丽,邈不可慕,用韵尤为高绝,余因拾其馀韵酬焉,凡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声律言数如之。”吕八是吕温。拾余韵是专用原唱所未用的韵。孙月峰评:“拾馀韵格,前所未有。”汪森评:“观小序意,专以用韵见奇,然裴之所用者平，而公之所用者险,非大手笔不能如此雅驯。”

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和韵诗》中,特别举出柳宗元这两首诗，认为“此皆由依韵而推广之”,说出柳诗的创造性。孙月峰、汪森、管世铭等则指出柳宗元这两首诗的艺术特色，管世铭还叹息“称柳诗者,未有及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