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师夷长技以制夷”，用西方经济学证明中华文明，完成一次巨大的颠覆，一方面是平反了许多原被认为不太好或不太现实的观念，如自利，虚荣，无私，大自然，窝里斗，一盘散沙，中华民族性，中华文明；另一方面又要求重新思考许多原被认为是十分正面甚至非常好的理念，如平等，自由，民主，组织化，现代化，科学技术，市场制度，西方文明。
虽然完成一次巨大的颠覆，但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举重若轻，最合于西方哲学所谓的“奥卡姆剃刀”的精神，也最合于自然科学所讲的美学原则，因为她的全部家当不过就两下子——一个逻辑原子和一个公设：
逻辑原子：“我”就是“我”，人是围绕“我”的一种圆运动；
公设：“我”这一圆运动的圆心是别人对“我”的注目礼。
逻辑原子不证自明，而且是人所能有的唯一的不证自明，因为“我”不可能再怀疑“我”；公设是假设的，就像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线段距离最短”一样，虽不能证明，但符合经验的事实，人人渴望注目礼，没有谁不希望被别人认可与赏识。
而这一个逻辑原子和一个公设概括起来讲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人性自利，人是围绕“我”的一种圆运动和这一圆运动的圆心是别人对“我”的注目礼是对人性自利进一步的描述。从方法论上讲，怎么样描述一个问题或一件事物是非常重要的。我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有两个卖早餐的，一个在街东边，一个街西边，比邻而卖，而且都是卖面条和粥，外加茶叶蛋。但一个生意好一些，一个生意差一些，尤其是差在茶叶蛋上，街西边的那一家一早晨下来卖不了几个茶叶蛋。
原因何在呢？地理位置一样，客源没什么差别；茶叶蛋也一样，质量没什么差别，差别是在于摊主在推销茶叶蛋时问法不一样，几乎卖不了几个茶叶蛋的是这样问：客官，您好！您要不要茶叶蛋？这样一问，不要的肯定不要了。而卖得好的是这样问：客官，您好！您是要一个茶叶蛋，还是两个茶叶蛋？这样一问，不怎么想要茶叶蛋的也要了！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提问带来的两种不同的效益，所以营销学很重视描述，讲究提问。事实上，做学问也是这样，我记得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这样的话，正确地描述问题就是问题解决的一半。我觉得爱因斯还说得不够，应该这样说，正确地描述问题就是问题的全部解决。
在关于人性自利这样的描述下，我们紧紧抓住这一个逻辑原子和一个公设，就可以推演出13个重要定理或结论，这13个重要定理差不多就能够推演人类的全部历史。
第1级推演：注目礼争夺战。
第2级推演：暴力无效用。
第3级推演：养人方能服人。
第4级推演：社会舞台，文化游戏。
第5级推演：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方确定一个政治平面。
第6级推演：无私实现自我。
第7级推演：领导人不可或缺。
第8级推演：人生的终极意义是征服自己。
第9级推演：窝是暴力的边界。
第10级推演：组织化导致“宏观窝里斗”。
第11级推演：道法自然。
第12级推演：工业文明前途不妙。
第13级推演：人类未来必须大力以中华文明为师。
首先感谢天则所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感谢茅老、张老和盛洪所长的关爱和支持，使我这么一个无名小辈登上了我仰慕已久的天则讲坛。京师之地，人文荟萃，高手熙熙，大师攘攘，好不热闹，我何言哉！所以要感谢天则所以天为则、天下为公的大胸怀。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先生表示感谢，他是第一位在公开场合支持我这个无名小辈的思考的经济学家。2004年10月，在王志华先生《大系统价值学说：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上，邹总坦言，君山所作的“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令人耳目一新，极有价值，极其重要。
我所报告的题目叫“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也可以叫作“人类历史的逻辑推演”。需说明的是，这里面要证明的中华文明实质上是一系列判定中华文明的命题合在一起的一个代称。报告内容是我的拙作《天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的思路和大纲，而该书又是我的长篇哲学随笔《东方红——人世真理和人类命运》的主要框架，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实质上也就是我《东方红——人世真理和人类命运》的主要框架。
纯粹内视：一种究竟的认知方法
《东方红——人世真理和人类命运》完成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她也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法论，《天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所贯穿的也是这一新的认知方法论，但由于篇幅有限，我在这本书里面没有交待，所以我在这儿先简单交待一下我的认知方法论。古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一谈到认知方法，我们通常都会想到归纳和演绎。的确，归纳和演绎是我们认知世界和求索真理的两种主要方法。为什么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死去？因为张三死了，李四死了，王五死了，孔夫子走了，毛主席也走了，于是我们归纳得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我们相信从北京直飞上海要最快、从东京直飞南京也最快、从广州直飞长沙还最快？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我们相信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由此我们演绎得出：从北京直飞上海要最快、从东京直飞南京也最快、从广州直飞长沙还最快。
可归纳和演绎都是有缺陷的，演绎的缺陷是在于我们首先就必须贡献信仰，我们并不能证明演绎所秉持的公理或公设，一部分哲学家甚至因为演绎的这个缺陷而走向了先验论，比如柏拉图，再比如莱布尼茨；归纳的缺陷是在于我们永远也难得有信念——这一点已经由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旗帜鲜明地指出，因为归纳依赖于经验，而经验永远是有限的，甚至有可能变动，我们已经看到一千零一只、百万零一只、亿万零一只天鹅是白色的，但我们也不能就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开句玩笑，归纳法尽管可以瞎忙乎，手里面捏的证据是越来越多，以至于堆积如山，但归纳法永远也生不出真理的儿子。
为解决归纳和演绎的缺陷问题，多少哲学家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最有趣的便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方案。先天综合判断揉合经验性和所谓知性，协调先天与后天，看起来美妙绝伦。其实，这只是康德为欧氏几何所拍的一个哲学马屁。在康德看来，体系宏大、推演严谨的欧氏几何是绝对正确、神圣先验的，他是心悦诚服而效马屁之劳的。如果康德能够亲见非欧几何的崛起，我认为他是决不会论什么先天综合判断的。这或许也是康德的时代局限性吧！
在西方哲学史上，认知方法论的一个真正进步是发生在当代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手里面。波普尔一方面对归纳法不满，他说过，我的观点是：没什么归纳法。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当代哲学家，波普尔更不信仰什么先验论。像康德一样，波普尔事实上也对先验与经验作了一个糅合，区别是在于：波普尔认为人头脑中所有的只是猜测，而不是什么的神圣先验；经验所起的作用也不是证实，而是证伪，人类的认知是一个猜想和试错的过程。这就是波普尔的证伪论，有时候也称为试错论。
波普尔对证伪论是非常自信的，认为这符合任何人类的认知发展史，自然科学更是从猜想和试错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波普尔实际上并没有脱离经验论，他只是把经验的作用从证实说成是证伪，如此而已。事实上，证伪论只是换一个说法，权作逻辑上的自我安慰，它太难于操作了。比方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不合常理的猜想：宇宙中存在着不死之人。波普尔怎么证伪呢？要证伪这一个猜想，波普尔就必须打着灯笼找遍全宇宙，这可能吗？波普尔指责证实太易找了，占星术士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的歪理邪说找到形形色色的证据和证实，却不知他所提出的证伪又太难寻了。
人类的认知方法能不能超越归纳法和演绎法，甚至也超越证伪论呢？回答是肯定的！我所提倡的纯粹内视就是这样一种认知方法论。接下来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纯粹内视，我把人类的理性精神或者说逻辑方法分作两种：一种是外视理性，一种是内视理性。所谓纯粹内视，简单地说，就是内视理性之登峰造极。
什么是外视理性呢？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已知到未知，从前提到结论，从公理到定理，从原因到结果，从旧判断到新命题，从单一命题到复合命题，从小范围的判断到大范围的命题，一言以蔽之，外视理性是从有到有：从已有到未有，从前有到后有，从小有到大有，从旧有反新有，从单有到复有，从少有到多有，一切的从有到有的思维形式都属于外视理性，外视理性涵盖了形式逻辑所谈论的演绎和类比，归纳也包括在内。下面的笑话能够很好地说明外视理性的特点：
在飞机上，一个小伙子和一位老人并排坐着。
“请问，现在几点钟？”
老人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我要是告诉你现在几点仲，你就会向我表示感谢。这样，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容易收场了。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一道下飞机。在机场上，你就会请我进咖啡馆，我也会请你到我家去做客。我家里有一个小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于是，你就会爱上了她，她也会爱上了你。然后你们就决定结婚。可是，你要知道，我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连手表都没有的穷光蛋。”
从一句话引出一大串的话，这就是外视理性。欧氏几何就正是外视理性所构筑的摩天大楼，从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演绎出467个定理，从形式上讲，这难道不也是一句话引出一大串的话吗？
外视理性是西方学术的特长，放目西方学术，从古到今，跳入眼中是一座座形式体系的高山，如欧氏平面几何，如牛顿经典力学，如希尔伯特的《几何学基础》，这些都是外视理性所成就，没有外视理性的从有到有，形式体系的建立是不可能的。
但外视理性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外视理性必须从有到有，而所谓的“已知有”实质上不是先验的，更不是神圣的，而是假设的。欧氏几何的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都是假设的，它们虽是已知有，但并没有被证明，这其中就包括后来被非欧几何所否定的第五公设——即平行公设。
正是因为存在着假设，注定了外视理性的致命，它尽管可以打造一栋栋的形式体系，但也将这一栋栋的形式体系置于了毁于一旦的危险之中。牛顿经典力学假设了所谓的“绝对时空观”，绝对的真实的数学时间，就其本质而言，是永远均匀地流逝着，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此之谓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就其本质而言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它从不运动，并且永远不变，此之谓绝对空间。在牛顿当时看来，这似乎是万无一失的。在康德看来，这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但后来相对论的发展证明，麻烦正是出在这个绝对时空观上，它被爱因斯坦给颠覆了。
——内视理性来了！外视理性假设、依赖和信仰已知有，内视理性则质疑和推敲已经有，它总是企图把已经有还原为更基本的已经有，就像罗素所提倡的原子主义，要把已知的元素分解成不可分解的原子；也就像奥卡姆的剃刀，假设要尽可能地少，内视理性总是在要求验明正身：这是不是真的已经有呢？它真的就已知吗？“一问直到笃，拆了田螺屋”，内视理性的疑问总是不依不饶，就像一个叫希梅内斯的西班牙诗人一首叫《四月》的诗所描写的：
野莺在杨树梢，
——还有呢？
——杨树在青天上。
——还有呢？
——青天在水里。
——还有呢？
——水在新叶上。
——还有呢？
——新叶在玟瑰中。
——还有呢？
——玫瑰在我心上。
——还有呢？
——我心在你心。
——……
中国儒家有一段几乎妇孺尽知的话，这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段话所反映的逻辑精神即内视理性，从形式一看就知，它正是把问题还原到更基本的层面、还原为更基本的元素的努力。
西方学术也充满内视理性之光，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所主张的“怀疑一切”：“我们要怀疑我们一向认为最确定的其他事物，甚至于怀疑数学的解证，以及我们一向认为自明的那些原理。”对所谓的自明原理再行质疑和推敲，这当然是内视理性。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四假相说”要求对一切先入之见一一怀疑，这也属于典型的内视理性。
但，在西方哲学史上，给人以最深刻的内视印象的哲学方法不是笛卡尔的“怀疑一切”，也不是培根的“四假相说”，而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还原”！事实上，笛卡尔和培根虽然大讲怀疑一切，但他们所谓的怀疑一切泛滥无归，没有具体的操作性。怎么办？现象学的还原横空出世！
什么是现象学的还原呢？“一点真疑不间断，打破沙锅问到底”，一言以蔽之，所谓现象学的还原，也就是具体的打破沙锅法。步步为营，直捣黄龙，现象学的还原最重要的操作是所谓的“加括号”，也就是把一切已知有的按层次分阶段地挂起来，从而使人一步接一步地摆脱先入之见，最后让“事物本身”自我暴露，不亦快哉！
现象学的还原的确是很酷很酷的内视理性，但这一切都还不是纯粹内视，鉴于我刚才所表述的东西已经能够让人对我所提倡的认知方法论留下印象，我就暂时不再对纯粹内视再作更深的表述，免得喧宾夺主，毕竟今天的主题是“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我可以在这里提示一句，纯粹内视是真正把怀疑进行到底、真正寻根究底、真正打破沙锅的认知方法，它最后实现了自我解释——众所周知，自我解释可是一般的形式体系做不到的，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已经指出这一点。
特别申明的是，内视理性这样一种认知方法对于廓清一些重大理论争议是非常重要的。前不久，我又参加了一次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次研讨。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在会上说到：马克思《资本论》及其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是投入最多，产出最少，再给一百年时间，也研讨不出个结果来。对蔡教授这一说法，我深有同感，从天津南开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到国家教育部社科中心，我参加过好几次劳动价值论的研讨，那情形都是公公说公公有理，婆婆说婆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每个人都认为是自己马克思主义在握。
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学者们在一些枝枝节节上争论，而没有还原到问题的本体，比如马克思当年为什么提出劳动价值论，他所依据的是什么事实，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是否可行，这一问题能不能还原为更基本的问题。这样一思考，我认为就能够避免那些纷纭不清的唇枪舌剑。可以肯定，一个人特别是一个致力于学术的人，在前人的学术积累已经浩如烟海的今天，如果不善于用内视理性来从事学术，就最容易被一些支零破碎的虚假问题所迷惑、所纠缠、所消耗，折腾大半辈子，最后不幸地沦落为顽固的学究，仿佛石头一般，岂不哀哉！
“我”就是“我”：不证自明
用内视理性内视往里面去看、看到里面去，质疑一切，推敲一切，那最后究竟什么是不可再怀疑的呢？借用罗素的话说，最后不可再分解的“逻辑原子”是什么呢？借用胡塞尔的话说，全部哲学的阿基米德点在哪里呢？借用笛卡尔的话说，哲学的第一原理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我”！
经过一番彻天彻地的怀疑之后，笛卡尔发现了他的哲学第一原理，这就是所谓的“我思”。在我思一切事件的真假时，立刻发现正在思的这个“我”，必须是确凿的，乃任何怀疑论所不能动摇——这就是笛卡尔的逻辑，他写道：我于是作出结论，“我思故我在”是哲学的第一原理。然后，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这个第一原理推导出了他的哲学体系。
有人可能马上要站起来反驳笛卡尔，马克思不是主张物质第一吗？难道物质还不是不可怀疑的？不错！物质的确还可以受怀疑，而且也应当遭怀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在做梦的时候，都相信梦中的存在是真实不虚的，可有什么能够保证我们人类就不都是在做一个梦呢？作为信息时代的人，我们更能理解这一点，虚拟技术能够完全把人“忽悠”过去，有什么能够表明我们这个世界又不是“忽悠”的呢？
我这里只是简单地提一下这个问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态度事实上十分谨慎，并不像我们理解的那样轻率和决绝。现代科学的相关进展，特别是量子世界的事实，也提醒我们有必要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更何况我们对物质和意识这二者的本质都还远远没有揭示，只要这二者之中有一者的本质还没有揭示，断言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都可能为时过早。
但笛卡尔所谓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哲学第一原理，因为它并非确凿而不可怀疑，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我在但不思”的人。中国道家有所谓“心死神活”的理念，《周易》也要求高尚之士“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现在生活也有近似的人，如庄子笔下所描述的一个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他这样的游刃有余功夫就应该不是“我思”的。
这个世界不仅存在“我在但不思”的人，也存在“我思而不在”的人，如下边故事所绘的“当下禅师”：
有一个人，特别健忘，后语忘前言，后行忘前动，人们美其名曰“当下禅师”，意思是说他唯一有的是当下，过去过去也，未来未来也，当下就当下。
有一天，当下禅师提着刀，兴冲冲地往前走，干什么去？到竹园砍竹子去。刚到竹园里，突然腹内嘀咕，大便要出世了。当下禅师立即把刀抛在地上，扯开裤子就来。园中竹子依依，一派苍翠，蹲在地上随便的当下禅师忍不住遗憾：“今儿我要是带把刀来了，那多好啊！”
随便完成后，当下禅师看到旁边的地上天躺着一把刀，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嘴里面叫道：“啊，吉人天相，不知道谁的刀掉在这儿呢？”他抓起刀来，装模作样，跃跃欲砍，没想到一脚踩在自己刚才随的大便上，狠狠地跌了一跤“狗啃屎”。当下禅师伤心地从上爬起，破口大骂道：“谁家狗娘养的种，在这道路正中撒大粪！”
显而易见，当下禅师是有“我思”的人，但我们能说他是一个正常的“我”或者说“我在”吗？你刚刚请他大吃大喝一顿，他嘴巴一抹，就不认识你了，更可能把你臭骂一顿，你咋办？如果说当下禅师是一个“我在”，他也只是一个一个的点，而不是一个连贯而成形的“我”。
“我在就我在”，“我在”比“我思”更基本，“我在”可以无关“我思”。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可再怀疑、再推敲、再拆解的就是人人心中都有的这个“我”，如果说逻辑原子，“我”就是逻辑原子；如果说哲学第一原理，“我”就是第一原理；如果说哲学的阿基米德点，“我”就是阿基米德点。事实上，“我”也不可能再怀疑“我”，“我”就是“我”。
那究竟什么是“我”或者说“我在”呢？我们应该为“我在”找到一种描述，而不能老是重复“我在就我在”或“我就是我”。要对“我在”进行描述，首先当然要观察“我在”。观察后的最终描述就是：人在这个世界做 一种圆运动，而这一圆运动的圆心就是“我”。简单地说，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在围绕着自己打转转——也就是通过所谓的人性自利。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描述呢？比方说人主要是一种碳氢氧氮的化合物，甚至把人的基因密码全部照单写下——人类今天已经具备此一能力。的确，对“我在”的描述存在不同的角度，化学的角度，生物学的角度，物理学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乃至基因科学的角度，但在我们用纯粹内视对物质“加括号”以后，这些角度都成了可疑的和非法的，我们不能够取用；一旦取用就违背逻辑严密的原则。另一方面，人性自利也的确是人首要和最大的特征,即便是“我思”，也只能屈居其后。下面具体对“我”在是一种围绕“我”的圆运动作一些进一步的解释。
中国民间有句古话非常有名，叫“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把天上的星星与地上的众生对应起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因为天上的星星与人间的众生的确相似，而且整个星空图景和整个社会图景也相似。
当我们通过望远镜探视浩瀚宇宙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星星点点，或明或暗，似乎毫无规律，也似乎不大动弹。但如果我们持续观察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芸芸星球都在转动，它们的转动既有围绕自身圆心的自转，也有围绕自身之外某一个圆心的转动——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星系，而一个个星系也在转动——它们围绕更远处的某一个圆心转动，就这样一个圆圈套着一个圆圈，所有的星球都在做圆运动。
当我们站在某一个高度，俯瞰我们这个人世，那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比如站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塔上，俯瞰整个京城。跳入眼帘的正是：路如丝网楼如林，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派”芸芸众生，滚滚红尘”，整个就像一锅沸腾的水。你心里面不竟会涌起一个个问题：这个人世的聚散离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些像蚂蚁一样的人在忙活着什么？这一锅沸腾的水何时能够冷却下来？老实说，每当登上城市的高楼望远，笔者心里面都会涌起这一些问题，同时还伴着超凡脱俗的美好感觉。
如果我们在中央电视塔或某一个高处持续观察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芸芸众生都在转动，他们的转动既有围绕自身圆心（或者说目标）的自转，也有围绕自身之外某一个圆心的转动——因为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团队，而一个个团队也在转动——它们围绕更高处的某一个圆心转动，就这样一个圆圈套着一个圆圈，所有的众生都在做圆运动。这不正是宇宙的星空图景吗？
天上人间的区别还是有的，星球圆运动的圆心是明白而实在的，就拿地球来说，地球自转的圆心是地心，公转的圆心是太阳，整个太阳系公转的圆心也实际存在于银河系的某个地方，这一些圆心都是明白而实在的。可人做圆运动的圆心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个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哪一个字的使用频率最高呢？纽约电话公司曾经就此一问题在电话对话中进行过一次详细调查，结果发现是“我”——“我”在500个电话对话中被使用达3950次之多。不知道英文的我——“I”——有没有什么来历，但“I”就这么简单的一竖，最容易书写，是不是也因为“I”——我——的使用频率最高。
人做圆运动的圆心就是“我”，也就是说，人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我”而转。“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得好：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说句实在话，“我”不关心“我”，还关心谁？！谁还关心？！
二千多年前，史太公说过一句非常漂亮的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以肯定，司马迁一定也是在某一个高处俯瞰尘世时而舌灿此花的。但这句话还不够彻底，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赤裸赤裸地说，那就是：天下熙熙，皆为“我”来；天下攘攘，皆为“我”往。
当久日不见的朋友相遇时，我们常常会问候说：最近忙什么呢？对方往往会回答说：哎，瞎忙！你呢？我们也往往回答说：哎，也是瞎忙。这绝对是客套话，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不成功的忙，但绝对没有谁会瞎忙，都是在为“我”忙。笔者曾经给远在广州的一位老同学打电话，原本是想问一下近况，顺便聊聊，没想到他劈头就问：“哦，有什么事吗？”叫我拿着电话筒在手里面伫思了好久。你看看，有谁会瞎忙呢？
人的一切——从大的方面的信仰、理想、追求、目标等，到中的方面的学习、工作、社交、爱情等，到小的方面的吃饭、穿衣、睡觉、休闲等，以至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每一句言语和每一个举止，都是围绕着“我”而转的，绝对没有无缘无故的瞎忙。“我”就像是一个黑洞，吞噬着“我”的一切，任何东西都逃不了。
相对于人世间其他的东西而言，爱情常常与“奉献”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神圣的和纯洁的，但是不是就真的能脱离“我”呢？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之王”，当时就名闻遐迩。有一个贫穷的女工常常读他的小说，不知不觉中竟深深地爱上了他，日思夜想的，最后决定以身相许，哪怕就是当莫泊桑的女仆也行。
一天，她勇敢地前来看望莫泊桑。开门的是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小痞子，莫泊桑当时出门了。这个小痞子发现这一个年青的女来访者颇有几分姿色，又不认识莫泊桑，他也知道莫泊桑还没有女朋友，于是就故意骗她说：“莫泊桑陪他的情人到哀特列塔去了！”
就这么一句话，不幸的女孩立即晕倒在门槛边。小痞子趁机扶住女孩，送她回家，假惺惺地哄她，劝她，安慰她，直到使女孩委身于他。
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不幸的女孩后来竟沦落为娼妓。当莫泊桑知道这一切时，早已来不及了。
如果爱情真的神圣和纯洁，女孩会因莫泊桑已经有情人——准确地说，是听说莫泊桑已经有情人——而一下子就晕倒吗？不客气地说，女孩所谓的爱并不是什么真爱，而是一种占有的欲望。“我”想说的是，爱情曾经被多少文学家们吹捧得神圣而纯洁，但如果不是冲“我”而来，想摆脱“我”，去他妈的爱情吧！
耶稣基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无私的人，还不像雷锋同志搞区别对待，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如冬天般的冷酷，耶稣是对任何人都没有仇恨，而只有理解和怜悯，人家打他的右脸，他把左脸也送上去。特别是耶稣临死时那一番话更是让人感觉他的博大和无私，他原本可以不受死，可耶稣从容赴难，当以色列人把他钉上十字架要他的命，耶稣慷慨悲叹：“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对这样一个人——更准确地说，对这样一位神，我们还能说他的一切也是围绕着“我”在打转转吗？2003年底，在一位小姊妹的引导下，我参加了一些基督教会活动，经常与弟兄姊妹论基督之道。有一次小姊妹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耶稣基督其实是最自私的，他生怕世人在罪里面不能自拔。”小姊妹的话常常富有灵性，的确，耶稣基督的一言一行——包括他最后的受难——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缘有故的，这恐怕也是他临断气之前大声呼喊“成了！”的一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心中有着最坚定的“我”。
人是围绕着“我”而转的，这一点实际上不证自明，就像几何学上的公设或公理，甚至比几何学上的任何公设都更加具有自明性：想一想吧，如果没有“我”，那“我”是什么？根本就不可设想，一下子也不行！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不证自明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我”，其他的都靠边站。
如果的确需要一个证明，不妨用反证法来证明一下：假设存在一个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那他利谁呢？这是他每时每刻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若他对对方有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凭什么标准来对对方作出判定呢？能定一个标准的人必须有“我”，只能是“我”，而这与他的无“我”矛盾。
这一位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没别的法子，他只能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逢人便利，那他能利多久呢？一个人的资源都总是有限的，坐吃山也空，他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吗？或许，在人类进化中的某一个阶段，的确存在这样一批毫不利自而专门利人的人，但由于产权不清——逢人便利便是产权不清，最后，这样一批人都因为殚精竭虑而死悄悄了。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一批人被生存竞争无情地淘汰了。这也就像公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常常要被民营经济淘汰一样，公有经济不是某一个“我”的，而是数不清的大伙的，它的难题正好比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每时每刻都不得不考虑的难题：利谁呢？最后都落一个结局——死！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而不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如果是这样，那所谓的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就是人心中的“我”。也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利他，那利他就是“我”——这与所有的人都毫不利人而专门利己的社会没任何两样，而完全一个样：所有的人都利他的社会和所有的人都利己的社会实质上是同一个社会。与其人人都需要别人来利，还不如让每一个人自己利自己，这样成本更低。
“我”究竟是怎么定义的呢？这就是所有的人都在想同一种东西，都在玩同一种游戏，都在干同一种事情。“我”是通过所有的人都同一而定义的，这里面不再有别的定义。如果所有的人都自利，那自利就是人心目中的“我”；如果所有的人都利他，那利他就是人心目中的“我”；如果所有的人都围绕一个叫“王八蛋”的圆心运转，那这一个叫王八蛋的东西就是人心目中的“我”。
有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叫《镜花缘》，是清朝文学家李汝珍写的，我们通常所讲的“君子国”可能就是出自于本书。该书讲的是一个叫唐敖的人游历海外的故事，主要介绍海外各国的奇风异俗，所谓君子国正是唐敖游历的第一个国家。
君子国真的是个个君子，人人以吃亏让利为乐。《镜花缘》第11回就讲了一名在衙门当差的小兵买东西的情形：小兵手里拿着货物对卖货人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那卖货人也君子风度翩翩，连忙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那小兵又说：“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允。试问哪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
就这样谦来谦往，那小兵最后赌起气来，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要走，卖货人哪里肯依，一口咬定“价多货小”，把人拦住。最后，路旁走过两个老翁，经过好一阵折腾，要那小兵拿了八折货物走了。
茅于轼老先生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曾就这一场君子国的讨价还价风波发表评论，认为这之中包含了一个既极其深奥而又非常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茅老认为，君子国这一场风波最后是用强制性办法——即两个路人的介入——解决的。
其实，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也存在双方同意的均衡点，只要双方心里面都有一杆称，而不管双方用这杆称来称自己还是称别人——但必须同步：或同步称自己，或同步称别人，双方就必定能找到一个均衡点。在这一场君子国的讨价还价风波中，尽管最后是两个路人出面帮助解决了争议，但如果没有这两个路人，小兵和卖货人也能达到一个均衡点。茅老疏忽了那小兵说的一句话：哪个腹中无算盘！有算盘就必定能算出一个均衡点，因为双方都有利益诉求。
顺便说一下，关于“我”性自私，有人找到了所谓基因上的根据。基因是生命最基本的单元，基因的自私决定了人的自私，人的自私来自于基因的自私。1976年，英国生物学家里查德·道金斯发表《自私的基因》，在全世界引发巨大反响，社会生物学乘兴而起。有些人欢欣跳跃，自私从此有了来自自然科学的最有力的支撑，可以问心无愧地自私了。
在西方文明史上，自然科学一有进展，社会科学就有主义，一直存在着所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更存在自然科学融合社会科学融合的强大趋势。比如物理学一有万有引力，社会科学就有万有引力主义；生物学一有基因，社会科学就有基因主义；化学一有混沌，社会科学就有混沌主义。
笔者不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结论搬到社会科学中来，这不是针对哪一个具体结论，而就是针对用自然科学强奸社会科学乃至于哲学这一做法。自然科学是变化的科学，它存在自我否定，今天的科学到明天可能就成前科学了。难道社会科学也这样跟着跑？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特别是哲学作为研究具有根本性问题的科学，它应该保持相对恒定。
如果哲学社会科学老跟着自然科学跑，就拿人性本问题来说，完全有这样的可能：生物学家某一天突然告诉你，他们最新发现——基因并不是自私的，所谓自私其实是某种更内在的生命物质因某种特定组合而显现出的特例，你怎么办？这就是跟着别人的屁股跑的结果。至少就“我”性自私而言，与自然科学无关，更不需要什么基因的根据，即使生物学宣称基因不自私，“我”性也自私，因为“我”是通过所有的人都同一而定义的。
注目礼：“我”为什么是社会人
至此，我们已经论证，“我”就是“我”，进一步的描绘就是：“我在”是一种圆运动，而圆心就是“我”。如果把这一个对“我在”的描绘用最通常的话来表述，那就是：自私是人首要的也是最大的天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作为圆心的“我”有什么具体内涵？即是说，人所自私的内容是什么？
史太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所自私的不就是利--物质的利吗？的确，人们往往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所私的就是物质的实利。马克思也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可问题在于：是不是人所自私的全部内容或精神实质就在于吃喝住穿呢？
如果人所自私的全部内容就是吃喝住穿，那人类社会当初根本就不会形成。道理非常简单，大自然完全能够为人提供吃喝住穿。另一方面，单个的人也完全能够自力更生，吃喝住穿都不愁，根本用不着社会化，做什么社会人。大自然有多少种动物--比方说老虎--就这样把日子过得好好的，而且保持一颗天真之心，一看眼神就怪可爱的，况于人乎！
美国作家亨利·梭罗曾在瓦尔登湖畔做了一回“单干户”实验，自己造房，自己觅食，与自己的知更鸟在一起，过了两年零两月的自然主义生活。后来有人考证说，梭罗其实是个“假行僧”，他所谓的自然主义实验，就好像市郊的孩子经常跑到自家后院去，假装他们是在丛林中野营。
或许，梭罗不应该老是在周末的时候回家将装点心的坛子舔个干干净净。但人在大自然中过一种单干生活的确是完全可能的，用不着拿自然主义哲学家庄子所说的“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来压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已经用算盘为我们精打细算过了：人们肉体生活的必需品，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都可以提供。
我虽没有精打细算过，但直觉上相信：人们肉体生活的必需品，大自然完全能够担当，人类用不着为吃喝住穿而社会化。要不然，大自然中那么多的动物特别是那么多比人的消耗要大得多的动物都怎么办呢？！天地既生人，天地自杀人，这应该没什么疑问。
关于人类社会的形成，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写过这样一句话：“第一个用围墙围起一块土地的人想出来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颇为简单的人相信是他的，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人。”设若人都是这样的实利之徒，人类社会肯定不会形成，道理非常简单：既然你要圈这块地，没关系，那“我”去圈另一块地，对你敬而远之，不与你发生关系，不行吗？如果人只所自私的只是吃喝住穿行，社会即便是形成，也要“树倒猢狲散”，你走你的路，“我”也许将独自跳舞。
那是什么促成了社会的出现和兴起呢？人的私心究竟何在呢？教育家卢勤写了一本书，叫《告诉孩子，你最棒》；著名导演黄建新执导了一部电影，叫《求求你，表扬我》。这一本书一部电影的名字正反映了人的私心所在--这就是别人的认可和尊重，我称之为“注目礼”。关于人对注目礼的最强烈需求，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偌大的办公室，你来我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氛围是热闹的，大约是工间休息吧。
真奇怪，一位打工妹在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手儿。细一瞧，她不是在摆弄着纤纤十指，唱主角的是那一枚戴在左手第三个指头上的戒指，特别的璀璨夺目。
昨天是情人节，男朋友赠送定情礼物，她心里面美滋滋的，简直滋滋得要出声。遗憾的是，还没有哪一个同事知道呢，更甭提啧啧称美的注目礼了，真的是“璀璨不夺目”！
可怜的打工妹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她一下子站起来，向周围的同事们说：“噢！今天办公室太热啦，我必须脱下我的戒指！”刹那间，一对对眼睛就像长了脚似的，全跑过来了，那戒指终于大吃特吃注目礼了！
不要笑这一位或许有点可怜的打工妹，她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缩影。有一句话叫“一阔脸就变”，这真的是实话实说。所谓“一阔”，指的是获得了物质的大利；所谓“脸就变”指的是需要别人的注目礼。如果一阔脸不变，甚至于根本不能够露脸，那阔什么阔呀！
正是注目礼促成了社会的出现和兴起，因为注目礼不像吃喝住穿，大自然不能够提供，蚂蚁不会向“我”注目致礼，老虎也不会向“我”注目致礼，向日葵不会向“我”注目致礼，蜡烛也不会向“我”注目致礼，太阳不会向“我”注目致礼，万物都不会向“我”注目致礼，注目礼只能够来自于人，而人则在社会上，这就决定了“我”必须步入社会，做一个社会人。
关于人是怎样由野蛮迈出进入文明的第一步的，卢梭的说法显然不如康德的分析，康德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人步入社会的注目礼动机。在一篇叫《世界公世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论文中，康德写有这样一段话：
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才感到他的自然秉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之故就会处处都遇到阻力，正如他凭他自己本身就可以了解的那样，在他那方面他自己也是倾向于成为对别人的阻力的。可是，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人进入文明的真正的第一步。
这就是所谓的“非社会的社会性”论！在西方哲学史上，虽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但第一位旗帜鲜明地论非社会的社会性的哲学家恐怕还是康德。所谓非社会的社会性，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对立统一两点论，一点是人是自利的--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一点是人是社会的--人不得不作为社会人，因为人所自私的东东不是别的，而是注目礼——即康德所谓的要在同胞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位。
正因为社会上有注目礼，“我”对社会依依不舍。一旦因为某事而不得不暂时离开社会，“我”就感到孤独，甚至感觉窒息。2004年2月初的时候，一个叫弗朗西斯·茹瓦永的法国人创造了一项单人驾船环游世界的最新纪录。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茹瓦永坦言，在73天的航行中，孤独感是无法抑制的，几乎使人窒息。人们常常会说到孤独，可什么是孤独呢？一言以蔽之，孤独就是长时间得不到注目礼滋润的感觉。
没有注目礼的日子，常人不能过，就是希圣希贤，恐怕也难以忍受。曾国藩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笔者一直认为曾国藩当得上希圣希贤，他或许没有系统地立言，但他功勋盖世，尤其是立德功夫不错，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主静功夫上，包括他对主静的认识、实践和谆谆以主静教人。翻看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处处可见有关静修的论述和记录。这就够了，立言关键是务本，长篇大论就一定希圣希贤？
就是这样一位希圣希贤，而且主静功夫特别高深，而且谆谆以主静教人，也猫不住。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为替湘军争权，被朝廷撤销兵部侍郎之职，并开缺回家乡守制，到他第二次出山，时间共一年零三个月。应该说，这是一段大好的静修时光，一是乡下世外桃源地，一是无官一身轻。
遗憾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曾国藩觉都睡不好，如热锅上的蚂蚁。不只是因为大权旁落，更因为别的人一个个都步步高升，作为湘军创始人的他越来越不被人注目了。《湘军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而杨载福已升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
看，曾圣贤都“猫”不住！一个人可以受苦受难受冤，甚至慷慨受死，但受不了没注目礼的日子。别人注目礼一大堆而自己猫猫无闻，谁都受不了，谁都猫不住，虚荣的打工妹猫不住，崇高的曾国藩也猫不住，任何人都猫不住。
观今之世代，人一个个都是在努力追求金钱和财富，甚至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人真正在意的还是注目礼，因为这是社会人的宿命。只要有注目礼，即便财富是虚假的空头支票，也没关系。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铁匠，早年丧妻，养着好几个孩子，家里非常贫困。铁匠为此而忧心忡忡：如果我病倒了不能打铁怎么办？如果我挣的钱不够养家糊口怎么办？如果哪一天生意萧条怎么办？这一连串的担忧像沉重的包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身体一天天越发虚弱。
有一天，铁匠上街买东西，由于身体太虚弱，突然昏倒在地。这时候正好有个心理学博士路过，他询问了铁匠的情况，非常同情他，于是送给他一条项链，并郑重地交待铁匠：“这是一条金项链，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千万别卖！”
铁匠拿了金项链，高高兴兴回了家。从此心满意足，他这样想道：“如果实在没钱了，我就卖掉这金项链，嘿嘿！”就这样，他白天踏实工作，晚上安心睡觉，健康很快就恢复了。
后来，铁匠最小的儿子也长大成人，自食其力，他家的经济实力一天天殷实。有一天，他把那条金项链拿到首饰店里估价，老板鉴定后告诉他这条项链是铜的，只值一元。
铁匠听后先是大为惊诧，后是恍然大悟：博士给我的不是一条金项链，而是一种虚荣和平安。
金项链是假的，但铁匠却通过这一条金项链获得了注目礼，日子过得乐呵呵的。这也就好比有钱人家往银行或保险柜里放入了一大笔钱，尽管不使用，但觉得自己是富有的，心里面踏踏实实，进而平安幸福地了此一生。这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人可以没有真的金项链，但不可以真的没有注目礼。
另一方面，一旦没了注目礼，即使项链是金的，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不错，人也觉得没劲，提不起神。马克思就曾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他写过这样一段话：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的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其实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作为实利人的需要，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是作为社会人的需要，自我实现是成就人的需要。这实质上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人，人的私心所在不是别的玩意，正是别人的承认--注目礼！马斯洛只是没有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不是为注目礼，社会根本是不可能的。
顺便说一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注目礼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国富论》中，他清楚明白地写道，资本家们之所以放弃舒适和休闲，拼命追求财富，真正用意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
注目礼争夺战：推演人类历史
在纯粹内视的光照下，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基本点：一个逻辑原子：“我”就是“我”，人是围绕“我”的一种圆运动；一个公设：“我”这一圆运动的圆心是别人对“我”的注目礼。逻辑原子不证自明，因为“我”不可再怀疑“我”；公设是假设的，就像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一样，虽不能证明，但符合经验的事实，人人渴望注目礼，没有谁不希望被别人认可与赏识。
这两个基本点其实是一点，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人性自利，这一个逻辑原子和一个公设是对人性自利的一个全新而彻底的描述。紧紧抓住这两个基本点，我们就可以开始对人类历史的推演。
第一级推演：注目礼争夺战。
“我”步入社会，图的不是别的，就是别人的注目礼。“我”是“我”，可别人也不是“孙子”，别人也是“我”。别人步入社会，图的也不是别的，就是“我”的注目礼。针尖对麦芒，“我”争，别人夺，一场注目礼争夺战不可避免——交易开始了！
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但西方经济学对交易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有的认为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有的认为交易是稀缺资源在市场上的交换和配置过程，有的认为交易是一种用更满意事态替代不满意事态的企图，有的认为交易是一项活动由上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的移交。这形形色色的解释都不彻底，最彻底地说，交易就是注目礼争夺战，为此而花费的成本就是交易费用。
注目礼争夺战表明了“我”和别人关系的本质，正如一句索马里谚语所说：我和索马里反对这个世界；我和我的部落反对索马里；我和我的家族反对我的部落；我和我的兄弟反对我的家族；我反对我的兄弟。意思是说，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斗争是永恒的，合作是暂时的。换句话说，人本质上是一个一个的。
顺便说一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一直是道难题。究竟国有企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管理不顺，还是责权利不清，抑或是产权不清？现在的焦点似乎是落在产权上，一部分人说国企问题的总根子就出在产权不清上，但另一部分人则说国企的产权非常清楚，或集体所有，或全民所有，一清二楚，何不清之有！
先撇开国企改革问题不论，要回答国企产权是清还是不清的问题，必须回到人的本性上，产权是在人的本性上定义的，产权清不清必须从人的本性上来判定。注目礼争夺战表明人本质上是一个一个的，那产权的定义就必须落到个人上，凡是没有具体落实到个人上的产权，那就是产权不清。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企的确是产权不清。假如人本质上是一伙一伙的，像蚂蚁一样，那国企就是产权最清的。
第二级推演：暴力无效用。
一场注目礼争夺战就是一笔交易，怎么样才能做成这一笔交易呢？也就是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别人的注目礼呢？这是紧接下来的问题。愣着干啥，五指收拢，大打出手，把别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喝道：你服不服？不服“我”再加点劲！
但事实表明，注目礼争夺战不是打擂台，以力服人不但不能够真正获得别人的承认，反而导致种种问题，如报复和死亡，甚至导致双方同归于尽的惨剧。道理非常简单，“我”能拳打脚踢，但别人也不是“孙子”。即使是“我”以力打服了别人，而且别人永远也不可能反制“我”，也会出现注目礼质量从此一蹶不振的问题，有力胜人的“我”极有可能自杀。总而言之，以力服人是一种高成本而且高风险的交易。
既然不能以力服人，那是不是可以理服人呢？以理服人本质上也是以力服人，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理是能够自我解释的，一切形式的理都首先是力定的。另一方面，“我”这一圆运动的圆心是别人对“我”的注目礼，原本就不是来这个世界追求什么理的。
第三级推演：养人方能服人。
既不能以力服人——这使“我”无所措手足，又不能以理服人——这使“我”无所措脑袋，“我”已经完全动弹不得，这注目礼争夺战还怎么打下去呀！难道这买卖不做了？
对注目礼来一个时间上的分配，先给别人一份，后给自己一份，这种先人后己就是养。事实上，“我”养别人是再自然不过的，别人是“我”的注目礼的出品人，“我”怎么能不养呢？这也就像在平常的市场上做交易讨价还价一样，事实上，养实质上也就是讨价还价。
养人不外乎从力和理两方面着手，也就是存在两种方式：以力养别人和以理养别人。以力养人三下五除二，不过是让别人吃得好又饱，外加锻炼身体。但以力养人风险太大，而且即便是实现和平共处，也是“冷和”，不稳定。被“我”以力养大的别人随时有可能挑起“冷战”，甚至向“我”发动“热战”。
真正有效的是以理养人，过程大致是这样：“我”先绞尽脑汁，得到一个理弄到手；接下来对别人投之以礼，“我”仿佛就“孙子”一个。但事情还没完，紧接着“我”必须对别人说之以理，费尽心机。最后才可能别人优质量的注目礼姗姗致来，服“我”了。支出和收入一合计，总体上，以理养人是一笔划得来的买卖。
第四级推演：社会虚无，文化游戏。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这句话被牛津英文词典入选“世纪名句”。“铁娘子”或许是“信口雌黄”，但这句话的确是真知灼见。哪里有什么社会呢？“我”一开始作为社会人，就是为获得别人的注目礼，与社会没任何干系，社会实质上是一个无所指的空头名词。如果说有所指，那也就是：社会是一个注目礼争夺战的大舞台，如此而已。
但从现实上说，社会是什么取决于“我”在注目礼争夺战中以什么样的理来养大别人，有什么样的理，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这里面也可以把“社会”这个词替换为“文化”，即：文化是什么取决于“我”在注目礼争夺战中以什么样的理来养大别人，有什么样的理，就有什么样的文化。
比方说，在以理养大别人时，假设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到这样一种理：有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地，在一个地方设置一个洞或一个网什么的，然后“我”和别人共同追逐一个圆球样的东西，看谁能把这圆球样的东西踢到洞中或网里，谁中谁就赢得注目礼。如果“我”以这样一种理来养大别人，那这样的社会就可以称为“足球社会”，这个社会上必须布置与足球有关的一切东西，保障这个游戏能正常进行。社会是注目礼争夺战的舞台，文化是注目礼争夺战的游戏。
第五级推演：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方确定一个政治平面。
尽管暴力无效用，但在“我”和别人的注目礼争夺战中，由于“我”在现实上的懒惰性，“我”总是倾向于以力服别人，来不来就大打出手。一对一的注目礼争夺战仍然难以避免暴力，即便是出现了和平局面，也是苟且的“冷和”，不稳定。
一旦旁边有一个第三者插足“我”和别人的注目礼争夺战，无论第三者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动机后下手，只要“我”先下手，“我”都难逃一死，不要说获得别人的注目礼，更甭提获得第三者的注目礼。即是说，在注目礼三角演义中，没有哪怕是一方寸的用力之地，惟有以理养人一条路——这就是一个政治平面。
所谓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方，就是三个人没有任何的串通，“我”和别人没有任何的串通，在第三者插足注目礼争夺战之前，“我”与第三者没有任何的串通，别人与第三者也没有任何的串通，“我”、别人和第三者这三个人完全是任意的。
在西方政治学上，对不在一条直线的三个人确定一个政治平面也或多或少有所认识，这具体表现在所谓三权分立的学说中。不过，西方政治学的三权分立并不是真正的三权分立，因为它是人为设置的，而不是通过注目礼争夺战的博奕演进自然而然演绎出来的，这二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别。
第六级推演：无私实现自私。
注目礼三角演义是在三角形上展开的，一共有三场注目礼争夺战：“我”和别人的注目礼争夺战、别人和第三者的注目礼争夺战、第三者和“我”的注目礼争夺战。
“我”怎么样才能够在三角演义中赢得最大的注目礼效用呢？“我”在这里面有多种选择，但“我”的最佳选择就是：一场注目礼争夺战也不参与，而是把自己完全贡献出来，专门调解别人和第三者的矛盾与冲突，以成二者之美，并慷慨地向他们俩注目致礼。
只要“我”胆敢这么做，别人和第三者就会对“我”产生“药物依赖”，事不事、时不时都向“我”注目致礼，“我”自然而然就成为三角演义的最大赢家。这真应了老子所下的两个论断：“以其无私，故而成其私。”“因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时候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嘲笑某些人犯方向错误。其实，南辕北辙本质上并没有错，因为地球是个圆。无私实现自私也是南辕北辙，它说明什么呢？人性是个圆！看来，大自然的确偏爱圆，“我”也真正是个圆。
第七级推演：领导人不可或缺。
在注目礼三角演义中，完全贡献自己是最佳选择，它对应于做领导人。还有一个选择，这就是做“渔翁”——鹬蚌相争时袖手旁观的渔翁。做领导人和做渔翁的共同点是在于：不与民争注目礼，超然物外，让别人和第三者大打注目礼争夺战。区别是在于：做领导人是积极的，完全贡献自己，协调别人和第三者，防止以力服人；做渔翁是消极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幸灾乐祸，企图不劳而渔利。
不过，在注目礼三角演义中，渔翁其实无利可渔。假设体质稍强的第三者首先对别人大打出手，如果别人被当场打死了，那“我”就成了第三者的对方，面临着他的暴力威胁，何利之有！如果别人尽管体质稍差，但体力并不差，反而把先下手的第三者当场打死，那“我”就成了别人的对方，而且“我”刚才对第三者要对他大打出手不闻不问，道义上就输他一招，更加之他刚才打出了自信和威风，“我”面临的暴力威胁更大，何利之有！如果别人和第三者因打成一片而同归于尽，那“我”就没了注目礼的出品人，这更是“我”最大的不幸，何利之有！
如果“我”追求注目礼效用最大化，如果要保持注目礼三角演义的和平发展，“我”别无选择，必须做领导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能“混”能圆，完全贡献自己。要不然，注目礼三角演义就容易失衡，甚至重新陷入暴力。
第八级推演：人生的终极意义是征服自己。
西方经济学上有一个大问题，这就是稀缺。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曾指出，在已有的市场制度下，稀缺问题将长期存在。这是无疑的，在已有的市场制度下，人与人所竞争的东东是有形的资源，稀缺肯定不可避免。而且不管科学技术如何能够鼓捣和折腾，稀缺都永远是问题。
不要说资源，即便人与人所竞争的是任意的有形的东东，稀缺都将不可避免，因为一切有形都是有限，是别人的就不能是“我”的。但如果像注目礼争夺战一样，“我”和别人所竞争的是无形的注目礼，是不是就能够避免稀缺呢？
——否！注目礼虽然是无形的东东，但也同样是别人的就不能是“我”的——要不然怎么会有注目礼争夺战呢？不管是什么东东，有形的也好，无形的也好，只要人与人所竞争的东东还是外在的，稀缺都将不可避免。那怎么样才能够解决稀缺问题呢？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注目礼争夺战中的一方最后能够宣布退出，足乎己无待于外。可“我”愿意从注目礼争夺战中退出吗？还真有这么一天！
表面上，注目礼争夺战是“我”在调整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是“我”在征服别人；实质上，注目礼争夺战是“我”在调整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绞尽脑汁加费尽心机，时时处处保持低姿态，大炼精气神。这就决定会有这么一天：“我”完全征服自己！
也就是说，征服自己，神闲气定，中正仁和，归于平静，正是注目礼争夺战的逻辑终局，也正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如果没有这一个平静的结局，稀缺问题就永远也无法解决，人生和社会也都是个苦海无边的差使。
宗教的高明正在这里，所有的宗教似乎都是要人回光返照，征服自己。佛教是这样，道教是这样，印度教是这样，基督教是这样，伊斯兰教也是这样。
第九级推演：窝是暴力的边界。
三角演义是三个人的注目礼争夺战，在实际生活中，人虽远远不只三个，但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成一个个的部落——可称之为窝。窝里面的注目礼争夺战——窝里斗——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在窝里斗，暴力也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就正如一个笑话所讲的：一人问：近亲为什么不能够结婚？一人答：熟人嘛，不好下手！的确，窝里面的人都是熟人，“我”不好下手，暴力在窝里面也就像在三角演义中一样，没有用武之地。
有一句俗语叫“不打不相识”，其实，这一俗语反过来更加成立，那就是：相识就不打。何谓熟？从学理上讲，熟就是多次博奕的结果。如果熟人之间还使用暴力，那可能是因为还不太熟，还需要再一次博奕。事实上，“不打不相识”和“相识就不打”也都是黑社会的潜规则。两个黑帮如果混熟了，都是礼来礼往，甚至也理来理往，而不会力来力往。
那怎么样才能够在窝里斗中赢得最大的注目礼效用呢？讲养讲爱讲无私，用无私来实现自私，用不争来实现大争，这就是最佳选择，也只有这一个最佳选择。即是说，尽管实际生活的窝里斗不只“我”、别人和第三者三个人，但实际生活的窝里斗与注目礼三角演义在效果上是一回事。
可以把窝里斗作为注目礼三角演义的一个浑名，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方确定一个政治平面，相应地，窝也就是暴力的边界。事实也表明，一个人犯暴力事件往往是在窝外边，而不是在自己的窝里，所谓“流则为寇”——这也正是流动人口容易带来治安问题的原因。
第十级推演：组织化导致宏观窝里斗。
窝算不上什么组织，这里面也只有斗，没有任何的合作。可当今的人世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甚至整个地球都组织成一个村了。组织是怎么出现的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区别是在于，科斯当年问的是经济组织何以在市场上出现，我们现在问的是最一般的组织。
组织之所以出现，原因正在于以力服人。一旦以力服人，社会上就会出现起哄——即人与人的合作或者说扎堆，进而导致“宏观窝里斗”的兴起，社会陷入组织暴力的泥潭。这就是像A威胁要打a，a就会呼朋引伴，拉上b和c，甚至更多，也可能是b和c主动起哄。而这又促使A呼朋引伴，拉上B和C，甚至更多。再这样一互激，Aa集团对抗很快就形成了，这就是宏观窝里斗。
窝里斗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微观窝里斗”——即注目礼三角演义，就是宏观窝里斗——从月球上往地球上看，就可以最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世界形势就是宏观窝里斗。宏观窝里斗与微观窝里斗的最大区别就是级别和规模上的不同，它不是一对一斗，而是群斗，是群体与群体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联盟与联盟之间乃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窝里斗，成千上万上百万乃至更多的人卷入其中。
宏观窝里斗是血腥的暴力对抗，要赢得宏观窝里斗的胜利，最重要的组织化，而组织化最重要的是使人物化。因为人越物化，暴力就越巨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一本叫《西方世界的兴起》的书中，将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它们发展出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这实在是不刊之论。
第十一级推演：道法自然。
宏观窝里斗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它必定存在一统的一天。七国争雄不可能老是争来争去，永无止境，最后它一统于秦；三国演义也不可能老是演来演去，没完没了，最后它一统于魏；世界大战也不可能老是打来打去，永不休歇，一战最后是协约国取得胜利，二战最后是反法西斯同盟取得胜利。
天下一统怎么办？这是紧接下来的问题。最好和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还天下于天下，逐步去组织化，使天下复位于一盘散沙的本来状态，人人返本归源，自己向自己注目致礼。如果能够人人窝里斗，“君子不党”，没有任何两个人起哄，乃至每个人都把斗争推进到心窝里——“灵魂深处闹革命”，“我”反对“我”自己，“我”征服“我”自己，则天下之大幸。
正可谓天造地化，大自然的原生结构原本就是一盘散沙式的，这既表现在大自然交通非常不发达上，也表现在大自然交流非常不发达上，这就保证了人类难以过分聚集，形成组织，导致宏观窝里斗。即使是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组织，也充其量是“组织”成部落。即便是“组织”成部落，部落的规模应当也不会超过“我”以理养众的人数边界。
但一定程度的组织化文明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一定程度的组织化文明既已出现，怎么办？作为一统天下的“天子”，“我”如果仍然追求注目礼效用的最大化，“我”就必须“道法自然”，尽可能地去组织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上展开工作，参到天地的化育里面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子”。
这之中最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使天下每个人在注目礼上都“产权”明晰：你不是为别人活着，别人也不是为你活着，也不要为任何的神或组织活着，你自己是自己的救世主，要一生经营自己的注目礼，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追求注目礼效用的最大化。
世界上对注目礼“产权”界定最清晰的哲学是儒家，旗帜鲜明地要求天下每个人都“产权”明晰，《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被“修身”精神所贯彻的中华文明正是真正的市场文明。
第十二级推演：人类前途不妙。
报告老爷，大事不妙，人类前途堪忧——这也是注目礼争夺战之博奕演进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当前正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呢？这就是注目礼争夺战之宏观窝里斗时期，虽然眼下的宏观窝里斗还只是表现为白热化的经济竞争，但形势随时有可能直接向暴力冲突发展。经济竞争本质上也是以力服人，只是它不直接用力打人而已。
人类前途不妙首先就表现在稀缺问题已经无可延缓。目前正全球化的是西方的市场制度，这一市制制度的内核便是经济竞争——我称之为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即“我”与别人在财富这一注目礼载体上一比高低，谁拥有更多的财富，谁就赢得注目礼。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与生俱来的一个严重危机便是资源稀缺，它永远也填不饱。
今天的全球化就正是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永远也填不饱的结果。作为一种正式的市场制度，应该说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是首发于英国，一发就不可收，它很快就吞嗜了整个欧洲，然后很快又吞噬了美洲，接着很快又吞噬了非洲、亚洲和大洋洲，以至于整个地球囫囵一吞。但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仍然稀缺依旧饿，怎么办？举头望星空，哪里是乐园？照人类目前的技术和条件，太空殖民还是“三十晚上看月亮——没指望”。
这就决定了稀缺危机有可能使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往回退，向直接的暴力冲突发展。人类必须警醒这一点，也必须预防这一点。如果人类不为稀缺危机未雨绸缪，人类就极有可能毁于宏观窝里斗的自相残杀。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的自相残杀。
西方的市场制度不仅稀缺资源，更是败坏资源。人类前途不妙可能更表现在咱们的这个星球已经被败坏得忍无可忍了。约翰·洛克曾说，对大自然的否定就是人类通往幸福之途。的确，大自然已经被否定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组相关数据——也可说是咱们人类战天斗地的成绩吧！地球的“肺”越来越虚弱，热带雨林以每小时2400公顷的速度在锐减，相当于马来西亚国土面积的温带森林差不多已经被消灭殆尽！地球的“皮肤”越来越粗糙，沙漠和荒漠以每小时840公顷的速度在速增！在咱们中国，沙漠化几乎每年埋葬掉两个半香港——2460平方公里，全世界的沙漠化每年埋葬掉一个爱尔兰。地球的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一样，生物物种以每小时1种的速度在灭绝，全部物种的1/5已经从炼狱升华天堂。
整个地球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形势正可以借用英国作家乔伊斯的一句话来描述：一个接着一个，它们将全部变成幽灵。那最后是谁呢？雪莱有一句最有名的诗，叫：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有许多人仿照雪莱这句最有名的诗写诗，请允许我在这里也来一句：地球都已经死了，人还能活吗？
为什么西方的市场制度败坏地球呢？这就是因为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这一市场制度把大自然——古希腊人昵亲为“盖娅”——给卷入了。简单说来，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是往“盖娅”身上拐了一个弯的注目礼争夺战，不拐这一个弯，那作为注目礼载体的财富从哪里出呢？但这一拐也就注定了“盖娅”被蹂躏的命运。
大自然既已被否定，那人类是否已实现幸福呢？依我看，人类只是得到消费——而且还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类。据有关统计，一个寿命为80岁的美国人，一生要消耗2亿升水、2000万升汽油、1万吨钢材和1000棵大树。但这很少一部分人类可能也并没有得到幸福，更远远没有实现自由。恰恰相反，我们每个人都被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这一市场制度高度物化，完全成为地球村这一架经济战机上的一颗非常专业的小螺丝钉。对这方面的情况，人道主义者们——包括马克思和马尔库塞——有充分的描述，它告诉我们：消费并不就是幸福，更不等于自由。从最根本上讲，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是对人性的扭曲，乃至于扼杀，还谈什么幸福与自由呢！
第十三级推演：寄厚望于中华。
市场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这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它最合于人性，而且也最合于天性，所谓“物竞天择”是也。咱们这个星球上的生物界一直是市场制度在统治着，今天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市场化。
问题是出在西方的市场制度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制度，它是财富注目礼载体争夺战，而不是注目礼争夺战，它其实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最雄心勃勃的一个计划制度。在这一计划面前，人类其他的计划都是“阳萎”。它不是计划别的，它计划全人类一盘棋，战天斗地，翻天覆地，改天换地，征服大自然，创造一个新的人间天堂。
真正的市场制度在中华文明里面。本书称名“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其实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证明”，是对市场制度乃至于市场文明的一个论证。从“我”步入社会跟别人打交道，到以力服别人，到以理养别人，到第三者插足，以理养别人和第三者，到领导三角，到“混”在一起，到圆融三角，到窝里斗，到以理养众，到宏观窝里斗，到一统天下，到沙王天下，以至于最后做天子，如果没有因人起哄而爆发的宏观窝里斗，这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没有任何的强制，没有丝毫的人为，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计划，唯一有的就是“我”——就是“产权”，这不正是市场文明吗？！这不正是自由主义吗？！
既然是发现市场，那为什么又称名“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呢？因为中华人的诸多特性与注目礼争夺战一路博奕演进的东东都合拍，比如注目礼——中华人所谓的“面子”，比如不以力服人，比如能“混”能圆，比如非组织化——从前的中华乃一盘散沙。最为关键的是，中华文明是注目礼“产权”最为明晰的，如《大学》所言，她厉行“修身为本”。
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不绝，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幸存的文明。事实上，中华文明不是幸存，而是必存，因为它是最合于人性的文明，同时它也是唯一可能永续存在的超巨型文明。如果人类还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就必须大力推进从中华文明，向中华文明学习，这正是本注目礼争夺战之博奕演进最后要推演给我们的。
在自然科学上，新的理论往往并不是否定旧的理论，而是包容旧的理论。比方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是物理学一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一大飞跃，但“跃上葱笼”的相对论并不是把经典力学一脚踢开，而是把经典力学处理为一种特例；在经典力学的范畴内，经典力学仍然是完全正确。
如果说注目礼争夺战之博奕演进有什么优点的话，那也就正是她的巨大包容性，她包容了托马斯·霍布斯所提出的“利维坦”，也包容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她包容了F·A·哈耶克所提出的“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她甚至把我们通常所讲的为人处世智慧也包容进去，完全可以说，人类的全部智慧——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哲学、科技，乃至宗教——在注目礼争夺战的博奕演进中都有自己的位子，而且都恰如其分。
纯粹从写法上讲，本书融合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算是一本随笔，或者说是一本杂文，乱石铺街，搬起石头就来，读起来会有一种跳跃感和“坎坷”感，但或许颇有余味。笔者不是什么“真佛”，但特别信奉“是真佛只说家常”。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全球性时代，人类历史正行进在一个涛惊浪骇的关口，迫切需要一面新的旗帜。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也是世界上文明最悠绵的族群，天降大任，中华民族应该在理论、思想和文化上为全世界高树一面旗帜。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对世界融入的不断加深，中华文明的伟大魅力正在为逐渐世人所感受，所认识，乃至于所敬仰。
最后，若有感悟，归于诸君；若有错漏，归于本人。
——谢谢天则！谢谢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