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中东是一种平行关系，中国的基本态度是不配合、不支持、不对抗美国。近来中美在全球战略层面上对抗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在中间层面，战略空间相对宽松、冲突性不大，在双边层面上结构性矛盾越发尖锐。上下两层的环境日趋恶化，中间内核受到挤压，平行关系的现状不可持续，中美在中东的相处模式必然会进入一个新阶段。短期内，中美在中东的战略选择可能是一个过渡时期。“印太”、欧洲地区已经卷入中美全球竞争，中东何去何从，或许对拉美、非洲亦有启示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一百年前权力转移出现在英国与美国之间，未来中美之间会否发生权力转移，将成为21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国际政治事件。目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全方位、全球性竞争的态势日益真实。在中东，美国战略收缩，中国影响力扩大，“中升美降”的态势凸显，中美在中东的博弈渐渐由一个媒体话题演变为严肃的学术题目。中美如何在中东相处是一个真实的紧迫问题，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的因素同时出现显著变化，中美在中东的相处模式必然要进入新阶段。
一、全球环境渐趋紧张
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宣布美中关系从“接触”进入“战略竞争”时代。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直接宣布，“后冷战时代结束，大国竞争时代开始”，对华战略竞争升级为美国的时代主题。美中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美俄关系处于“准战争”状态，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从未如此紧张。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称对内增强美国实力，对外构建盟友、伙伴网络，塑造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路径。回顾拜登政府两年来的言行，美国遏制中国的联盟体系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同发达国家建立科技联盟，二是在中国周边构建安全联盟，三是全球范围内组织削弱中国影响的松散联盟。
科技战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核心和前哨，西方发达国家是其主要合作伙伴。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技术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也是美国安全、经济和民主的可靠依托”。—方面，美国充实或新增G7、北约等传统西方联盟的科技反华功能。2022年6月，G7峰会首次吸纳印度、印尼等国家参会，全面批评中国的经济、科技政策。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立文称G7峰会是“自由世界的指导委员会”，美国还有一些人倡议将G7扩大为G12，吸纳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北约、欧盟加入。同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峰会首次邀请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参会，宣布中国为北约全方位“系统性威胁”。另一方面，美国针对关键技术领域组建新联盟。2020年9月，美国倡议“芯片四方联盟”，成员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2021年6月，美国牵头成立美国一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迄今召开过两届部长级会议，就技术标准、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数字基础设施等议题协调立场。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次卿艾伦?艾斯蒂维兹透露，美国正在与日本、荷兰磋商一个芯片三边机制，协调对华制裁。
建立政治、经济和军事包围圈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周边国家。在美日、美韩、美澳、美国一东盟等传统双边体系之外，美国频频构建新的多边体系。2021年9月，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华盛顿召开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在地区安全、基础设施、供应链、新兴技术等方面展开排他性合作；四国还同越南、新西兰、韩国组成“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同月，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英、美两国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舰队，并在数字安全等领域合作。2022年5月，美国与13个“印太”国家启动“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瞄准贸易、供应链、基建、清洁能源、税收、反腐等领域的合作。9月，美国与14个太平洋国家和经济体的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发表“美国一太平洋伙伴关系”声明。
围绕贸易规则、技术标准、市场份额、意识形态等议题，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拉帮结派，削弱中国影响力，这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辅助机制。美国依据不同议题组织形式各异、规模不等的伙伴关系网络，这是一种非常松散的关系，成员遍布全球。2020年8月，美国推出扩展版“清洁网络计划”，动员60国加入，想把中国技术、产品排除在网络建设之外。2022年9月，美国召开首届“矿产安全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规划5~10年内摆脱关键矿产领域对华供应链的依赖。美国还召开“全球宗教大会”和“全球民主大会”，这是一种更松散、更模糊的反华机制。
美中竞争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全球各个地区都卷入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但是涉入的程度和方式有区别。相比之下，中东受影响较小，且是被动卷入的。从地理角度看，美国依赖欧洲、“印太”核心盟友，中东属于外围；从功能角度看，绿色联盟、“民主联盟”、技术联盟、亚太联盟、美欧联盟等，中东（以色列除外）都不在其中。显然，在美国遏制中国的三类同盟体系中，中东位列第三类，处在边缘位置。
中国方面，随着中美全球性博弈展开，中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再度引起关注。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共产党领导人就认为中东属于超级大国争霸的“中间地带”，德国、日本势力可能汇合于中东，对中国形成联手包围之势。1949年后，中国要“防止敌对大国控制中东，对中国构成间接军事威胁”。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之所以关心那里（中东）的局势，是因为那里是一个战略要地，那里的问题，牵扯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与和的问题。从全球战略出发，我们关心这个地区局势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中东不再是大国博弈的主阵地，中国主要着眼于中东的市场，偶尔也借中东策应中美关系。目前，中东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性再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中间地带”概念重出江湖。
二、地区环境相对宽松
同日趋紧张的全球战略环境相比，中美关系在中东的处境则相对宽松。在地区事务上，中美两国没明显的冲突。美国中东战略收缩，中国维持相对中立、超脱的中东政策，中东国家鲜有选边站的压力。当然，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中美常有齟齬，但矛盾处于相互指责、互不配合的层次上，尚未上升到直接对抗的层次。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断言，尽管中国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反对美国的做法，但是没直接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
从大国博弈角度看，美国战略收缩，中国战略谨慎，中美共处的空间相对宽松。2001年“9·11”事件到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中东一度处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位置。目前，中东石油仍然重要，但是美国已经实现能源独立；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盟友，但是以色列完全有实力保护自己；中东恐怖主义仍然是美国的重大安全关切，但是20年来美国本土没遭受大的恐怖袭击。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份量持续下降，两党历届政府都在执行战略收缩政策。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报告说:“华盛顿的辩论不是美国要不要收缩，而是怎么收缩。如果说美国还没有决定要在中东做什么，那么美国不想在中东做什么则比较清晰。美国再也不会打一场大规模中东战争了，也不会全面重塑中东社会了，更不会承担治理中东的责任了。奥巴马曾说:“美国没有能力治理中东，治理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使中东对美国特别重要，美国也没有办法改善那里的形势。”近10年来，美国没有主导叙利亚、也门、利比亚战争，对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等重点国家的帮扶也意兴阑珊。中国方面，尽管对地区形势的关注度、参与度均有增加，但是没有实质性介入任何一场地区危机。关于叙利亚问题的阿斯塔纳进程、维也纳会议，关于巴以问题的四方机制，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巴黎会议、巴勒莫会议、柏林会议，关于也门问题的“斯德哥尔摩协议”等，中国要么没有参加，要么没唱主角。因此，同权力转移理论的预测相反，中东地区并没有出现中美对战略空间的争夺。
从地区国家角度看，地区国家不想看到中美战略竞争，不愿意选边站，而想在大国间维持平衡，增强自己的自主权。冷战期间，阿拉伯国家围绕美苏竞争形成两个阵营；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中东，阿拉伯国家根据美国的偏好分为温和伊斯兰国家与激进伊斯兰国家。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崛起，同沙特、埃及、阿联酋、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各领风骚。这些地区强国既不围绕美国偏好站队，也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在美、欧、俄、中、印之间寻求新平衡。美国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但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上升，没有一个中东国家完全押注美国。以阿联酋为例，同中国、印度、韩国、法国、日本的关系同步强化。2021年，中国是阿联酋第一贸易伙伴（756亿美元），印度第二（610亿），日本第三（370亿），而印度、日本又是分别是阿联酋最大出口目的地。2021年12月，阿联酋购买美国F-35战斗机的谈判破裂，当月与法国签署190亿美元军购合同，第二个月同韩国签署35亿导弹购买合同，第三个月宣布购买12架中国L-15训练机。虽然这些军购不能取代F-35，但阿联酋安全多元化的意图非常明显。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欧盟、联合国、北约都有卷入，美国并未发挥主导作用，中东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这么多旗鼓相当的主角。日益多元化的地区格局，消减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地区动力。
从自身利益的角度看，中美在中东的利益大体相似，矛盾点少、矛盾程度较轻。2011年，奥巴马把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界定为能源、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保护以色列安全和推动巴以和谈。10年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仍然是这4个领域，没有变化，且鲜有争议。对中国而言，能源安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巴以和谈等，也完全符合自身利益。在这一点上，中美利益几乎完全重叠。美国兰德公司报告直言，中美在中东多数领域利益一致，若美国仅通过大国竞争视角看中国，会错失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美国要保护自己的中东盟友，主要是维护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中国实行不结盟的平衡政策，同所有国家保持正常关系，没有敌我之分，这是中美最大的差别。即便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也并非完全对立，偶尔还有一些合作空间。如在伊朗问题上，中美立场差异很大，美国视伊朗为敌人，中国视伊朗为伙伴，但是中美都不愿看到伊朗成为核国家，地区稳定对中国十分重要。因此，在断续近20年的伊核谈判中，中美大体上合作多于冲突。2022年8月，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芭芭拉?丽芙在参议作证时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认为中国在伊核谈判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即便中美在中东有利益冲突的领域，也未有积极、主动地破坏对方政策目标的行为。利益重叠是中美能够在中东和平共处的基础。
从地区影响力的角度看，美国享有安全优势，中国拥有经济优势，中美削弱、取代对方优势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全面竞争的愿意。中美在中东影响力的性质不同，不可能相互取代，就连挑战对方的代价都过于高昂。经济上，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152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2843亿美元，同期美国仅从634亿美元增长到984亿美元；中国进口中东石油约500万桶/天，美国约80万桶/天。在经济领域，中国的重要性明显大于美国，这是中美各自经济结构决定的，不可能轻易改变。安全上，2017~2019年中东采购军火1406亿元，美国武器占67%，中国占6.7%；中国对阿联酋武器出口不到美国的2%，对沙特不到美国的1%；美常驻中东战斗部队达数万人，中国没有驻军；美国在巴林、吉布提、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土耳其、阿联酋拥有军事基地或设施，中国没有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拥有7个“非北约重要盟国”，中国则实施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显然，美国在安全上的影响力，中国难以企及。中国同中东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互利共赢的，中东不会因为美国不满意就放弃中国，美国要挑战中国，必然要付出相当大的政治、经济成本。同理，中国也无心、无力挑战美国的安全地位。美国在中东每年开支750亿美元常规军费，相当于总军费的15%，这还不包括战争费用，而2020年中国总军费才1786亿美元。美国官方判断，中国在安全领域挑战美国的可能性很小，美国的战略优势非常突出。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副教授道安?墨菲表示，中国在中东的存在是经济方面，而不是安全，他们也没有向那个方向迈进。
尽管如此，全球战略关系紧张明显外溢到了地区事务中，影响着中美在地区事务上的态度，带来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2015年以来，随着俄罗斯跃进到叙利亚，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合作增多，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亦有所协调，两个阵营格局若隐若现，中国没有涉入其中。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越来越把中国、俄罗斯、伊朗看作一个阵营，中东“小冷战”似乎又要回来了。美国学者将中国同伊朗、恐怖主义、石油供应并列为美国在中东的关切之一。2022年7月，拜登出访中东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反制俄罗斯的侵略、更好地同中国竞争、让中东地区更稳定，是我访问沙特的原因。”此后，大国中东大博弈的话题瞬间升温。
目前，这些信号还是零星、断续的，甚至是若有若无的。整体看，中美在地区事务中的矛盾冲突仍然不突出，中东事务本身不会导致中美冲突。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地区事务之外，中美各自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活动日益呈现出对立甚至冲突的—面。
三、双边矛盾日益尖锐
两千多年来，贸易始终是中国与中东的主要联系，主要交易品以前是珠宝、香料、丝绸，如今是石油和工业制成品。然而，近10年来中国同中东在金融、投资、科技、武器销售、政治、安全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双边关系由经济贸易主导型向综合型转换，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攀升。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在中东的关系从互补向同质竞争转换，紧张、矛盾不可避免。美国并不担心中国取代美国，甚至也不认为中国能全面挑战其主导地位，但是在全球战略环境紧张的背景下，这些矛盾足以刺激美国采取怀疑、敌视中国的政策。
在技术领域，美国针对中国的排他性竞争愈演愈烈，混杂着经济利益、政治猜忌和安全困境等多重因素，使中美关系日益朝着零和博弈的方向发展。在经济领域，传统上美国处于产业链上游，从事能源勘探、金融、保险、设计、监管、管理、咨询等活动，中国则擅长开采、基建、生产、加工等领域，双方互补多于竞争。近年来，中国在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领域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逐渐向产业链上游位移，在数字经济、航空航天、清洁能源、军工等领域越来越有竞争力，中美经济的竞争面迅速扩大。本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但是，全球化与科技进步让经济与安全之间的界线模糊了，特别是在全球战略环境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往往从政治、战略视角看待经济竞争。芭芭拉?丽芙直言，多年来美国与中东构成一个由基础设施、武器装备、高科技产品和军民两用技术构成的大系统或生态环境，现在中国要突破这个系统，美国担忧中国破坏系统的安全性，更担心中国取代美国的系统。显然，美国想继续维持这个系统的排他性，中美既争夺技术准入，又争夺技术标准，这是关于5G、太空技术、港口、武器竞争的核心，也是中美在中东最尖锐的矛盾，几乎没有调和的空间。对中国而言，必然会在保持贸易优势的基础上，向投资、高科技领域拓展，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安全领域扩大，这既是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大国扩大全球影响的必然选择。中企在全球范围内签署116个“智慧城市”“平安城市”项目，中东占17个，是合作项目最多的地区。中国华为同海湾国家的11家电信公司签署5G合作协议，中东成为中国海外5G建设的重点区域。中国的北斗、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在中东同台竞争，沙特、阿联酋、埃及、土耳其与中国北斗签署了数字丝路协议。在这些领域，美国明确要求中东国家选边站队。美国已经成功地把华为设备排挤出以色列5G网络，还要求阿联酋2025年前完成同样的事情。2022年7月，拜登在访问沙特、以色列期间，同两国分别签署科技合作备忘录，提出建设可靠的5G和6G网络，排挤中国技术和设备。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国家工业政策”，一反自由资本主义的教条，强化政府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作用，动用国家力量干预市场竞争，内政、经济和外交之间的界线进一步模糊。未来，中美在这个领域的冲突只会更加激烈。
在软实力领域，中美影响力此消彼长，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自然形成的结果，都构成了两种模式的竞争。因为中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外交价值观差异明显，“中国模式”影响力上升必然意味着“美国模式”下降。尽管极少有人认为削弱美国是中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多数人认为中国的言行客观上侵蚀着美国的影响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均为经济援助设定前提条件，中国主导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投资银行、新丝路基金，明确表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上海石油交易市场均试水人民币计价，冲击美元霸权；针对“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建立了新的贸易、投资纠纷解决机制，削弱美西方主导的贸易体系。中国还为中东国家提供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实现经济增长又维护政治稳定。同科技竞争相比，中国软实力的冲击是潜移默化的，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动摇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除一些技术因素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模式在中东对美国形成挑战。”然而，意识形态竞争非常敏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感情心理问题，即便是微小的量变也极易引起恐慌性反应。2022年初，“阿拉伯晴雨表”民调显示，半数以上的阿拉伯人认为民主制度不利于经济发展，一位英国学者感叹：“阿拉国家可能更倾向中国制度。”
在外交领域，中美基本原则迎头相撞，导致在个别地区热点问题上南辕北辙。同美国不同，中国自身未直接卷入热点问题。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走近中东政治舞台中心的新兴大国，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国提出关于巴以冲突的“五点和平倡议”、利比亚问题的“三点基本原则”、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虽然这些倡议、原则一时难以产生实质影响，却彰显中美之间迥异的思路、做法，双方抢占道义制高点的意味非常明显。在巴以问题上，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中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美国几乎对每个谴责以色列的联合国决议案投反对票，中国都投赞成票。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竭尽所能构筑遏制伊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包围圈，中国则坚持维护同伊朗正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交往。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动用经济制裁、军事干预和政治孤立等综合手段，试图搞政权更迭，中国则在联合国安理会10次投下否决票，就是要反对美国干预叙利亚内政。中国没有直接挑战美国，但总是塑造美国替代者的形象，质疑美国的发展模式、干预政策。随着中国对中东事务参与的增多，中美在该领域的冲突也会相应增加。
在军事领域，美国视中东为禁脔，中美竞争一旦触及这个领域，矛盾会非常尖锐。军事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柱，也是美国影响中东的主要手段。美国官员一再表示，经济是一回事，军事是另一回事。目前，美国已经认可中国在贸易、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未来也可能承认中国在投资领域的优势地位，但是美国不会放弃军事优势，并对此高度警惕，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美国划下的“红线”。英国《经济学家》文章认为，“如果中国建设军民两用港口或搞敏感技术合作，美国就会要求中东盟友选边站。”早在1999年以色列向中国出售侦察机，美国就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以色列终止与中国的一切军事合作，到目前仍然如此。2021年春天，美国与阿联酋关于F-35战斗机军售的谈判破裂，美方认为“分歧不仅是5G，阿联酋与中国的国防合作，有很多问题需要澄清”。近年来，因中国无人机价廉物美，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约旦、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都向中国购买，2017年沙特与中国协商建立无人机联合生产厂，这是全球第三个类似的项目。对此，2020年，时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在一次视频会议中说，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不能让海湾国家购买中国的武装无人机。迄今为止，中国对中东军事领域的事务参与程度较轻，美国优势突出，中美在军事领域的冲突不明显，只有个别零星事件发生。
在战略安全领域，中美都担心中东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可能形成典型的安全困境。美国作为现存大国，往往有过度的焦虑、忧患意识，倾向于夸大崛起国家的实力和意图；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往往急于展现大国的实力和地位；中东作为第三方，担心美国的收缩，急于利用崛起的中国平衡美国，也乐于虚张声势。美国切断能源供应线始终是中国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这是中国最担心的牵涉中东的议题。美国资深中东问题专家高斯就指出：“整体而言，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美国能够控制富油区，手里就多了一张牌。”反过来，美国也担心中东在能源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反而成为中国手中的一张牌，海湾国家对中国能源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美国担心中国控制海湾能源技术标准，形成排他性贸易集团。
这些矛盾不可避免，若视其为中美在中东的主要矛盾，就具有战略意义。目前，中美均视其为战术性矛盾，没有改变中美各自的中东战略。未来这些矛盾若控制得当，则不会伤害中美关系大局；若任其恶化，甚至故意放大其影响，很容易上升为战略冲突。
四、关键十字路口
回顾历史，1949-1978年可谓中国与中东关系第一阶段，中国积极参与美苏在中东的大国博弈；1978-2013年是中国与中东关系第二阶段，中国的关注重心是能源和贸易；2014以来中国与中东关系进入第三阶段，双边关系超越能源和贸易，向金融、投资、科技、文化领域扩展，越来越具有综合性。未来，中国与中东关系能否迈向第四阶段，从经济为主向更平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升级，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与此相对应，中美关系1949~1970年在中东是敌对关系，1970~1990年是零星协作关系，1990-2018年是平行关系。在平行关系时代，中国的基本态度是不配合、不支持、不对抗美国，不以美国为主要考虑因素。目前，中美在全球战略层次上对抗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在地区层次上，中美利益兼容性较好、战略空间宽松，冲突性不大；在双边层次上，中美存在结构性矛盾，安全困境明显。上下两层的关系日益紧张，中间内核受到挤压、冲击，平行关系的现状不可持续，中美在中东的相处模式必然会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仅是中美关系面对的客观环境，环境影响政策，却不能决定政策。如何解读客观环境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具有相当大的能动性。
美国方面，以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为标志，美对华政策已经迈过十字路口，进入了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具有冷战的诸多特征，又远比美苏关系复杂，是否形成全球性、全方位的全面对抗，仍具有较大的可塑空间。即便中美一定程度上形成冷战，也不意味着美国会在全球各个地区、各议题上均衡分配资源，一定是因时、因事、因地而定。对于中美在中东的共处模式，美国只有模糊概念，不愿看到“中升美降”的现实，但是这对美国的威胁有多大，美国愿投入多大的资源应对，是美国国内激烈辩论的议题。
美国国内对中东的重要性和中国的中东政策具有不同的判断。第一种观点视中东为中美全球竞争的新边疆甚至是关键区域，呼吁美国停止战略收缩，重新布局遏制中国的中东战略。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视中东为仅次于西太平洋的战略重地，中东是中美西太平洋战略竞争的自然延伸；中国决心取代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中美在中东的战略竞争已经是现实，只不过美国决策者不愿承认罢了。美国前国防部次长扎克海姆在题为“中国打开中东新大门”的文章中批评，拜登政府虽然承认中国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却只关注亚太，在中东给中国留下了机会。更有甚者认为，中东不仅是中美全球竞争的新边疆，而且是非常重要、关键的区域。美国若把中东拱手让给中国，中国必然藉此成为欧亚大陆的主导力量，这是对欧亚大陆主导权的争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库里拉表示，无论在实质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中东都是美中全球竞争的中心。这派观点认为，美国不能继续无视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扩张，必须调整现行中东政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可以放心搞中东战略收缩，尽快把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印太”。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美国能源独立，中东的重要性下降，美国没有必要控制或主导中东事务，只需要防范任何一个敌对国家这样做，而中东并不存在这样的危险。美国应当承认，美国独霸中东的时代结束了，可以放手让全球性大国、地区大国形成新的权力平衡，美国只是众多玩家之一。中东不存在大国竞争，俄罗斯只是个搅局者，中国没有把强大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军事影响力，更何况中美在中东有相似的利益，美国最好让地区国家之间形成自己的秩序，美国管得越多，效果越差。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特表示，中东国家只是在中美之间玩平衡游戏，对中国打美国牌，对美国打中国牌，美国需要谨慎判断，不能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调情，美国就满足它们的一切要求。相反，若美国选择遏制中国，只能刺激中国搞军事竞争，反而会让中国成为一个真的军事威胁。美需要学会同中国共处，甚至中美之间有诸多可以合作的空间。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国既要中东战略收缩，又要警惕中国增补真空。这种观点认为，能源转型具有不确定性，中东的重要性难以判断，历史上中东总是能吸引美国的战略注意力。美国资深外交官埃利特?科思说：“你对中东不感兴趣，但中东对你感兴趣。”同时，中国的战略也不清晰，是一个兼具经济、能源、政治和安全等因素的复合体，各个因素的主次、虚实、强弱变化是动态的，不好预判，只能做好两手准备。过去20年美国战略收缩太快，这个失误已经让中国、俄罗斯扩大了在中东的影响力。未来，一方面美国要放慢收缩步伐，另一方面要构建有利于大国竞争的地区环境。这种“东张西望”的态度实际是对冲战略，看起来两全其美，其实两个目标是相互对立，操作起来成本高、风险高、平衡难。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马克?林奇警告，随着中国参与中东事务增多，当美国在地区利益和同中国竞争之间寻求平衡时，可能出现危险的误解。
同美国国内的辩论类似，中国国内对中国中东政策亦有三种观点。一是着手准备中美在中东大博弈的前景，重新把大国博弈作为中国中东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大幅提升中东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相应前移中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排序，加大对中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投入。一定程度上，这是回到1980年前中国的中东政策。二是仍然视中东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尽最大可能避免中美在中东的大博弈。冷战结束以来，中东既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地和商品出口市场，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好伙伴，可谓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生态涵养区”。中东的价值体现在其本身的经济、政治影响，而非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客观上会削弱美国主导的秩序，这是自然形成的结果，而非刻意追求的战略目标。正如美国战争学院学者道安?墨菲所言，中国不寻求取代现存秩序、不对抗美国，但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一个体系，未来可以对抗美国。1980年到今天，中国的中东政策大体如此。三是采取对冲战略，既着眼于中东的经济潜力，也着手中美在中东的大博弈，着眼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是前述两种选择的折中与混合。中国在中东着手建立对冲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同时不对抗、挑战美国，似乎是最保险的选择，实际上成本不小、风险不低，最终可能出现“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担心对抗、为对抗做准备，结果导致对抗。无论是第一种选择还是第三种选择，都会大幅度改变现行中国中东政策。中国中东政策远离大国博弈近30多年，是否需要作出改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中国过早、过度为中美在中东的博弈作准备，会付出不必要的成本，加剧地区冲突的风险；若反应过于迟缓，则会陷入战略被动，错失时机；如果采取对冲战略，同样面临成本和风险问题。中国的经济影响水到渠成地转化为政治影响，自然而然地削弱美国影响，是一回事；中国以增强政治影响为出发点安排经济活动，以削弱美国主导地位为目标，是另一回事。以石油人民币为例，美元占全球储备货币60%、支付货币40%，人民币各占3%左右，短期内人民币挑战美元地位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石油人民币已经成为中国、美国和沙特三边关系中的敏感话题甚至斗争焦点。美国怀疑中国与沙特出于政治、安全动机推动石油人民币，中国则认为美国基于同样的动机打压人民币。
能源安全是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中之重。目前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0%以上，中东占其中的50%左右。传统上，中国通过各种方式锁定中东石油，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然而，1973年以后的“石油制裁基“本上都是消费国对生产国的制裁，而非生产国对消费国的制裁。更重要的是，这些制裁都是美西方发动的。近10年国际石油政治博弈表明，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对中国实施石油制裁，石油制裁是融石油、金融、保险、航运、科技为一体的综合手段，只有美国有这个实力。确保中国能源安全，关键目标是美国，而非中东。中美在中东什么样的相处模式有利于中国能源安全，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参与中东经济事务，未来若要着手大国博弈的准备工作，就需要调整全球战略的优先顺序和资源分配。在经济事务上，中国可以做到同所有地区国家保持平衡的关系，一旦进入到军事、政治领域的深水区，这种关系几乎不可能维持。可以预言，没有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刺激，中国不会主动大幅调整现行中东政策，而会在中美互动中谨慎观察调整。如果中美能抓住机遇，作出正确的选择，则能避免两国在中东进入矛盾、冲突不断的危机管控模式；如果中美错过未来机会之窗，则会在中东倒向全面竞争。目前，“印太”、欧洲地区已经进入中美战略竞争模式，中东何去何从，或许对拉美、非洲有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