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拜登访问中东期间，曾经三次提出“美国不允许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填补真空”。似乎中国正在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的烈度加剧、范围扩大，“中美中东大博弈”的观点一时也甚嚣尘上，拜登的言行无疑又给这种观点增添了新证据。所谓“中美中东大博弈”看似是中美全球竞争的自然延伸，但现实却不是那么简单。

在中美竞争的大环境中，中东是受影响最小的地区。近年来在中东能看到美国对抗中国的言行，但远远不及在欧洲、亚太甚至非洲、拉美地区。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1年初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中国未来十年可能在东南亚、东北亚、俄罗斯、欧洲、日本、印度、非洲、拉美等地区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唯独没有提及中东。中美在中东没有实质性利害冲突，相反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中东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美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非常少，双方没有太多交集。2019年美国每天进口原油680万桶，中东占87万桶，仅具象征性意义。2019年美国在中东的直接投资存量866亿美元，占其全球存量（5.95万亿美元）1.5%；同中东的贸易额1574亿美元，占其全球外贸3.7%。其中，美国与以色列贸易额490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280亿美元，均占美国中东贸易、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排除以色列，中东仅占美国外贸2.6%、投资0.098%。从经济角度看，中东对美国的意义微不足道，几乎找不到学术文章、研究报告从经济视角论述美国的中东政策。正如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所言，中美在中东多数领域利益一致，若美国通过大国竞争视角看中国，会错失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

过去100年，全球性大国崛起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中东，因此不少人相信，中国也不例外。但仅仅是历史推理、理论假设，并没有现实支撑。现实中，极少有美国人认为中国会在中东直接挑战美国，而认为中国的行为客观上会腐蚀美国主导下的政治经济秩序。在金融领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均为经济援助设定前提条件；中国主导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投资银行、新丝路基金，均明确表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货币领域，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国同中东国家的双边投资协议、上海黄金交易市场、上海石油交易市场均使用人民币，冲击美元霸权。贸易领域，针对“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建立了新的贸易、投资纠纷解决机制，削弱了世界贸易组织体系。政治领域，中国为中东国家提供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可能威胁西方的价值体系。外交领域，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处处以美国为“参照物”，“以美国利益为代价”。但是，这些零星的冲击不会动摇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除一些技术因素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模式在中东对美国形成挑战。

在没有看到显著的现实威胁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构建全面针对中国的中东战略。如果美国选择在中东遏制中国，就不可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相反需要加大对中东的投入，对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迄今为止美国在中东对中国的遏制、反击、抱怨是局部、零星、情绪性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竞争战略。“收缩”是过去10年美国中东战略的主旋律，遏制中国仅仅是杂音、噪音或跑调。美国对中国中东行为的“担忧”是理论、推测、想象和夸大的，虽然不排除未来会演变成系统性战略，但回归理性的可能性也真实存在。

对中国而言，中美全球对抗不符合中国利益，中美在中东对抗同样不符合中国利益，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全面优势更突出。防止中美在中东对抗，符合双方的利益。因此，中国必须避免同美国短近相接、正面冲突，也要努力化解“大国博弈”的喧嚣。中国既没有实力与资源，也没有意愿在中东挑战美国，更不会推翻美国治下的秩序。如果未来中东出现中美对抗，必然是美国的主动选择，而非中国。美国“华盛顿近东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辛格就说，是否与中国在中东展开竞争，选择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里。

回溯历史，1949～1970年间中美在中东是对立关系，1970～1990年间是零星协作关系，1990～2020年间是平行关系。平行关系时代，中美不对抗、不合作。未来，中美关系最大的可能性是摇摆在对抗与平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