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未能把阿拉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直到冷战结束，中国才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交。此后，中阿多边合作机制开始起步、发展，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建立，2010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宣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海湾战争后阿拉伯世界进入碎片化分裂时期，2011年中东剧变后甚至进入“颗粒化”时代，阿盟作为单一国际行为体的能力大大受损。在阿拉伯世界碎片化时代，中阿多边合作机制逆势而上。未来，中阿多边合作机制需要进一步明确定位、功能，在整合现有机制的基础上提高效率。

关 键 词：中国外交  阿拉伯世界  中阿合作论坛

2018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在中国召开，这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之一。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建立以来，阿拉伯社会、中阿关系均发生巨大变化，回顾中阿关系的历程，审视阿盟作为单一国际行为体的特征，对于中阿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既必要又迫切。①长期以来，中国习惯称阿拉伯国家为：阿拉伯世界、阿拉伯社会、阿拉伯兄弟，潜意识中视阿拉伯世界为一个整体，心理上期望阿拉伯团结，这也是中阿多边合作机制存在的基础。在中阿多边合作机制的起步期，中国心理上对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同阿拉伯的现实并不完全吻合，事实与想象共同推动着多边机制成型、发展，既有经验亦有教训。未来，中阿多边关系将迈向成长期，需要摆脱历史羁绊，挤出想象成分，正视、回归现实，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一、四分五裂的阿拉伯世界

要准确定位中阿合作论坛的地位、功能，必须先把握阿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特征、实力和发展方向。整体而言，阿盟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代表性组织和一个国际行为体，影响力呈现持续衰退之势，以至于现在人们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阿拉伯世界”这个概念。②1954-1970年，纳赛尔主义主导阿盟时期，阿盟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颗耀眼明星，成为全球反殖民主义、不结盟运动的一根重要支柱。1970-1979年，沙特利用伊斯兰主义和石油两大手段主导阿盟，1973年的石油禁运对国际体系造成重大冲击。此后，阿盟从全球舞台上消失，渐渐演变为中东的一个地区行为体，在遏制伊朗、调停阿以冲突等议题上发挥辅助性功能。2011年中东巨变以来，阿拉伯世界内部碎片化加速，整体影响力下沉，连在本地区发挥辅助性功能也很困难了，其地区政治行为体的地位也处在危险之中。

因为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相似，地理上毗邻，阿拉伯人普遍有一种文化、心理上的亲近感。现代阿拉伯主义或阿拉伯身份认同起源于20世纪初的“青年土耳其”运动，“突厥化运动”使阿拉伯人产生了身份危机，反而激发出阿拉伯人的国族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利用阿拉伯国族主义发动“阿拉伯大起义”，以对抗德国、奥斯曼帝国。然而，战后英国却没有给予阿拉伯国族地位，而是与法国达成“塞克斯-皮科协定”，把阿拉伯分成若干小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再度利用阿拉伯国族主义对抗德国，支持阿拉伯国家于1945年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由于外部力量干预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阿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国际组织。1950年，在美国、英国支持下，约旦国王突然出兵占领约旦河西岸，阿盟虽然强烈反对，却无所作为，信誉首次遭受重挫，似乎预示了其黯淡的前景。

冷战期间，受全球对抗影响，阿拉伯国家之间出现缩小版的“阿拉伯冷战”(the Arab Cold War)，埃及为首的共和制国家，支持阿拉伯国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在国际上往往同苏联站在一起；以沙特为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政治上保守，经济上支持资本主义，且多为“地租型”国家，在国际上往往同美国站在一起。这条政治分界线从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革命”开始，直至冷战结束才终止，严重打击阿拉伯团结。③同时，在共和制国家之间，泛阿拉伯主义同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构成另一条分裂线，成为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相互冲突的主要根源，这条线上的斗争到70年代随着泛阿拉伯主义的终结而结束。

因为内部严重分裂，阿盟从来没有形成过真正的统一和团结，但是面临重大共同威胁时，也能够开展一定程度的安全合作，体现出单一国际行为体的基本特征。1967年以色列在阿以战争中大获全胜，分别占领约旦、埃及和叙利亚的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戈兰高地，阿拉伯国家的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同年8月，阿盟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峰会，宣布著名的“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谈判、不承认以色列、不给予以色列和平。“阿拉伯冷战”当事双方埃及与沙特在苏联、也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暂时妥协，形成对付以色列的统一战线。随后，在1973年战争中，叙利亚、埃及冲在前线战斗，沙特在后方发动对美国的石油制裁，创造了阿拉伯合作的巅峰之作。1979年埃及违反喀土穆峰会精神，单独同以色列媾和，被阿盟开除，阿盟总部也从开罗迁往突尼斯，第一次阿拉伯合作崩盘。同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政治伊斯兰威胁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安全，阿拉伯合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特别是伊朗与伊拉克开战后，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站在伊拉克一边，在8年战争中向伊拉克提供各种援助，在战争后期连叙利亚也站在了阿拉伯一边。

1990年是阿拉伯世界的转折年，开启了阿拉伯碎片化时代。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沙特邀请美国军队入驻本国，这两件出人意料的事件彻底撕裂了阿拉伯世界。当年8月阿盟召开紧急会议，20个国家出席，只有12个国家同意谴责伊拉克。沙特邀请美国驻军，更是激起利比亚、叙利亚等反美国家的强烈谴责。从此，阿拉伯层面上的安全合作已经不再可能，阿拉伯合作从实质性军事安全领域转向仅具象征性意义的外交方向，阿盟成为谴责以色列、伊朗的一个政治平台。1993年、1994年、1995年，巴勒斯坦、约旦、毛里塔尼亚先后承认以色列，1996年卡塔尔、阿曼同以色列建立贸易关系。在此背景下，2002年阿盟提出解决阿以问题的“阿拉伯倡议”，这是迄今为止阿盟最重要的外交举措。

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碎片化加剧，内部秩序瓦解。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出现内部分裂的风险，国内冲突长期无法解决，不仅无法参与阿拉伯世界公共事务，自身反而成为其他国家争夺影响力的竞技场。埃及的地区影响力大不如前，东部受西奈半岛恐怖主义威胁，西部受利比亚动荡冲击，自身安全难保。近期美国媒体报道，埃及依靠以色列空中力量打击西奈半岛的恐怖主义。同黎凡特、北非地区相比，海湾国家内部相对稳定，但是低油价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冲击。对阿拉伯世界而言，目前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

阿拉伯世界的内部脆弱引来外部威胁和干预，使阿拉伯世界的安全面临重大挑战。政治伊斯兰、“伊斯兰国”、伊朗、以色列、土耳其、美国、俄罗斯等内外势力纷纷介入阿拉伯事务，非国家行为体、非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进入新阶段。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威胁，理论上这可以成为第三次阿拉伯合作的良好机遇。现实是，由于威胁太多、太散，阿拉伯国家太虚弱、太脆弱，这些威胁反而加剧了阿拉伯世界分裂。埃及视政治伊斯兰为最大威胁，其对巴勒斯坦、叙利亚、利比亚、土耳其、卡塔尔政策都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制定的，因而同沙特、约旦、卡塔尔等国家产生分歧。沙特视伊朗为最大敌人，所有政策都围绕遏制伊朗展开，引发阿拉伯内部分裂。2017年6月，沙特、阿联酋与卡塔尔断交，逼迫阿拉伯国家选边站。在海合会内部，阿曼、卡塔尔反对孤立伊朗，阿联酋、巴林支持沙特，科威特骑墙。伊朗问题分裂了海合会，分裂了阿拉伯。为遏制伊朗，在美国的支持下，沙特、阿联酋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越来越公开化，不断有媒体报道以色列同阿联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伊朗为目标的“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轴心”似乎并非空穴来风。2017年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阿盟反应软弱无力，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近年来，国际上针对以色列定居点的经济制裁风生水起，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经济制裁却在不断松动。根据1948年阿盟制定的制裁以色列经济的措施，所有阿拉伯国家应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经济制裁。现在，埃及、巴勒斯坦、约旦已经同以色列建交，不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也不搞经济制裁；海合会六国只实施部分制裁措施，黎巴嫩、叙利亚则实施全部制裁条款。以色列问题让阿拉伯更加分裂，不仅是亲以国家和反以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有政府与穆斯林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阿拉伯世界不仅在碎片化，可能正在颗粒化。

在外部威胁林立、内部脆弱性加剧、传统阿拉伯大国衰落的背景下，沙特试图借阿盟这个平台，树立自己地区领袖的地位。2011年以来，在沙特的操纵下阿盟一度非常活跃，似有起死生回生之迹象。阿盟曾先后开除利比亚、叙利亚，组建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联盟，同联合国一起介入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危机。特别是，2015年3月29日阿盟第26届峰会宣布，组建一支4万人的阿拉伯联军，被称为“阿拉伯北约”。然而，事实证明复兴阿拉伯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存在，阿拉伯联军只是说说而已，阿盟对地区危机的调停只是走走过场，在危机中既没有共同的阿拉伯立场、阿拉伯方案，也没有阿拉伯力量。在叙利亚，主导局势的是联合国、俄罗斯、美国；在利比亚，联合国、意大利、法国主导和谈；在也门，海合会、联合国出面调停。

一个国际行为体的生存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定程度的内部秩序、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敌人)和组织机构，三者之间互相作用，共同影响国际行为体的权力和效率，也决定着国际行为体的生死命运。笼统而言，这三个条件阿盟都具备，阿盟是阿拉伯的代表机构，沙特、埃及的大国地位支撑着阿拉伯的内部秩序，阿拉伯复兴、遏制伊朗和以色列、反对域外力量干涉构成阿拉伯共同利益。然而，最近30年来阿盟在三个方面的活力、凝聚力都在流失，其国际影响力日渐式微。目前，只有中国、俄罗斯两个国家有驻阿盟总部大使，也体现出阿盟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并不突出。2015年阿盟峰会上，一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感叹，阿拉伯语可能是阿拉伯国家唯一的共同点了。④

二、中阿合作从双边到多边的历史

近百年来，英、法、美、苏等国家长期争夺、分化阿拉伯国家，中国则视阿拉伯国家为“中间地带”，担心其他大国利用阿拉伯国家为跳板威胁中国安全，因而呼吁、渴望阿拉伯国家团结。但是，这只是一种期望、想象和幻觉。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也没有受到这种想象的影响，外交实践中未把阿拉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是集中关注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国从1956年至1990年整整用了34年才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充分体现出阿拉伯国家不是一个整体，中阿关系并非始终如一，更不是一帆风顺。

由于阿拉伯国家地理上远离中国，同中国没有直接利益关联，中国长期以来主要从国际大战略的视角看待阿拉伯国家，对阿政策取决于中国的外交大战略。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利益是，“防止敌对大国控制中东，避免对中国构成间接军事威胁。”⑤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视世界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采取“一边倒”对外政策，中东则是两大阵营争夺的“中间地带”。当时，阿拉伯国家几乎全是在西方控制下的王权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承认新中国，反而是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8月20日，阿盟政治委员会还通过承认台湾的决议。1950-1955年期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基本上没有联系，五年间双方贸易总量只有170万美元。⑥然而，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因朝鲜问题谴责中国，9个国家弃权，包括埃及、沙特、叙利亚、也门4个阿拉伯国家，让中国看到了阿拉伯地区的希望。1952年埃及发生“自由军官革命”后，一些革命后或新独立的国家采取亲苏联政策，为新中国争取外交承认提供了机遇。1956年埃及、叙利亚、也门先后承认中国，1958年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伊拉克承认中国，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处境大为改善。

1958年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国外交政策转变为“两只拳头打人”，既反美也反苏。阿拉伯共和制国家跟不上中国反苏的步伐，双边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埃及公然支持苏联、印度，1959年中埃关系恶化公开化，国庆十周年中国驻埃及使馆准备了丰盛的招待会，埃及没有任何高级官员出席。此后，中国的外交重心曾暂时从埃及转向伊拉克，1967年阿以战争后伊拉克也倒向苏联。在此期间，中国开始支持阿拉伯国内的武装斗争。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1965年中国同意其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将5月15日确定为巴勒斯坦日，支持巴解组织的武装解放斗争。1965年阿曼“佐法尔解放阵线”开展反政府武装斗争，中国同年邀请“佐法尔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北京，向其提供援助。从1967年开始，中国反对关于阿以问题的一切政治解决方案，包括1967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的242决议、1970年8月的罗杰斯方案、1970年和1973年的埃以停火，认为这是美苏妥协的产物。为了同美苏竞争，中国当时向阿拉伯国家投入大量资源。1962年中国在本国经济最困难时期，赠送阿尔及利亚9000吨小麦、3000吨钢板、21吨药品，第二年又提供5000万美元贷款。⑦1964年中东占中国全部对外援助的比例高达32%。⑧1971年中美关系缓和，中国外交政策转变为“一条线”，联美反苏，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同年科威特、黎巴嫩同中国建交。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毛里塔尼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索马里、苏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科威特、埃及、摩洛哥等13国投赞成票，沙特投反对票，巴林、约旦、黎巴嫩、卡塔尔四国投弃权票，阿曼未投票，阿联酋、科摩罗、吉布提尚未独立。可见，当时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国家也只占据半壁江山。

1990年冷战结束后，中美苏大三角结构消失，中国开始执行真正的独立自主外交，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不干涉内政，中国对阿拉伯的政策首次着眼于双边关系本身，较少受国际大格局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交，开始视阿盟为一股整体力量，在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各大力量之间保持平衡、友好关系。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从双边渠道向多边渠道拓展，阿盟作为阿拉伯的代表进入中国外交视野。

1993年5月，阿盟秘书长马吉德正式访华，8月阿盟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96年5月，江泽民主席访问阿盟总部，题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友谊万古长青”。1998年，阿盟首次通过全面发展对华关系的决议。2001年，中国成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1999年马吉德秘书长提出“中阿论坛”的设想。2001年9月，“第五届中国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举办了“中国与阿拉伯双向投资研讨会”。2002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阿盟就“中阿合作论坛”交换了意见。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阿盟总部，会见穆萨秘书长及22个阿盟成员国代表，双方共同宣布“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同年9月李肇星外长出席在开罗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中阿合作论坛”正式启动。2005年9月8日，阿盟外长理事会上通过了接受中国向阿盟派驻全权代表的决议。

2010年第四届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发布《天津宣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中阿集体合作进入全新阶段。目前，中国同8个阿拉伯国家建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合作关系，同海合会建立“中海战略对话机制”。中阿多边机制成为中阿双方讨论重大问题、宣示重要政策的舞台。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阿盟总部时宣布，中阿将共建总额达550亿美元的基金，支持中阿产能合作。迄今为止，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阿共同举办了七届部长级会议、十四次高官会、六届中阿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五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三届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两届中国艺术节、三届阿拉伯艺术节、四届中阿友好大会、七届中阿关系暨文明对话研讨会、三届中阿经贸合作暨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等机制性活动。

三、中阿多边合作机制的新定位

中阿多边合作机制历经14个春秋，成绩斐然，促进了中阿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提升了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成为中阿集体政治对话的重要平台。但是，中阿多边合作在实践中也暴露明显缺陷。14年来论坛、大会无数，却没有形成跨国界的、实质性的经济、安全合作成果，这本应是多边合作的重头戏。到目前为止，中阿之间成功的经济、安全合作项目都发生在双边之间。如果仅仅是双边合作，根本就不需要多边机制，多边机制需要解决超越双边的问题。回顾中阿多边合的历史可以发现，中阿多边机制大发展的时期，正是阿拉伯碎片化加剧时期，两种趋势明显脱节。阿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内部分裂，能力减弱，根本没有能力承载中阿多边合作的重担。根据当前阿拉伯世界的特征、中阿关系的现状，应当进一步明确中阿多边合作机制的定位、功能，多边合作应聚焦于政治、文化领域，而中阿实质性经济、安全合作应回归双边机制。双边机制仍然是中阿关系的主渠道。

阿拉伯经济一体化水平低，内部贸易、投资量少质次，跨国性经济发展规划非常少，没有能力主导区域经济合作。一方面，阿拉伯国家间经济差异性大、互补性差，经济一体化动力不足。尽管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被视为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但是各国经济差异特别大。在2014年全球化指数排名中，阿联酋(第13位)、卡塔尔(第24位)、巴林(第8位)的经济全球化水平非常高，索马里(第191位)、科摩罗(第183位)、苏丹(第180位)排名则全球垫底。⑨同样，在全球创新指数、全球竞争力、经济自由度、营商环境排名中，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名列前茅，基本在前20名左右，埃及等国家则在100名之后，也门、索马里更在180名左右。2014年海合会国家的海外净资产预估为2.27万亿美元，经常账户盈余3000亿美元，而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摩洛哥等国的海外净资产为负467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259亿美元。⑩尽管经济水平差异大，但富国与穷国之间工业、农业生产水平接近，缺乏互补性。22个国家中，8个国家石油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超过75%，阿尔及利亚(98.3%)、伊拉克(98.8%)、科威特(91.6%)、利比亚(94%)、阿曼(76.6%)、卡塔尔(92.2%)、沙特(84.1%)、也门(89.1%)，这些国家需要进口工业制成品。同时，8个阿拉伯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超过总出口的25%，科摩罗(64.9%)、吉布提(33.4%)、埃及(41.9%)、约旦(68.7%)、黎巴嫩(53.5%)、摩洛哥(63%)、叙利亚(28.1%)、突尼斯(73.9%)，这些国家出口制成品。(11)但是，工业品出口国的生产水平非常有限，根本不能满足石油富国的进口需求，进口国家还是从区域外进口大量产品。另一方面，阿盟从来不是一个有效的地区经济组织。1990年前阿盟主要从事反以色列、反伊朗的军事安全事业；1990年后阿盟主要在外交领域发声，经济合作提不上议事日程。70多年来，阿盟只做成过一件跨国大型经济项目，就是“阿拉伯天然气管道”(The Arab Gas Pipeline)。该项目连接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的天然气管道，全长1200公里，2010年完工。然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埃及西奈半岛恐怖袭击不断，叙利亚陷入内战，天然气管道时断时开，基本处于停摆状态。1997年在阿盟倡议下，阿拉伯国家建立“大阿拉伯自贸区”(Greater Arab Free Trade Area，GAFTA)，吸纳18个成员国，2005年正式投入运营，能涵盖96%的阿拉伯国家内部贸易，95%的对外贸易。但是，自贸区水平非常低，2017年阿拉伯国家之间内部贸易仅占全部贸易的10.8%，(12)而东盟为25%，欧盟达65%。阿拉伯国家内部相互投资量也少，且分布不均，65%以上的内部直接投资流向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三个国家。(13)直到今天，阿拉伯国家也没有建成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税同盟。

应该看到，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大市场，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前景广阔。阿拉伯人口3.7亿，面积1300万平方公里，GDP约3.5万亿美元。近年来，中阿贸易增长快速，总额从2000年的152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2521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比重从2.2%增长到5.8%。(14)目前，中国是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阿拉伯国家是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地，第八大贸易伙伴。但是，中阿经济合作的数量比较大，质量却有待提高。2003-2013年间，阿拉伯对华直接投资占中国吸收外资的比重从0.17%增长到0.27%。2015年阿拉伯国家在华投资规模累计额仅31亿美元，在阿拉伯国家对外投资中占比非常低，2016年阿拉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3534亿美元。2015年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额刚突破100亿美元，这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也微不足道，2016年阿拉伯国接受外资存量高达8170亿美元。(15)可见，中阿双方直接投资量很少，经济关系主要是粗放式的数量扩张，双方均没有实质性参与到对方价值生产链中，属于初级经济合作关系。中国从阿拉伯进口产品的80%是石油及相关产品，阿拉伯国家则从中国进口电子、机械、消费品等产品。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争取中阿贸易额从2013年的24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增至6000亿美元，中国对阿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从2013年的1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增至600亿美元以上。(16)然而现实情况却是，2016年中国与阿拉伯贸易额为1711亿美元，2017年为1886亿美元；2016年中国对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1亿美元，2017年为26亿美元；2016年阿拉伯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更是只有6700万美元。(17)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中阿关系距离习主席的期望相差甚远。

可见，中阿经济关系既没有发挥应有的潜力，也没有达到各方的期望，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从路径方面看，多边机制不具有优势，应当着重加强双边机制。近年来，阿拉伯经济不是向一体化、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向碎片化、颗粒化方向发展，不可能视其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在中国-阿盟层面上，从来没有达成重大多边经济合作成果。即便在多边机制下形成的双边经济合作项目，最终落实效果也不理想。截至2017年9月，在中阿论坛框架下，中阿举办三届经贸论坛，签约项目累计合同额达6255.5亿元。仅2015年第二届中阿博览会就签约241个项目，投资金额1830.4亿元人民币。(18)尽管很难追踪这些合同的落实情况，但是从宏观角度看，近年来中阿年度双边直接投资额仅有20亿美左右，这些动辄投资上百亿美元的合同根本不可能实现。在海合会层面上，中国-海合会自贸区经过14年谈判后也无果而终。从2004年起，中国与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开始，由于海合会各成员国内部分歧，谈判进展缓慢。2016年习主席访问中东后，中海双方商定年内达成自贸区协定。然而，2016年第九轮谈判未获突破，原定2017年3月前举行的第十轮谈判也未召开。2017年6月沙特、阿联酋、巴林与卡塔尔断交，海合会自身陷入半瘫痪状态，自贸区谈判不再具有可行性。在多边机制陷入停顿、困境的情况下，中阿经济合作急需在双边领域深化精耕细作，合作路径要从“点对面”调整至“点对点”。目前中国与沙特、埃及、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之间都建立了双边的高级别委员会，由双方政府高级官员直接主管。在市场经济机制还不成熟的阿拉伯国家，此类综合性、高级别委员会效率特别高，应当多用、用好。

同时，中阿多边机制在政治、文化领域仍然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在政治领域，中阿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反对西方干预别国内政，都主张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在大多数国际政治议题上拥有相似立场。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伙伴。(19)面对双方共同关心的政治议题，中国同22个阿拉伯国家分别磋商费时费力，也不易形成共识，多边机制恰恰能发挥关键作用。2016年5月在关于南海问题的国际斗争中，中国借助中阿多边机制，争取到22个阿拉伯国家公开支持中国立场，及时、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外交斗争。在巴勒斯坦问题、叙利亚危机、伊拉克领土完整等中东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有自己的声音，阿拉伯国家则是直接当事方，双方可以通过中阿多边机制集体协商，在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

中阿多边机制也是文化相通的好平台，对中阿关系尤其重要。中阿关系源远流长，2000多年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把中阿两大民族连接在一起。但是，中阿交往一直断断续续。伊斯兰教扩张和蒙古西征期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互动最为频繁。奥斯曼帝国建立后，阿拉伯国家与中东实际上成为中国同西方交往的障碍，从15～19世纪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往非常少，只有少数商人、朝觐者敢于冒险进入这一区域。20世纪初期在英帝国的统治下，中东、中亚、南亚和中国之间的通道得以恢复，但是中国自身处于内乱时期，对中东地区完全没有兴趣，“伊斯兰成为当时中国与中东交往的唯一中介”。(20)可见，500多年以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没有深入、密切的交流，双方在文化上、心理上的隔阂、陌生、疏远感可想而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与中东的交往主要集中在政治、政府领域，民间文化、教育交流非常有限。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主要开放对象是西方国家。阿拉伯现代化100年，主要交往对象也是西方。中阿全方位的、密切的、深入的交往是最近20年的事情，可以说中阿大规模经济、人员互动是在没有打好文化基础的时候骤然开始的，这一课必须补上。今天，阿拉伯国家与西方政治上对立，但是双方在文化、语言、宗教方面的相互了解比较深入。随着中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增多，文化短板很快就会显现出来。目前，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形象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可能出现“未强先招恨”的现象。根据2016年“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民调，75%的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政策持负面态度，紧随美国之后的俄罗斯为66%，法国57%，中国43%，土耳其34%。(21)可见，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形象已经出现问题，应当引起重视。2014年习主席在中阿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上宣布，“今后3年，我们将为阿拉伯国家再培训6000名各类人才，同阿方分享发展、减贫等方面经验，交流中方的先进适用技术。未来10年，我们将组织10000名中阿艺术家互访交流，推动并支持200家中阿文化机构开展对口合作，邀请并支持500名阿拉伯文化艺术人才来华研修。”(22)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是分裂的、碎片的，难以作为一个集体打交道，但恰恰在语言文化上是一个共同体，非常有利于多边合作机制的运作。

近20年来，多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新的增长点，中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中东欧、阿拉伯地区的多边合作成果丰硕。相比之下，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多边外交成效不如其他机制。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中东欧“16+1”领导人会晤、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峰会均已实现元首或政府首脑级峰会，而中阿合作论坛还是部长级级别，且合作成果、国际影响力明显弱于其他多边机制。中阿合作论坛定位不明确，机制庞杂、复叠，制约着论坛的进一步升级优化。目前，论坛功能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领域，机制包括文明对话(外交部牵头)、企业家大会(贸促会)、能源合作论坛(国家能源局)、新闻合作论坛(国务院新闻办)、友好大会(友协)、互办艺术节(文化部)等六大机制，以及博览会、广播电视、卫生合作、北斗卫星四个合作分论坛。2018年中阿论坛部长级会议将在中国召开，中阿双方应当以此为契机，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明确定位，优化机制，才能确保中阿合作能上新台阶。

①这里的阿拉伯国家指阿盟22个成员国：阿尔及利亚、巴林、科摩罗、吉布提、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索马里、苏丹、叙利亚、突尼斯、阿联酋、也门。

②Asher Susser,"The Decline of the Arabs",Middle East Quarterly,Fall 2003,pp.3-15.

③Malcolm H.Kerr,The Arab Cold War:Gamal Abd al-Nassir and His Rival,1958-1970,3rd e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④"What is the Point of Arab League?" The Economist,April 29,2016.

⑤Yitzhak Shichor,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55.

⑥Mohamed Huwaidin,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London:RoutedgeCurzon,2002,pp.99-100.

⑦Lillian Craig Harris,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 CO Ltd Publishers,London,1993,p.108.

⑧Charles Wolf,Jr.,Xiao Wang and Eric Warner,China's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Sponsored Investment Activities:Scale,Content,Destinations,and Implications,Rand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2013,pp.25-35.

⑨"Globalization Index Ranks",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上网时间：2018年2月12日)

⑩Adam Hanieh,"Fundamental Rifts:Power,Wealth and Inequality in the Arab World",February 28,2015,Middle East Monitor,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50228-fundamental-rifts-power-wealth-and-inequality-in-the-arab-world/.(上网时间：2018年2月12日)

(11)R.Gouvea and G.Vora,"The Arab League:Export Earning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https://doi.org/10.4236/me.2017.84045.(上网时间：2018年2月12日)

(12)Ahmed Ghoneim,"Revisiting Economic and Trade and Trade Integration:New Prospects For Reaping Untapped Potential",http://www.arac-accreditation.org/uploads/6444-ARAC%20Brochure_Eng.pdf.(上网时间：2018年2月12日)

(13)R.Gouveaand G.Vora "The Arab League:Export Earning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https://doi.org/10.4236/me.2017.84045.(上网时间：2018年2月12日)

(14)房丽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发展现状及挑战”，《对外贸易实务》，2016年，第10期，第23-24页。

(15)房丽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发展现状及挑战”，《对外贸易实务》，2016年，第10期，第24页；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pp.222-228.

(16)“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n100/2017/0407/c27-8.html.(上网时间：2018年2月20日)

(17)商务部西亚非洲司：“2016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统计数据”，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703/20170302540290.shtml;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https://www.aei.org/chinaGglobalGinvestmentGtracker/.(上网时间：2018年2月20日)

(18)“商务部召开‘2017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专题发布会”,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h/diaocd/201706/20170602585479.shtml.(上网时间：2018年2月23日)

(19)“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13/c_1117766388.htm.(上网时间：2018年2月8日)

(20)Lillian Craig Harris,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 CO Ltd Publishers,London,1993,p.59.

(21)"2016 Arab Opinion Index:Executive Summary",http://www.arabcenterc.org/wp-content/upload/2017/04/2016-Arab-Opinion-Index-Executive-Summary-for-web.pdf.(上网时间：2018年1月10日)

(22)“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n100/2017/0407/c27-8.html.(上网时间：2018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