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奠定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开辟了中欧直接交流的新路径。这一历史进程在时间上跨越明中期至清中期，恰逢明清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新航路的开辟对明清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来自“新世界”的物种、产品和知识成为了小说的描写对象；小说中所反映的经济生活、贸易活动和货币金融等因素表明中国已不自觉地成为了第一个全球化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观念等在新输入产品和贸易活动的影响下受到欧洲文明的浸润，封闭的传统涉外认知体系出现一些缺口。明清小说的涉外认知并非仅仅是东方主义式的对“他者”刻意的贬低塑造。新航路开辟后至鸦片战争之前，面对来自西方的新物质文明及其背后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思想观念，中国人秉持的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开放心态，呈现出某种“文明互鉴”的特质。
关 键 词：新航路开辟 现代世界体系 明清小说 涉外认知 文明互鉴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既以描写人物为中心，也是作者个人生活和所体验的社会历史变迁的反映。文学既摹仿、再现现实又置换、变异现实，它在重复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重构它，打造新的奇异复杂的虚拟现实①。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最繁荣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逢现代世界体系肇兴，新航路的开辟则是其中最关键的推动力量。明清小说中虽然缺乏对该历史进程的直接描写，但其影响和后果却以多种方式映像其中。
中国古代小说的涉外认知问题是重要的文学命题，已有研究者从多角度进行了一定探讨。王昊梳理了古代小说中的域外题材，认为它反映了中国人探索、了解世界的历史进程②。蒋逸征分析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认为“外国人”形象在历代小说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反映了中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③。廖凯军研究了明代游记、戏曲和小说中的海外国家形象，认为某些形象是“中华中心主义”影响下的“故意误读”④。刘勇强分析了明清小说涉外描写和异国想象的文学和现实基础，认为这些描写和想象反映了明清小说作者通过塑造“他者”来凸显“夷夏之辨”，强化建立在优越感基础之上的身份认同⑤。这些研究以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文本中的涉外认知为主，较少将其纳入世界历史的关键进程加以分析；更多地聚焦于“中国人眼中的世界”，较少探讨外部世界和关键历史进程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本文拟以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为历史背景，分析这一现代世界体系塑形的关键历史进程对同时期明清小说创作的影响。新航路开辟，又称地理大发现，指15—17世纪欧洲人通过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线，“发现”了美洲和其他世界各地他们以前未知的地区。这既是地理学上的重大突破，又通过远洋航海在全球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构建起第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贸易网络。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货物、物种、人员和文化的交流大大增加，欧洲也通过发展殖民主义、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迅速崛起。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恰逢中国明清时期，中国和欧洲国家间直接的交流互动迅速增加，而不再像以往一样通过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波斯或阿拉伯商人作为交流的中介。地理大发现为彼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产品、物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塑造中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诸多因素逐渐浸润到中国社会中，虽然是以极其缓慢而不易察觉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与经新航路来到东方的欧洲人进行互动，中国也成为了这个塑造中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虽然是以不自觉的方式。总而言之，中国与形成中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互动在鸦片战争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这些互动关系清楚地反映在同一时期的明清小说当中，而明清小说的创作从背景、素材、所呈现的生活方式和所映射的思想观念都受到了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一、“美丽新世界”：新航路开辟在明清小说中呈现的物质因素
新航路开辟的最重大的成果是新世界即美洲的发现。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小说当中虽然没有对美洲的描述，但发现“新世界”的影响却清晰地反映在了其中，这也证明了明清小说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有文学的基础，也有文化的渊源，当然还有史实与现实的依据⑥。
新航路的开辟和发现“新世界”的最直观的物质性影响是新旧世界物种的交流，特别是美洲物种开始迅速传入欧亚大陆。虽然彼时的中国人对于作为地理概念的“新世界”一无所知，但来自“新世界”的作物却通过欧洲人的贸易等活动很快地传入了中国，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在明清小说当中有明确的体现，如辣椒。《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贾母向她介绍王熙凤时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⑦这个情节说明贾母对来自美洲的物种辣椒很熟悉，知道它的味道是“辣”的，用它来形容王熙凤的泼辣性格最恰当不过。另外，“破落户”者，“泼辣货”也，连字音也扣得上。然而贾母强调说“南省”才有这种东西，也客观地反映了辣椒传入中国后是自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渐扩散种植的。1493年，从美洲回航的哥伦布船队首次把辣椒带到旧大陆。但直到近百年后的1591年，辣椒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明代戏曲家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提及“番椒”，称其“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⑧。可见辣椒最早是作为一种观赏植物，而非食物，所以高濂才将其归入草花一类，称其“可观”。直到清嘉庆年间(1796-1820)，湖南、四川两地才开始普遍食用辣椒⑨。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雍正、乾隆年间)辣椒还没有成为食物，这在《红楼梦》中也可以得到佐证。虽然贾母提及辣椒并知道其味辣，《红楼梦》书中描写了多种多样的菜色和食品，却无一款辣味食物。不仅如此，在全部明清小说当中，也几乎见不到辣椒作食物的例子。
另外一种来自新大陆作物的南瓜却很快进入了中国的食谱。《红楼梦》中多处提及“倭瓜”(即南瓜)。第三十九回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带了一些乡村土特产，其中就有倭瓜。第四十回大观园饮酒行令时刘姥姥又说“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由此可知彼时南瓜已经成为农村普遍食用的菜蔬，甚至因为太过于普通，贵族家庭日常并不怎么食用。因此当贾母感谢刘姥姥馈赠时，她才说“这是野意儿，不过吃个新鲜”。在《镜花缘》第十二回“双宰辅畅谈俗弊 两书生敬服良箴”⑩中，也提到了南瓜。君子国的两位宰相与唐敖和多九公相谈甚欢，临别时赠送了许多点心、果品，并赏众水手倭瓜十担、燕窝十担。文中还叙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情节：
众水手把倭瓜、燕窝搬到后梢，到晚吃饭，煮了许多倭瓜燕窝汤。都欢喜道：“我们向日只听人说燕窝贵重，却未吃过。今日倭瓜叨了燕窝的光，口味自然另有不同。连日辛辛苦苦，开开胃口，也是好的。”彼此用箸，都把燕窝夹一整瓢，放在嘴里嚼了一嚼，不觉皱眉道：“好奇怪！为何这样好东西，到了我们嘴里把味都走了！”内中有几个咂嘴道：“这明明是粉条子，怎么把他混充燕窝？我们被他骗了！”及至把饭吃完，倭瓜早已干干净净，还剩许多燕窝。
这一情节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南瓜在《镜花缘》成书之时的嘉庆二十二年(1817)已成为中国普通民众常见的食物；二是作者李汝珍知道燕窝产自东南亚，虽然其在中国是贵重食材，但在产地却并不为人所重。这也表明了《镜花缘》所写各种玄幻国度也并非完全凭空幻想。这与他生活的海州板浦在明清时代是重要的海上贸易枢纽有关系，作者也曾随从舅父在海船上贸易，经常接触到从事海外贸易的人(11)，而海州板浦海外贸易的进口货源地自然是当时已经被葡萄牙和荷兰人控制的马六甲等东南亚地区，这从《镜花缘》对文若虚所乘商船航海路线的描述中也可见一斑。
明清小说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来自新世界的特殊作物——烟草。烟草大约于明代嘉靖末至万历初经菲律宾传入我国南方福建等地，不过烟草最早是作为药物传入中国的，被译为“淡巴孤”的烟草甚至被称作“返魂香”。最早记载烟草的明代医学书籍《本草汇言》称：(烟草是)“通利九窍之药也。……此药气甚辛烈，得火燃取烟气吸入喉中，大能御霜露风雨之寒，避山蛊鬼邪之气。”(12)后来烟草逐渐向全国扩散种植，而吸烟也慢慢成为了中国人的普遍嗜好。这从《红楼梦》两次提及烟草的情形可得旁证。第五十二回述及晴雯感冒，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嗅些痛打几个嚏喷，就通了关窍。”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递与宝玉。……(晴雯)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怎样，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囟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好爽快！拿纸来。”此处显然是把鼻烟当做治疗感冒鼻塞的药来使用。而第一零一回又再次提到了烟草。薛宝钗嫁给贾宝玉后，王熙凤去看二人，见宝钗在梳头，宝玉则歪在炕上呆看。王熙凤便忍不住打趣——“成日家一块子在屋里还看不够？也不怕丫头们笑话。”说着，哧的一笑，又瞅着他咂嘴儿。对凤姐的打趣，丢玉后有些痴呆的宝玉还不理会，却把个宝钗直臊的满脸飞红，……只得搭讪着自己递了一袋烟。凤姐儿笑着站起来接了，道：“二妹妹，你别管我们的事，你快穿衣服罢。”宝钗递过来的是“一袋烟”，这就纯粹是嗜好了，而更妙的是凤姐非常自然地接了过去！前八十回有诸多姊妹妯娌话家常、男人应酬交际的情节，却没有一处这样的场景描写。这也足以说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肯定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二、“旋转木马”(13)：经济生活、贸易体系和货币金融
新航路的开辟和新世界的发现，从根本上重塑了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由此形成了第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全球贸易网络。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说人们对这种历史性的变迁基本上是蒙昧无知的，正史文献也缺乏系统的记载，但作为对现实进行“再创造”的明清小说却可以曲折但真实地隐现出这一历史性变革的轮廓。
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欧洲殖民国家的崛起，逐渐形成了一条从欧洲开始，绕过非洲好望角，经由印度达至东南亚的贸易线路。随着欧洲国家殖民活动的不断推进，传统的以阿拉伯商人为主体的传统海上丝绸之路被取代了，甚至亚洲内部的贸易也被欧洲商人所掌握。其中葡萄牙人的贸易是典型：葡萄牙人的贸易大帆船装载着来自欧洲的佛兰芒钟(14)、葡萄酒和来自美洲的银币等货物，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其在印度的贸易据点果阿，再购买印度棉布和锡兰(斯里兰卡)的香料、宝石等，又于4、5月份出发至马六甲，卖掉棉布等货物，再购入胡椒、丁香、肉豆蔻、苏木、沉香等香料。然后再到澳门，用香料换取中国的丝绸。次年6—8月，乘西南季风前往日本，以丝贸银。10—11月初乘东北季风返航澳门，在澳门滞留数月满载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返航欧洲。如此几番转手贸易可获利十多倍。
因此，当时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前往东南亚的欧洲商人。虽然清中期之前的明清小说对欧洲商人的直接描写并不多，但新的贸易体系和产品对明清小说的影响十分明显，有时甚至直接成为小说情节的一部分。《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即是以明代繁盛的海外私商贸易作为主要背景展开的。其中写到了一个吉零国，据《明史》卷三二五记载正德六年(1511)巴喇西遣使入贡，因“去中国绝远”，舟行四年半，遭风飘至西澜海，又漂流八日至“吉零国”，后经秘得、暹逻等陆地，又“附番舶入广东，得达阙下”，贡玻璃盏等(15)。考以史实，1500年葡萄牙“发现”巴西，1511年占领马六甲。从《明史》所记的时间和所经过地方推测，这很可能是一艘先往巴西后经印度南部到达东南亚、最后赴中国的商船。因此称《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所叙吉零国“未必符合实情”(16)，显然也失之武断。
《红楼梦》中似乎也有关于“吉零国”的线索。第十六回述宝玉将北静王所赠鹡鸰香串，转赠黛玉，结果被黛玉嫌弃拒绝。论者认为这里的“鹡鸰”二字源出《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借“鹡鸰”比喻兄弟。甚至认为作者有意借此讽刺曹氏先人兄弟失和。但在展现宝黛情愫和黛玉孤洁个性的情节里“讽刺曹氏先人兄弟失和”(17)，实在过于突兀！联系上述时代背景，此处“鹡鸰”当为“吉零”，“吉零香”就是来自吉零国的香料，从可做手串来看应是一种名贵的沉香。其实在第十五回中“鹡鸰”又作“苓”，可见作者仅取其音。考之以史实，吉零即吉令(Klang)的别译，《郑和航海图》称作“吉令港”，乃今马来半岛西岸吉令河口的巴生港，其地距马六甲不远(18)。
通过新航路的开辟和日益繁盛的中欧贸易，明末清初大量来自欧洲的新式手工业产品输入中国。这一情况在《红楼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贾府的日常生活中，来自西方的产品遍及衣、食、住、用、娱、药等方方面面。衣物方面，贾府的太太小姐们大量使用来自欧洲的衣料，如羽缎、洋绉、哆罗呢等；食的方面有洋糖、西洋葡萄酒、玫瑰香露、木樨香露等；住的方面有大穿衣镜、西洋女童画、玻璃炕屏；用的方面有怀表、自鸣钟、乌银洋錾自斟壶、十锦珐琅杯、西洋布手巾、眼镜、望远镜等；娱乐方面则有西洋自行船、自行人；药物方面除了当作药用的鼻烟外，还有“西洋贴头痛的膏子药”“依弗哪”。前述这些产品都是中国本国无法制造的，无疑主要是通过新航路开辟后的中欧贸易和朝贡来到中国。
新航路开辟后，亚洲、欧洲和新发现的美洲通过大三角贸易连为一体。这些贸易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物种和产品，还改变了中国的货币金融模式。明中期以后，中国的货币逐渐转为以白银为主。这一点在正式文献中的记载并不明确，却可以通过明清小说得到有力的证明。《金瓶梅》就充分展现了白银货币化的情形(19)。
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中国明清时代的国际贸易伙伴国在结算时主要使用银币。明代王临亨在《粤剑编》中称，“西番银，范如钱形，有细纹在两面”(20)。《清朝文献通考》也记载：“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其银皆范为钱式，来自西南二洋，……凡荷兰、佛朗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元计。”(21)由于各国在不同时期铸造的银币质量参差不齐，出现了银币面值和实际分量之间的差别。这点在《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有所反映。文中称吉零国：“以银为钱，上有文采，有龙凤文的，最贵重；其次人物；又次禽兽；又次树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22)文实卖橘只收面值低而“分两不异”的水草纹银币，因此获得额外利润。彼时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国铸造的贸易银币也有类似面值和分量错配的情形。以16—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常见的西班牙“十字”银币、“地球双柱”银币(又称“花边银币”)和荷兰“马剑”银币为例，前两者均重约27克左右，而后者则重达32.6克。若面值相仿，显然贸易时商人更愿意接受后者而给付前者。17至18世纪，“马剑”币大量输入中国，但因其重量大，熔化后重铸成27克银币有利可图，所以大部分被重铸了。值得一提的是，洞庭红卖完后，“文若虚见人散了，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有八钱七分多重。”(23)而按照清制“马剑币”合库平八钱六分七厘(24)，与“水草钱”几乎无差。由此可见凌濛初对“水草钱”的描述并非闭门造车式的随意空想，以“马剑币”为原型的可能性很大。事实上凌濛初与福建人士交游甚多，如曾任福建副使的姻亲潘曾纮和曾同在上海为官的福建漳浦人士李瑞和，而凌本人也曾游历福建(25)。明末福建漳州月港“海舶鳞集，商贾咸聚”，是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和彼时中国海外贸易的枢纽，凌濛初亲赴其地考察几乎是必然的，这些经历遂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来源。
总之，虽然明中期之后的中国对“天朝”之外国际格局的变迁并不了解，但新航路的开辟和中欧直接贸易的开展，客观上使中国成为了塑造中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尤其是海外贸易丰厚的利润也部分改变了中国东南部分地区的生产方式，丝绸、瓷器、茶叶、药材等大宗外贸产品的生产呈现出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化特点。中国的金融货币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白银货币化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这些在明清小说当中都有清晰的反映。
三、超越“想象的异邦”：从生活方式到世界观念
小说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和再创造。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和异国想象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26)。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的后果对明清小说的异国想象产生了重要影响。有论者认为由于明清小说对异国的认识是片面的，因此也是虚幻的，当时的中国人对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外部世界的认识是蒙昧无知的。但从新航路开辟对明清小说的影响来说，这种逻辑失之简单。
明中期以前来自西洋的物品多得于郑和下西洋的贸易(27)。新航路的开辟和中欧贸易则带来了更为丰富的来自欧洲的新奇产品，这些洋玩意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审美需要，也部分改变了当时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例如钟表的传入迅速改变了中国上层社会的计时方式。钟表是《红楼梦》中占最多数的外国用具，并且有大量的细节描写。钟表这种精确计时工具使人们可以更加精准地安排工作和生活。第十四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先严规矩，称“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钟表，不论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28)。第四十五回宝玉探病黛玉，呆得晚了，黛玉请他回去：“宝玉听了，回手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29)无论是凤姐以钟表时刻作为管理的规范，还是宝玉随手摸出一只金怀表查看时间，这些描写都显得十分自然，并无唐突之感。这说明钟表已经成为当时贵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用钟表进行精确计时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此，随新航路开辟而泊来的西方机械钟表及其塑造的生活方式就不再是文化“他者”，而成为了文化“自我”的一部分(30)。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红楼梦》中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玻璃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历史上中国人一直以来使用的都是铜镜。玻璃镜在明中期新航路开辟以后随中欧贸易和传教士来华传入中国，因其既清晰又轻便等优点，此后便迅速流行开来，铜镜开始逐渐销声匿迹。《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因醉酒误闯进宝玉的卧室：“刚从屏后得了一门转去，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刘姥姥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见这园里花好，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他亲家也不答。便心下忽然想起：‘常听大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呢罢。’说毕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镜子嵌在中间。”(31)而且镜后还有机括消息，后面就是门。这说明此等玻璃穿衣镜虽然在当时的农村不常见，但在上层家庭中却成为了生活起居的必需品。作者花了如此多笔墨去描写一面镜子，除了推动情节发展之外，也说明西洋玻璃镜是当时值得称道的稀贵之物，同时也反映了“镜子文化”在社会上日益传布的情形。
此外，明清小说中也出现了使用洋药治病、饮用西洋葡萄酒等因新航路开辟而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红楼梦》第五十二回晴雯感冒头疼，宝玉请人找凤姐要了“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依弗哪”给晴雯贴。值得一提的是宝玉之所以用西洋药给晴雯治病，是因为服了两和汤药不见效，遂嗅鼻烟，“果觉通快”，因此宝玉才说“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更兼“依弗哪”是凤姐“常用的”。可见贾府人对西药的疗效是十分认可的，对采用西洋药的治疗方式也是接受的。
实际上西方现代医学萌芽正当明清之际的17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药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为社会上层阶级所接受。作为旁证，一个广为人知的史实是康熙皇帝用产自南美秘鲁的金鸡拏(金鸡纳，即奎宁)治好了疟疾。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患疟疾，“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只得向康熙帝乞赐“圣药”。康熙帝不仅派人星夜送药，还御批了详细的服用方法。可惜的是此药未到，曹寅已逝。虽然如此，此等皇恩曹雪芹必是有所耳闻的。当然，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西洋药虽然效验，但实不易得，这也是西药虽然为当时的上层社会所认可，却无法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的原因，故而在晚清以前的明清小说中，涉及西洋药的情节并不多见(32)。尽管如此，宝玉等人自然地利用“依弗哪”治病，说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他者的器物或文化深入到自我的生活，他者就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成为新的自我。
明末清初是全球大变革的时期，中国也经历了明清鼎革，虽然社会变迁没有欧洲那样深刻而广泛，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世界变革的影响。新航路的开辟不仅带来了新物种、产品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还改变着明清之际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一直以来中国人的自然观是所谓“天圆地方”的“地球中心说”，新航路开辟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不断增多，“太阳中心说”也开始传入中国。如《蟑史》卷六起首两句诗就写到：三百六十之旬，地球独转。“旬”者“循”也，此处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循环往复，是由于地球自身在围绕太阳转动。这说明作者屠绅已经完全知晓地球是圆的，并且“年”这一时间概念是地球绕日公转的结果。由此可见清中期以前就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了解并接受了随新航路开辟而来的西方新的自然观和世界观。我们也可以说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天下”观开始出现某些“缺口”。屠绅能有此见识，显然与其自嘉庆元年至六年(1796-1802)任职广州通判有直接关系。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皇帝谕准开海贸易，在广州设立了粤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为抵制“洋船北上，移市入浙”，限定广州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唯一口岸，这一政策沿续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才开始“五口通商”。所以屠绅能够较早接触并接受西方的自然观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说清中期的小说作者不仅能接受西方的历法、纪年等，还能深明其理，那么清初的小说作者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王士禛《池北偶谈》称：“饿罗斯(俄罗斯)国以顺治十七年遣使入贡，不知正朔，自称一千一百六十三年。”这说明王士禛对于西元纪年并不知晓其因，“不知正朔”四字更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暗指俄罗斯是不奉华夏天朝正朔的蛮夷之邦。在这里，正朔不仅是历法，更是文明的标杆，夷夏的分野。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清初到清中期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然观和世界观的变迁，是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与中国交往日益深入的现实写照。
当然，文化和伦理意义上的世界观的变化缓慢和困难得多，因而鸦片战争之前明清小说的涉外描写和异国想象，绝大多数都带有强烈的夷夏之辨的色彩，在文化心理上有一种“中华上邦”的虚妄与骄狂(33)，但从明清小说中可以读出，随着中欧交流的日益频繁，来自欧洲的新生活方式、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已经开始向知识分子阶层浸润。当然，知识分子真正以自觉的心态“睁眼看世界”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新航路的开辟奠定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块基石，它不仅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架起了直接沟通的桥梁，也开辟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互鉴的新途径。新航路的开辟和明清小说的繁荣发展在时间上高度重合。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具体的环境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新航路开辟带来了殊方绝域的新奇物品，还在不断塑造着至少是部分上层社会中国人才能享受的新生活方式，来自西方的认知和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浸润到这些人的思想中，缓慢而深刻地积累并酝酿着巨大的社会裂变。这些变化在明清小说中都有清晰的呈现。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解释范式，近代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明采取的是被动而二元对立的“冲击一反应”模式(34)，但从明清时期小说描写中所表现出来的清中期以前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开放和接纳态度来看，这种解释模式存在的局限性是明显的。
另一方面，有种观点认为，明清小说在进行涉外描述和异邦想象时，为了凸显“自我”的文化优越地位，而有意“塑造一个与自身对立并低于自身的文化形象，来确定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并认同自身”。这种说法即使不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失之片面。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面对新航路开辟后来自西方的新物质文明及其背后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思想观念，中国人秉持的还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开放心态。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被不同于其文化笼罩下的其他文明观察着、碰撞着，中国人开始从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眼光里清醒过来，开始反过来用其他远道而来的国家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外交流(35)。换句话说，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并非完全是“一种经过文化过滤或文化误读之后的扭曲变形的形象”(36)。中国和西方对立的真正根源是随新航路开辟而来的欧洲殖民主义，这在晚清小说当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从国际体系演变的角度来说，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还反映出：面对新航路开辟后形成的第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中国并非完全是被动卷入的，而是通过产业比较优势成为了这个全球经济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明清小说中丰富的海外贸易情节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也由此说明了现代世界体系并非是由欧洲向欧洲以外地区单向扩展的，而是不同文明互动建构进程的结果。如弗兰克所说，只有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普遍的、全球的、“如其实际”的世界历史，才能更好地解释现代世界的形成(37)。
①肖锦龙：《补充、隐喻、重复——解构视野中的文学和现实关系》，《文艺理论批评》2008年第2期。
②王昊：《中国域外题材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9年。
③(35)蒋逸征：《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4年，第3、126页。
④(36)廖凯军：《明代游记、戏曲与小说中的海外国家形象》(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第45、45页。
⑤⑥(16)(26)(33)刘勇强：《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第134、133、135、134、136页。
⑦(28)(29)(31)[清]曹雪芹著，俞平伯校，启功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8、140、491、445页。
⑧[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六，雅尚斋明万历刻本。
⑨关于辣椒在中国的传播可参见蒋慕东、王思明《辣椒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
⑩[清]李汝珍著，张友鹤校注：《镜花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1页。
(11)陈松喜：《一部反映清代海外贸易信息的佳作——〈镜花缘〉》，《图书馆论坛》2004年第4期。
(12)[明]倪朱谟编著：《本草汇言》，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13)(37)[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345页。
(14)弗兰芒在今天比利时、荷兰南部和法国北部一带。
(15)[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第3548页。
(17)[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十六回，页下注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04页。
(18)林梅村：《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0页。
(19)郑铁生：《〈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
(20)[明]王临亨：《粤剑编》卷之三《志外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9页。
(21)[清]官修《清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考”乾隆十年条，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第257页。
(22)(23)[明]凌濛初著，章培恒整理，王古鲁注释：《拍案惊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10页。
(24)高炳文：《漳州发现的“番银”考析》，《福建文博》2013年第1期。
(25)徐永斌：《凌濛初考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27)扬之水：《物色：金瓶梅读“物”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0—42页。
(30)[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63页。
(32)方豪：《红楼梦西洋名物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34)[美]费正清、邓嗣禹：《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