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朱云汉教授在IPP国际会议上的主题演讲。

我们研究中了解到，很多民众通常会把民主理解为下面四种不同的内涵：一种内涵是把它看成一套程序、一套规范，像普选、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另外一种是理解成自由权，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还有不少民众会把民主理解成社会公平，达到社会公平的目标或者状态；也有很多民众会把民主理解成良好治理。那么具体来讲我们怎么去测量？

我们用一个比较复杂的题组，每一个题组里面都有四个陈述，每一个陈述都相对应我刚才说的四个面相里面其中一个面相，然后我们问受访者：在你心目中下面的四个陈述，哪一个是民主里面最重要的内涵？

以题组一为例，我们给他四个选项：一是政府能减少贫富差距（社会公平），二是人们可以通过公平的选举自由选出政府领导人（程序），三是政府不会浪费公款（良好治理），四是人民可以自由地表达对政治的看法（自由），正好对应的是四个不同的面相。总共有四个题组，都是类似的设计：

题组二的四个选项是：一、人大（立法机构）可以有效监督政府（程序）；二、每个人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衣食住行都得到保障（社会公平）；三、人民可以自由组织政治团体（自由）；四、政府为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良好治理）。

题组三的四个选项是：一、政府能有效执法维护社会秩序（良好治理）；二、媒体可以自由批评政府（自由）；三、政府能让老百姓人人有工作（社会公平）；四、政府由多个政党通过选举公平竞争选出（程序）。

题组四中的四个选项：一、人民可自由参与抗议和示威活动（自由）；二、政治清廉而没有贪污腐败（良好治理）；三、如果政府侵害人民的权利，法院可以替人民主持公道（程序）；四、失业人员能从政府得到救济（社会公平）。

然后我们把资料做了一个压缩的处理，把每一个国家的分布情况简单地用下图这样一个或然率的方法表现出来。那么我们来看，在东亚地区大部分民众怎么去理解民主呢？相对来说，很少民众把它理解成一套程序、一套选举参与或制衡的程序。不少民众把民主理解成自由，但是更多的民众把它理解成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这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来看大陆地区有35%的概率一般民众会把民主理解成社会公平；也有30%会理解成良好治理；把民主理解成程序或自由的加起来只有35%。这个发现很有趣，它跟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高低没有关系。比如说日本、新加坡都有同样的趋势。在新加坡民众把民主理解成程序和自由的，合起来只有约30%，但把它理解为良好治理却有36%。

也就是说，很多亚洲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是一种非常实质性的理解，就是民主带给我什么，而不是说民主提供怎么样的保障或者机会，这是东亚一般民众的政治观念，跟专家学者对民主的定义有很大的落差，学者都是以程序的角度去界定什么是民主。

此外，比较有趣的是，你也可以说一般属于儒家社会的，或有儒家文化背景的社会，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越南，似乎理解民主时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的比例都非常高，所以这应该不是一个偶然，因为这些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别很大，非常落后的是越南，非常先进的是新加坡和日本，有些有民主化经验，有些没有民主化经验，但都不约而同有这样一个分布趋势，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但这里面只有一个是比较特殊的，即菲律宾，它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受到美国文化影响非常深厚，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在菲律宾至少一半的民众把民主理解为程序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我想再强调一点，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现象不仅跟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的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不会说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多人把民主理解成程序和自由，而且我可以说它跟年龄的关系也不是那么明显，即使在日本，1980年以后出生的，即千禧世代的年轻人，其以公平和治理来理解民主的概率也非常高。不过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趋势，以程序来理解什么是民主在年轻人中的比例要比刚才我们看到的全国的平均数要高，并且有一个增长的趋势。但是整体来讲，还是以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来理解民主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包括千禧世代。

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这些一般被西方媒体或者学者归纳成不民主的政体，包括一党威权体制、选举威权体制会得到比较高的合法性。一方面，其实这些政体未必在他们民众心目中是不民主的。因为民众对民主有不同的期待，而且这种期待从某种角度来看，它其实跟儒家社会所讲的什么是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内涵是可以高度呼应的。也许它有它的一种文化的背景，也可以说民众对民主的认知很贴近它的传统观念，而且传统的政治理念是强调民享而非民治，而良好的治理包含了政治亲民、能够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以及保障公平。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亚民众对民主有这样一种认知，不能说没有文化的基础。从经验上来看，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也请民众对于当前自己国家的经济情况做一个评估，然后我们把这个评估统计出来做一个平均数来分析。我们来看下图就很清楚。

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或者这几年的经济发展，评价平均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都在上图的右上方，比较差的在左下方，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它们正好在我们所衡量的政体合法性上也是偏低的，虽然这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完美的线性关系，但可以看出来经济发展的好坏绝对会影响到政体合法性的高低。

儒家民本思想比西方代议民主理论更具普遍性

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般在社会科学中叫做多变项的因果分析。在这个因果分析里，我们试图把两个不同规范的理论传统对照起来分析，一个是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传统，它会强调一个政体必须具备哪些要素、哪些特征才有可能得到比较高的合法性呢？它会把普选、多党竞争、言论重要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另外一个是亚洲自己文化脉络里的儒家民本思想，它会强调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包括哪些因素呢？它会强调经济繁荣、民生的基本需求得到保障、弱势群体得到公平对待、政府廉洁、官员能够获得信赖、民众需求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这些都是非常实质的，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实际能得到的结果。而西方自由传统里面，政体合法性必要的要素包括自由权保障、选举问责、权力制衡、政府公开透明、法治原则、政党公平竞争、公民参政能力等。

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当然我们这个模型比较复杂，除了刚才这些变项以外，我们还控制了政治文化的变项，以及一般的经济社会背景的变项，作一个比较完整的多因素的统计分析。（见下图。）简单来说，两个圈代表这个变项解释力很高，一个圈代表有解释力，一字线代表没有解释力。

如果我们把东亚国家分成两个群体，一个叫儒家社会，一个叫非儒家社会，可以看到凡是我们刚才所列举的在儒家民本思想里面强调的这些要素，在支持一个政治体制合法性里面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它会影响到政体在合法性会不会得到比较高的评价。即使在非儒家社会它的解释力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观点，即什么是普世性，永远需要在经验上做严格验证。从某些角度来说，其实儒家传统所强调的良好政体的一些要素和条件，可能在很多社会都是会被重视的，只是从来没有被好好验证。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希望用这个理论架构同样去分析亚洲以外的国家，包括欧美的国家，这样我们才知道到底它只是一个适用于亚洲的某一种文化脉络的合法性的基础，还是说它有一定的普世性，而且它的普世性可能不比我们以前认为主流的自由民主的理论更低，我觉得这是政治学将来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为何代议民主体制无法支撑合法性

最后我要谈一下为何在亚洲有不少代议民主，它似乎在我们所做的指标里没有办法得到非常高的认可？我认为原因有几项。

首先亚洲民众心目中的民主一定要有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的内涵，如果这个体制形式上是民主，但是达不到这两个标准，第一未必会被认为是充分民主的，也未必会被拥护。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政治体制必须实现民享，单单有民治是不够的，民治不一定会带来民享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尤其在亚洲，因为很多实行民主体制的国家已经经过好几轮的轮替，一开始新型民主，人们可能会说需要慢慢调整，上轨道，但是如果民主化20多年、30多年之后，像菲律宾，不管从社会公平还是有效治理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结果，那么要维持很高的政体合法性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经过几轮政权轮替之后，民众对民治必然带来民享的乐观期待开始破灭。

此外，今天的世界比较复杂，过去我们都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提供最好的一种标准，可以作为最好的范式，但是现在看起来全世界范围里所有的西方民主、代议民主实际上都面临不同的危机和挑战，因此21世纪是要探讨新的治理模式和政治体制根本改革的很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新的变化出现，不仅内部出现了很多政治僵局和两极化，以及民粹主义兴起的挑战，而且外部有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压力。

总而言之，今天已经有很多有反省能力的思想家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包括福山在新书（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他深刻担忧美国的体制衰败。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对美国体制富豪政治的倾向非常批判。我们可以这么说，今天来看西方体制的确已经面临很多新的难题，包括刚才讲的富豪政治，以及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vetocracy)，政治僵局反复出现，很难引导这个社会在重大问题上很快得到明确的解决方案。

另外我们有很多新的体制是值得尝试的，比如何包钢教授在审议民主方面做了非常多有意义的一些实验，实际上在网络时代有各种不同的民主创新的可能性。我觉得当代的政治体制已经演变到了一个要产生蜕变的阶段，尤其在合法性问题非常突出的时代，这个探索非常重要，我以此期勉大家加入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