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数字化转型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各种各样新的机遇，以及由此培育的经济发展新赛道，对于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需要高度重视。围绕新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我谈下面三点看法。
一、要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数字经济，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首先，数字经济是现代化国家的产业基础。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在前沿技术与前沿产业的世界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今世界正面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赛道之一，也将传导、引领多个新赛道。我国必须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才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伟业。
其次，从参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关乎国运、决定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在传统产业领域，虽然中国的产业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和先进国家相比，在前沿技术、产品质量等方面仍有差距，追赶起来并不容易。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催生很多新的发展机遇，把握好这些机遇，在数字经济领域后来居上，将有助于稳固提升整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最后，数字经济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必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数字经济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活动，与许多传统技术不同，数字技术具有高渗透性。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但将促进数字经济本身的发展，也将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把握利用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把握利用好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战略机遇，就可能真正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对于中国来说，发展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数字技术突飞猛进、不断迭代，给我国带来新的战略机遇。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技术迭代快、投入大，增加了后发追赶的难度，但也正是因为技术进步快，为追赶者开辟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半导体产业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日本超越美国，美国为打压日本发起了半导体贸易战。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抓住机遇占领了存储芯片和先进制程逻辑芯片加工的前沿。芯片产业国际格局变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是有成功实现追赶的机会的。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制定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不断优化监管环境，充分发挥我国在市场规模、基础产业等各方面的优势，促进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在5G等移动通信领域走在世界领先位置，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领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庞大产业，培育成长出一批有相当规模的平台企业，为我国未来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把握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战略机遇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国家对我国数字经济进行恶意打压，我国在相关领域与先进技术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美方不仅单边对我芯片产业进行极限打压，还极力联合其盟友对我国芯片产业进行遏制，这对我国芯片、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但是，对于外部打压带来的挑战，一定要用辩证思维来看待，外部打压让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先进技术是买不来的，更加坚定了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决心，反而可能促进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这对我们正确看待机遇与挑战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化危为机。
三、要进一步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
首先，要加强对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努力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数字经济有其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尽管近年来各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很快，但从理论高度、理论深度来准确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规律，还存在普遍不足和滞后。比如，我们提出“数据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这个认识是深刻的，但是这个新的要素和传统的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有所不同。其区别在于，传统要素具有独占性；数据要素可以同时被调用，不具有独占性。又如，传统产业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但规模经济有其边界，由此决定了企业的规模；但数字经济中很多平台企业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企业规模就可以进一步放大。可以看到，无论在要素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数字经济都有其新的特点。
在宏观层面同样如此。过去，每一轮新的技术革命、产业变革都会带来全球经济的繁荣，驱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是今天，数字经济突飞猛进，全球经济增长速度2008年以来却持续低迷。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金融危机迄今已过去十几年，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低迷，可见除了金融危机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在于，数字经济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而不是规模的扩张。比如数字经济范围之内的共享经济，共享单车企业大规模采购自行车，这是经济发展中的增量。但是这些自行车投放到市场后，替代了家庭购买。家庭购买自行车，平均每天使用1.5-2小时，而共享单车平均每天能够使用5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总体上看，共享单车提高了自行车的使用效率，但是按传统的GDP统计，未必是扩张，自行车产量还因此减少。
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在很多领域都会带来资源的节约以及效率效益的提升，这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追求的，但是用传统的统计口径很难体现。近年来，很多国家的统计部门在合作探讨如何准确地进行数字经济的统计，国内也有一些机构在做有关工作，但目前对于数字经济的统计方法和口径国际国内均未统一。
统计方法的背后，是从宏观层面上应当如何认识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变化的问题。只有准确认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才能最终回答这些问题。
其次，要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在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来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甚至一个企业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战略引领而盲目发展，往往会出很多问题。我们在早些年曾提出，数字经济包括两大领域，一是数字产业化，即狭义的数字经济；二是以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从创新角度说，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商业模式创新。
数字经济领域不同的具体产业，也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比如芯片的发展和系统软件的发展、平台企业的发展，其规律也有所不同。所以要特别要强调“因赛道制宜”，把握数字经济领域不同产业的发展规律，明确其发展战略，找准发展路径的突破口。
从空间看，不同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各有优势，国家层面的战略到了地方，还需要结合地方特色，制定不同地方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要避免一刀切，形成各具优势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
最后，还需要加强数字经济监管体制创新研究。从政府和市场关系角度来说，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在战略引领、政策支持以及监管方面要遵循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和政府相互作用、相互配合，中国的数字经济才能形成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很多重大问题，从国家整体战略、产业发展路径，到具体政策、支持措施、监管办法等，都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管用的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隆国强在“促进数实融合发展 培育数字产业集群”交流研讨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