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五帝三王秦汉之事，延绵两千多年。作者称春秋以前为“上古”，战国至秦，为“近古”。春秋之世，已在司马迁出生数百年前，殷、夏、五帝之事，更在一二千年之前，且相关文献传世极少，出土文献对考证、补充、校勘《史记》，都非常重要。当然，对出土文献也不能一概盲从。

一

学术界曾对夏、殷、周的历史产生过怀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之风盛行，有人认为东周以上的历史都不可信，胡适提出“先把古代史缩短二三千年”（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甲骨文、金文的大量出现，证实了《史记》相关记载的可靠性。罗振玉利用甲骨文的资料，于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撰《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据《山海经》《竹书纪年》，将王亥定为殷之先公，并认为王亥与《世本》之“胲”、《帝系》之“核”、《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氷”、《殷本纪》《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为同一人。此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作《王亥》《续王亥》，并据此强调了卜辞对研究古史的重要性。王国维又先后在卜辞中发现“王恒”等名，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以传世文献与甲骨卜辞细加比勘，整理出殷代先公先王的清晰世系，并且对《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载商先王君数、世数细加按核，认为《殷本纪》所载商三十帝（除大丁为三十帝），共十七世，最为接近史实。《殷本纪》载汤为主癸子（《卜辞》同。以下括注省去“卜辞”及书名号）、太丁为汤子（“大丁”同）、太甲为太丁子（大丁子，同）、太庚为沃丁弟（大甲子，合）、太戊为雍己弟（大戊，大庚子，合）、中丁为太戊子（大戊同）、祖乙为河亶甲子（中丁子，异）、祖辛为祖乙子（同）、祖丁为祖辛子（同）、阳甲为祖丁子（同）、盘庚为阳甲弟（同）、小辛为盘庚弟（同）、小乙为小辛弟（同）、武丁为小乙子（同）、祖庚为武丁子（同）、祖甲为祖庚弟（同）、庚丁为廩辛弟（祖甲子，合）、武乙为庚丁子（同）。《殷本纪》以祖乙为河亶甲子，而据《卜辞》，河亶甲当为中丁（河亶甲兄）子，王国维云：“此片中有中丁而无河亶甲，则祖乙自当为中丁子，《史记》盖误也。”（《续考》，载《观堂集林》卷九）《殷本纪》云“《仲丁》书阙不具”，司马贞《索隐》：“盖太史公知旧有《仲丁》书，今已遗阙不具也。”《殷本纪》记载商先王及相关史实，与《卜辞》基本吻合，唯祖乙与河亶甲、中丁之关系有异，或是因“《仲丁》书阙不具”之故。而《殷本纪》载外丙、中壬、沃丁、小甲、雍己、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廩辛、太丁、帝乙、帝辛十余帝，均不见于《卜辞》，则证明《本纪》载殷代世系，当本于较《卜辞》更为系统之资料。

无独有偶。2013年1月，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出土大批文物，其中有《逨盘》，此盘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考（孝）王、夷王、剌（厉）王、宣王十二位周王的相关事实，结合其他出土文献，完全证实了《周本纪》有关年代世系的记载。

甲骨文和《逨盘》等出土文献（文物），可以确证《史记》关于殷代和西周历史的记载是有可靠依据的。《夏本纪》和各世家的资料，也与此相类似。陈直说：“（《殷本纪》）合于殷虚甲骨文者，有百分之七十，推之《夏本纪》，虽无实物可证，亦必然有其正确性。”又说“《楚世家》之楚侯逆、楚王，皆与传世铜器铭文相符合”，“寿县蔡侯墓近出铜器群，倘无《蔡世家》，则蔡侯后期世系，即无从参考”（《史记新证·自序》）。

二

出土文献可以补充史文，有裨考证。《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礼乐志》也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前人多以为至武帝始立乐府。据《史记·乐书》，则汉初即有乐府。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秦代错金甬钟一枚，钟柄有秦篆“乐府”二字。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乐府为少府属官，秦官，有三丞。《史记·乐书》说：“（高祖作《三侯之章》）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隶旧而已。”《汉书·礼乐志》云：“《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秦代甬钟的发现，为秦有“乐府”之铁证。汉承秦制，高、惠、文、景各朝从未中断，并非武帝时始立。

《楚世家》以“穴熊”“鬻熊”为二人。包山简和葛陵简，列楚之祖先，老童、祝融之后或为“媸酓（鬻熊）”，或为“穴酓（熊）”，学者以为当是一人。清华简《楚居》云：“穴畲迟徙于京宗，爰得妣……乃妻之，生侸叔、丽季。”李学勤说：“穴熊之下就是丽季，即《帝系》等的熊丽，证实了穴熊即鬻熊之说。”（《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魏世家》：“（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郪丘。”《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廪丘’，又作‘邢丘’。”梁玉绳认为《秦本纪》《范雎蔡泽列传》作“邢丘”同误，《六国年表》作“廪丘”尤误。洪颐煊认为当作“邢丘”。睡虎地秦简《编年纪》云“卌一年，攻邢丘”，则当以“邢丘”为是，“郪丘”“廪丘”皆误。

《史记》流传至今，已历两千余年，鲁鱼豕亥之误，在所难免。出土文献有助于校勘史文。

《秦本纪》：“是为宁公。”梁玉绳以为“宁公”当作“宪公”。《秦始皇本纪》《索隐》：“《本纪》宪公徙居平阳，葬西山。”1978年宝鸡太公庙出土秦公钟、秦公镈皆作“宪公”（《殷周金文集成》），知“宁公”为“宪公”之误。下文“宁公二年”“宁公生十岁立”及《正义》引《括地志》“宁公卒”皆当作“宪公”。

《秦始皇本纪》云“丞相隗林、王绾”。《颜氏家训·书证》云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处，其一曰“乃诏丞相状、绾”，“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丬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江苏省东海县出土秦铜量、甘肃省镇原县出土秦铜板诏皆云“乃诏丞相状、绾”。《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秦始皇禁湘山”诏云“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又云“臣状、臣绾请”，知《史记》“林”为“状”之误。

《惠景间侯者年表》“侯利仓元年”，《汉书》作“轪侯朱仓”。梁玉绳曰：“《汉表》作‘黎朱苍’，则此缺‘朱’字。盖侯姓黎，名朱苍也。”今本《汉书》作黎朱仓。陈直据长沙马王堆二号墓“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利仓”等三印，论定《史记》“利仓”姓名正确（《史记新证》）。《通志·氏族三》：“来氏，本作郲……《汉功臣表》轪侯来苍。”王叔岷认为“今本《汉表》作‘黎朱苍’，朱当是来之形误，盖一本作黎苍，一本作‘来苍’，传写因并窜入黎、来二字”（《史记斠证》卷十九）。

《货殖列传》云“醯酱千”，裘锡圭据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遣册“马酱一坑”“鲂一坑”“鰸一坑”“豉一坑”的记载，认为坑为器名，应读为“瓶”，“”为“坑（）”之误字（《裘锡圭学术文集》）。

三

出土文献因其保持了原始面貌，历来受到人们重视。但是，这并不代表出土文献一定优于传世文献。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曾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帛书共27章，其中有16章《史记》和《战国策》未载。根据帛书，苏秦、张仪二人是张在苏前，与传世文献正好相反。唐兰、马雍、杨宽诸先生分别发表文章，肯定帛书的记载，认为《苏秦列传》所载，“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其实，真正有误的不是《史记》，也不是《战国策》，而是《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刘向都认定苏秦在前、张仪在后。司马迁作出判断的依据，有《秦记》、诸侯史记、各种纵横家资料，许多都有时间顺序甚至编年；刘向校《战国策》时，苏秦、张仪二人著作俱在。而帛书中被认为是苏秦的资料，主名并不可信，而无主名的资料，多与苏秦无关。这些材料被误认为与苏秦有关，也有特殊的原因：苏秦之后，苏代、苏厉继起，他们兄弟三人都主张合纵；其活动地点都在燕、齐两国；而对于燕齐两国的态度，三人都更倾向于为燕谋齐。他们谋划的出发点高度相似，加上帛书多无主名，所以极其容易混淆。《史记》《国策》中也有类似的资料。《苏秦列传》赞语说：“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由此可见，司马迁见到的类似资料是很多的，他写这篇传记，也是要为苏秦辩诬。与帛书相似的资料，正是司马迁经过考辨认为不可信的部分。帛书的出土，不仅不足以否定《史记》的史料价值，反倒又一次证明了作者的判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因此，出土文献亦须甄别鉴定。

（作者：赵生群，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